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
2021-03-18 16:57:12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9月，最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日本，为了转嫁空前的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困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的这次侵华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密切关注。各国人民竞相谴责日本的侵略战争，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但是各国政府基于各自的利益，则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图为1931年9月18日，日军对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并占领了沈阳，史称“九一八事变”。

　　图为日机在上海上空狂轰滥炸。

　　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侵华所采取的绥靖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道义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深表同情。”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切必要的帮助”。9月25日的《真理报》文章写道:“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11月5日，《真理报》又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日军侵占辽吉两省许多重要城镇，继续沿中东铁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铁路权利时，苏联在正当范围内不得不取防卫手段。”苏联的警告，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沿中东铁路北侵的计划。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人员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后，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后来，苏联政府又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特别是中苏复交，不仅具有双边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它标志着中苏关系进人了正常化的新阶段，为以后两国合作应对日本侵略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尤其是，中苏复交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多的时候实现的，这无疑是对日本政府的一个沉重打击，向日本发出了中苏两国有可能联合对付其野蛮扩张以捍卫远东和平的警告。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在中苏复交消息公布后立即发表的宣言中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与任何各国尤其比邻之国，均愿维持友好和平之关系，中俄边境相连为世界最长之一，现在彼此正式恢复使领关系，自为深满意之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也即时发表宣言:“毫无疑问，此时远东困难之发生，与沿太平洋各国之未有邦交，关系匪浅。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及其保卫独立主权与争取国际平等地位之努力，极端同情。”中苏复交得到了对此期盼已久的中国人民的一致欢迎，赞誉之声响遍全国。相反，日本政府受到中苏复交的打击后异常恼怒，痛感中苏复交有碍于日本实现既定的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所以，在中苏复交消息正式宣布之后，日本乘机掀起了一场新的反苏运动，煽动各国的仇苏情绪。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中苏复交对抵制日本侵略，具有积极的、重要的、特殊的意义。

　　图为1937年7月7日夜间，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奋起抗击日军的进攻，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但是，另一方面，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而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这是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决定的。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直接处在日本侵略威胁之下的特殊环境，其中立政策具有不同于一般“中立”政策的特点，和一些西方大国对中日冲突所持的名为“中立”实为绥靖的政策是不同的，包含了援华制日的积极内容。

　　在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业已签订、德日意法西斯“轴心”正在形成之际，在一些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法西斯国家的形势下，日本法西斯为消除实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政策的背后威胁，并取得“北进”、“南进”的战争基地，以最终实现其称霸亚洲和称雄世界的图谋，于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把局部侵华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克服困难，奋勇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把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鉴于欧美列强对中国的授华抗日要求继续持十分冷淡的立场和态度，又迫于急剧恶化的远东形势，国民政府加快了与苏联缔约谈判的步伐。1937年8月21日，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问世的唯一能够加强中国抗战地位的国际法律文件，是中苏关系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形式上看，它仅限于两缔约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保证两国互不侵犯和不支持侵略，但从其内容和日后所起的实际作用来看，对进一步消除两国以往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导致的不友好关系的影响，对确立两国战时的互助合作关系，从而为实现两国关系的重大改善奠定了新的基础。

　　正值中华民族最困难的关键时刻，苏联积极致力于改善苏中关系，并与中国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不仅从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给子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巨大的支持，也为以后中国从苏联方面取得军事物资援助直接创造了条件。中国国内各阶层普遍认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免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后顾之忧。毫无疑义，苏联和中国缔约的行动和条约的问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有利于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也是对日本称霸远东政策的沉重打击，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又一次严重警告。法国《巴黎时报》称赞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实为“插人日本蛮牛颈中的第一支火箭”。该条约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阻止了日本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企图，又使日本极力引诱中国加入“防共协定”、协助日本侵苏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传出后，日本政府大为震惊，惶恐不安。日本外相广田不禁哀叹:苏联和中国“竟选择在这样特殊的时刻和形势下”缔结这样的条约，对日本来说“实属不幸”。日本不少人还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视为日本在其军队同中国作战时的外交失败。此后，随着苏联大力采取援华抗日实际行动，日本更加感到这个条约对自己所具有的严重影响。

