国联防疫团的中国战“疫”
2020-06-28 17:08:24  来源： 民国大校场 文/海天片羽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外战“疫”专家团

　　经费现波折 磋商寻折衷

　　当国联防疫团“不避艰险”，逐渐打响中国战“疫”的时候，由国联拨付中国的战“疫”经费却出现了波折。

　　原来，根据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协议，双方的技术合作经费为每年45万瑞士法郎，由国联在其预算案内“另立专目，完全负担”。至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笔经费已“不敷应用”，遂由9月召开的国联第十九届大会决议增加至200万瑞士法郎，用以支付国联防疫团战“疫”专家和医护人员的薪金以及中国战“疫”急需的药械费用。但是，这项“有效援助中国”的“特殊办法”的有效期仅仅只有1年，即从1937年11月1日至1938年10月31日，“即为届满”。

　　而此时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由于缺乏足够的战“疫”力量，不得不面临着战争引发的天花、霍乱和鼠疫等疫病的极大威胁。因此，拥有专业战“疫”技术的国联防疫团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战“疫”力量不足的窘况。有鉴于此，经济部协同内政部卫生署致函外交部电请国联将中国战“疫”“特殊办法”先延长2个月至1938年底，然后再延长1年。

　　1938年9月，国联第二十届大会批准了中国的请求，但是却将拨付中国的战“疫”经费改订为150万瑞士法郎，其它技术合作经费改订为25万瑞士法郎，同时附加了中国必须将1938年应缴国联会费230多万瑞士法郎“全部付清”的条件。

　　1939年9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转告国联通过拨付中国150万瑞士法郎战“疫”经费等事宜致经济部快邮代电

　　中国政府得悉情况后，立即责成经济部致函外交部电商国联，恳请考虑中国因“抗战军兴”而导致的财政困难，能够少付或缓付乃至免付应缴国联会费。一时之间，双方函电交驰，再三磋商折衷方案。经过一番艰难的交涉，国联允许中国先付50万瑞士法郎，并可将其折合成中国法币存储在中央银行重庆分行，以国联防疫团的户名充作战“疫”专款。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爆发。处于战争旋涡的国联，处境日益艰难，拨付中国1940年的战“疫”经费急遽缩减为2.5万瑞士法郎，加上结余的其它技术合作经费3.17万瑞士法郎，总共只有5.67万瑞士法郎充作中国战“疫”经费，仅仅只能够维持国联防疫团3个月的日常开支。

　　防控组合拳 疫情初见效

　　自1938年初至1940年驰援中国战“疫”，国联防疫团在战“疫”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地“经营筹划”了中国抗战时期的战“疫”大考，在“有限的区域内采用了所有可能的方法”，直接为抗日军民提供了防疫服务。防疫团共分为西北、华中、华南等三个分团，分别以陕西省西安市、湖南省长沙市、广西省南宁市为中心开展战“疫”行动，后来又扩展到云南省昆明市和贵州省贵阳市等地。在各地因地制宜地打出了一套防控组合拳：

　　一是协助中国大后方各省建立战“疫”机构。如驻广西省南宁市的第三分团(即华南分团)和广西省合组战“疫”联合办事处，下辖2个红十字队、1个反流行病分团和1个试验所，此外还派驻数十名工作者到各卫生区从事战“疫”卫生。1938年9月，联合办事处协助广西省政府成立了省市县各级防疫委员会，负责设计、推行和指导防疫工作。

　　驻广西省南宁市的战“疫”联合办事处

　　二是筹集各种战“疫”物资。随同国联防疫团一起驰援中国的还有从欧洲各地筹集的价值130多万瑞士法郎的战“疫”物资。此后，防疫团又先后筹集到4辆重型卡车、7辆轻型卡车和4辆旅行车以及超过800万剂的进口疫苗和紧缺的防疫药械、血清等战“疫”物资。

　　三是宣传战“疫”防控常识。在广西，为了让军民了解各种疫病的性质、症状、病因、危害及防治方法，战“疫”联合办事处时常走上街头，深入农村，采用印制宣传册、张贴宣传画、组织宣传队、召开讨论会和报告会等方式，向军民开展战“疫”防控常识的宣传，号召大家行动起来，配合防控人员，共同防治疫病。