　　图为当时的中国报纸报道了中苏两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以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条约内容与意义发表的谈话。

　　图为日军占领南京后，30 万无事平民被杀害。

　　自《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更加坚定了同情和支持中国主张制裁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立场。1937年8月25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波金受苏联政府之托，明确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保证，苏联代表将不负中国期望，在国际联盟研究中日冲突问题时支持中国。9月13日，18届国联大会在日内瓦召开。16 日，大会决议将中国申诉案移交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讨论处理。咨询委员会向中日两国发出邀请后，早在1934年就退出国联的日本拒绝参加，中国决定派本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率团出席。23 日，中国代表团把必须谴责日本航空兵轰炸中国和平城市居民的问题提交给咨询委员会讨论，要求委员会确认日本的行动属于侵略性质。西方大国千方百计地想通过一个谴责轰炸和平城市而又不指明具体犯罪者的模糊不清的决议。而苏联代表、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支持中国控诉日本侵略者，促使国联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通过了遣责日本空袭中国不设防城市和残杀平民罪行的决议案，并于28日经国联大会通过。

　　1937年11月3日，根据国联决议，讨论中日冲突的专题国际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参加者主要是中、美、英、法、意、比、葡、荷等《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共19国，苏联作为特邀国也出席了会议。苏联虽然不是《九国公约》签字国，但它对这次关乎远东地区安全问题的国际会议极为重视。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其间，苏联代表团团长李维诺夫表达了坚决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日实行制裁。他明确表示，苏联愿参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行动，并已做好准备。

　　即使在国联的外面，苏联政府领导人也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公开表明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正义立场，并严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谴责了西方大国放弃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采取所谓“不干涉”和“中立”立场，起到了纵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恶劣作用。同年5月3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了苏联实行反侵略外交政策的演说，再次公开阐明了苏联援助中国的立场。1939 年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大会上，莫洛托夫代表苏联又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行为，再次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支持。

　　图为崔可夫: 1926年作为实习生首次来华，初识中国; 1927年奉命再次来到中国，担任中国军事顾问; 1941年初至1942年2月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更与中国军队和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苏联还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给予中国国内的抗日斗争以莫大的同情和巨大的声援。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等新闻机构和各种报刊，在国内外积极地进行一切有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宣传和报道。一方面，苏联充分揭露日本法西斯凶残的侵略行径和日本法西斯难以克服的固有弱点，另一方面，苏联媒体不断报道中国广大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事迹，使全世界人民相信中国人民坚强的抗战意志，帮助中国争取更广泛的国际和平力量的同情和支援。1937年7月11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卢沟桥事变》一文，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由日本挑起，中国军队乃迫于自卫进行还击，中国军队的抵抗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意志。1938年在莫斯科举办的援华抗战展览会，向观众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并提出了开展援华运动的倡议。

　　在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和鼓动下，伟大的苏联人民无比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写了大量充满激情、动人心弦的慰问信，寄给在中国抗日战争前线浴血杀敌的英勇将士。许多人在信中说:“我们的心永远与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的斗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而且也是整个进步人类的事业。”

　　苏联在援华过程中还始终利用一切机会积极鼓励中国坚持抗战到底。例如，1938年5月，李维诺夫在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就远东形势进行长谈时，就一面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表示衷心祝贺，一面指出，中国当时正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向日本暴露出丝毫求和的迹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治、道义、精神和外交上的支持，是苏联全部援华抗日行动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这种援华立场、态度和行动，对于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扩大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D及孤立和打击日本法西斯，无疑均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而所有这一切，也恰恰与苏联本身遏制日本的战略利益相符合。

　　派遣大批军事专家，协助中国军民对日作战，也是苏联政府整个对华军事援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主要聘请德国人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11 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建立起政治同盟关系后，一个数十人组成的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回德国。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多次请求苏联派遣军事专家和军事技术人员来华援助抗日。12月28日，蒋介石会见苏联全权代表并请他转告苏联政府:中国正组建20个师，建议苏联在3个月内给予各种援助，包括派遭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以保证半年内完成这些师的组建工作。

　　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些请求，苏联政府表示欣然接受，并立即着手付诸实施。

　　1937年底，苏联派遣德拉特文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并任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1938年下半年德拉特文离华后，依次接任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的是切列帕诺夫(1938年7月至1939年秋)、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初)、崔可夫(1941 年初至1942 年2月)。苏联军事顾问体制是于1938 年建立的，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包括陆军、空军、工程兵、炮兵、坦克兵等诸多兵种顾问、门类齐全、阵容强大的体制。

　　图为1943年，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障和苏联外科医生安德烈.阿洛夫在延安合影。

　　图为1943年，宋氏三姐妹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会议后离开的情形。前右起: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1935年10月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团结了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积极地为“联苏制日”作出贡献。它为加强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争取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促成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图为1945年7月，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左二)在机场迎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右二)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右一)来访。

　　图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中苏友好协会”举行十月革命庆祝活动,邀请苏联驻华人员及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参加。会场悬挂斯大林语录“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图为1939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举办千部培训班。这是苏联顾问季维诺夫与训练班负责人的合影。右起为:蔡剑呜、叶剑英(副教育长、共产党员)、汤恩伯(教育长、国民党员)、季维诺....

　　图为苏联援华人员表

　　图为广西桂林市西山公园柏树林中的苏联陆军步兵中校巴布什金烈士墓。巴布什金1939年9月援华赴桂任第五军军事顾问，1940年9月16日病故于桂林。

　　图为早年曾任黄埔军校顾问。1938年8月至1939年秋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并任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在武汉保卫战和长沙会战中，曾亲临前线视察并向中国军队提出建议。

　　图为1939年末至1941年初任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

　　图为中国空军顾问，苏联志愿航空队总领队(1937年至1938年)。

　　1938年5月至6月初，苏联首批军事顾问计有27名。至1939年10月，作为军事顾问在中国军队中工作的专家计有80名，他们分布在各个兵种和有关机构:步兵一27名，炮兵一14名，工程兵一8名， 通信兵一12名，防化兵一2名，后方和运输管理机构一3名，医务机构一2名等。接着，中国又请求苏联政府于1940年再派140至200名军事专家来华。

　　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都富有战斗经验和军事理论素养，被分派在参谋本部战区司令部或军事机关、军队院校中工作。他们在认真了解中国军队状况和研究中国战场形势的基础上，向中国指挥机构提供了不少深思熟虑的见解和建议。苏联军事顾问还帮助中国军队指挥官制定各种作战计划和军队管理制度，组织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组织军事人员安排军事供给，监督部队完成任务的情况等。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知识、智慧和经验。他们通过长期的不辞辛苦的工作，提高了中国军事机关的领导水平和协调能力，加强了中国军事人员的组织性，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蒋介石在一次会见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时以赞许的口吻说:“由于俄国顾问的到来，中国军队的仗打得好一些了。”

　　1939年8月，苏联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在新疆伊宁成立了航空学校。至1940年年中，在这里由苏联教官指导进行航空训练的中国人员共328名。1940年8月，苏联政府还同意中国政府的请求，决定苏联教官在伊宁航学校的工作时间延长一年，以继续培训中国航空人员。还有-部分中国飞行员直接在苏联受训。到1938年春，有200名中国飞行员在苏联各航空学校训练班结业。到1939 年夏，在苏联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已有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和无线电员198人，还有各类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据统计，经苏联军事专家指导，在各类军事院校、训练班和部队直接接受培训的中国人员约有9万余人。通过苏联专家培训，他们的作战指挥能力普遍得到提高。

　　1937年至1940年，在苏联军事专家组织下，在乌鲁木齐还举办了八路军干部学校，先后有416名中国人参加了学习，其中有飞行员41人。

　　图为援华作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一部

　　图为德拉特文，1937年底至1938年7月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并任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

责任编辑：高杨 最后更新：2021-03-18 17: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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