　　战“疫”宣传队

　　四是建立疫苗实验室，研制各种疫病疫苗。1938年，广西省战“疫”联合办事处组建疫苗实验室，一方面进行天花、霍乱和鼠疫等流行疫病的调查研究，一方面开展疫苗实验和培养。3月至9月，实验室共生产天花疫苗225250剂，霍乱疫苗338440剂，伤寒疫苗34580剂。

　　研制抗霍乱疫苗

　　五是接种疫苗，防治传染性疫病。1938年上半年，广西省战“疫”联合办事处在全省接种抗牛痘疫苗498616人。1939年6月至12月，云南省战“疫”联合办事处共治疗疟疾病人14342人，为57000人接种抗霍乱疫苗，为2054人接种抗鼠疫疫苗。在贵州省，战“疫”联合办事处为当地民众接种大量抗天花疫苗，控制住了疫病的流行。

　　接种疫苗的女护士

　　六是设立防控检查站，建立隔离医院。在广西省，战“疫”联合办事处在全县、梧州市、龙州县和南丹县等交通要道设立战“疫”检查站，负责检查外地旅客，并由卫生巡逻队和卫生警察进行防疫监督。同时，腾出乡村、民团等一切可用公房，或在各地荒郊搭盖简易帐篷，建造茅屋草舍，负责收容、隔离和医治霍乱患者。在云南省中缅交界的畹町镇设置战“疫”检查站，对穿越边境的车辆进行检查并对乘客进行免费接种抗鼠疫疫苗。在陕西省西安市建立了疫病病人隔离医院。

　　此外，各地战“疫”部门还通过整治环境卫生、讲究清洁饮水和食品安全、加强粪便管理等一系列战“疫”举措防控疫病的传播和流行。

　　专家“间谍”案 外交力斡旋

　　在国联防疫团协助中国处置战“疫”大考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防疫团战“疫”专家叶墨医生涉嫌“间谍”事件，使得中国与国联的防疫技术合作面临着不得不暂时中止的不利局面。

　　原来，驻陕西省西安市的国联防疫团第一分团(即西北分团)战“疫”专家叶墨医生携带照相机、望远镜等，与中国战“疫”专员施而铿于1938年8月在军事禁区襄城县调查疫情。此地山深林密，人迹罕至。叶墨医生不仅“登望险要军事据点”，而且拒绝听从施而铿的劝阻，沿途不断拍照，记录重要调查情形。他的这种“有越防疫范围”的反常行为引起了当地驻军的怀疑，迅速上报高层。在权衡战“疫”大考和军事泄密的轻重后，蒋介石密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悉数缴存”叶墨医生的照相机、照片底片和日记等物品，限其“即日离境”。不久，西安行营派人将施而铿押往武汉，并护送叶墨医生返回西安市静候调查，同时又派人关闭了驻西安市的战“疫”联合办事处，暂时中止了国联防疫团第一分团与中国的防疫技术合作。

　　不料，在得知叶墨医生涉嫌“间谍”事件后，国联立即电告中国外交部：此事异常严重，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防疫技术合作前景或将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正在协助中国战“疫”的防疫专家团也相继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并强烈要求释放战“疫”专家叶墨医生。面对如此局面，中国政府深感空前的外交压力。蒋介石一面指示经济部函商外交部全力与国联展开外交斡旋，要求战“疫”专家团恢复工作;一面下令西安行营立即释放叶墨医生，并向其当面道歉，发还其照相机、照片底片和日记等物品，同时“启封”了已经关闭的战“疫”联合办事处。经过中国政府积极的外交斡旋，国联电令防疫专家团重新恢复工作，继续“筹划”初见成效的中国战“疫”。

　　1940年夏，国联防疫团终因经费无着而撤出中国，在这短短的近三年时间里，通过卓有成效的战“疫”合作，国联防疫团指导中国各地建立了战“疫”机构，做出了“最大效率的出色的工作”，使得大后方的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6-28 17: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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