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抗战老兵罗明锜：与女儿分别30年
2017-09-21 09:14:28 来源：腾讯大燕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资料图 来源网络
一、我爱南开大家庭
我是罗明錡，如今已是“米寿”之人。
我们这一代人(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经历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大同小异，每个人都可以编织出一个个传奇故事。我这一辈子既简单、又复杂，曾多次想写本回忆录，工程浩大，难以启笔，直到2012年才想到将我过去在不同时期写过的一些短文收集整理编印成册，大体上也可以看出我这一生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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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38年暑假在老家四川岳池县立小学毕业后投考重庆江苏省立旅渝联合中学即被录取进入初中一年级。1939年春转学投考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初一下插班生。从此一生与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开学校的创始人张伯苓老校长先后创建了南开系列学校，形成南开大家庭。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津校毁于一旦，老校长亲自前往四川重庆，创建重庆南开中学。此间绝大部分时间他坐镇重庆，我有幸直接受张伯苓教育。1947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我被保送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系。在我家我是最早进入重庆南开中学的，以后陆续有兄弟姊妹18人就读该校，堪称“南开世家”，南开教育也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家庭。
在我退休以后，1993年到1999年，我自愿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义务辅导青年学生，担任天津南开中学第一届校友会常务理事。2004年积极筹备、承办南开学校一百周年校庆峰会活动，反映强烈，获得各方好评。
2000年到2008年我重返南开大学母校，创办“南开国际管理论坛”，在天津市社团局登记为“天津南开国际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任法人代表，主要从事“南开国际管理论坛”的活动，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从2001年到2008年，中心为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分别提供20名学生奖学金，每年9万元，合计72万元。论坛成立8年来为天津市做了大量工作，获得政府、社会各方资金支持达400万元。
我一生受南开教育，直接接受张伯苓老校长的教诲、指导11年。1951年校长去世，我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感慨万千，一言难尽。我这一生带有传奇的色彩，虽然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但是经历却不简单。抗日战争时候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当过兵受过罪，却锻炼了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解放以后，能有机会上大学还有幸保送攻读研究生，充实了学识，增长了才干;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受过多少磨难、痛苦、委屈，最后终于活过来了。
如今我回首往事，问心无愧，对得起国家、民族、母校南开，也对得起家人、孩子、子孙后代，足矣!
二、参加赴印远征军
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1944年日本进逼贵州独山，重庆告急，国民政府号召青年从军，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军。当时兵分两路，中国驻印远征军主要奔赴印度缅甸开辟第二战场，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合盟军打击日寇，为此要求青年学生必须是高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我当时正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二年级，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中国驻印远征军，被分配到学生教导营入伍。
1944年11月12日，我们部队乘坐敞篷汽车从重庆出发奔赴成都，19日由成都乘坐美军C-46运输机飞向昆明。11月20日再次登机，飞越横断山脉越过驼峰，下午抵达印度汀江机场。从此我们走出国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11月30日起，我们由汀江启程，乘坐10辆大卡车沿中印公路于次日中午抵达缅甸的孟拱河谷卡迈因的巴哈克，它就是我们的营地。圣诞节我们举行了正式入伍仪式，每人领到了一支英式步枪。从此我们接受了中国驻印远征军新6军新22师学生步兵大队的正规军事训练，部队番号为“湘涛”，一等兵，每月薪饷12个卢比。
1945年6月，接到上级命令，学生大队奉命回国。兵分两路，体弱多病者乘飞机，一个多小时就可到达。绝大部分人员要牵着骡马步行回国。我牵着一匹小黑马，背上背包和枪支踏上了征程。我们从印度雷多开始经过新平洋、卡马因、孟拱、密支那、腾冲到达龙陵，这是一条支援中国抗击法西斯而修筑的国际运输线，全程约600公里，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抵达昆明已是8月初。
我们步行回国的抵达曲靖后，宿营在一所破庙里，整天待命，无所事事。当时我与侯伯岳从参军入伍就形影不离。在步行回国途中，我俩就商议回国后设法离开军队，继续念书。抵达曲靖两三天后，8月10日凌晨，我和侯伯岳、付全荣、方学恕、陈宏寿5人约定开小差。乘曲靖开往昆明的火车，奔赴昆明，先投奔郑庭铭家再设法回重庆。
中午时分，大约行程及半，火车临时停车，在一个小站等候来往车辆错车,由昆明开来的火车亦停站。不一会儿，钮泽鑫突然登上我们的车厢，急切地说队长李国华带着蒋建华、王悦两名班长背着冲锋枪，乘汽车在前一站截击我们。我们几个人匆匆忙忙立即下车，所幸火车道旁边就是公路，我们沿着公路走了一段，发现在公路旁的小山坡上有一家客栈，当即进去要了一间二楼客房。此时，我们惊魂未定，坐在窗口遥望他们的行踪。在下午两点钟左右，前处开来了一辆大军用卡车，上面站着背着冲锋枪的两名军人，车由远而近，一直经过客栈门口，原来正是追击我们的李国华一行。但车子没有停留，却径直向曲靖方向急速开去。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黄昏时分，我们离开了客栈。我和侯伯岳商量投奔郑庭笈，在他乡下的别墅大约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回到昆明，通过侯伯岳的父亲的关系找到了杜聿明，设法弄了两张青年军的退伍证，先后回到了重庆南开中学，复学读书。
三、我们永远不分离
从1993年退休以后，我过着安详幸福的晚年生活。1999年12月12日，我去学校办事，走进办公室，小卲同志递我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本市红桥区丁字沽河北工业大学人事处转着罗明錡教授启”，落款是“天津市儿童保健所”。当我拿到这封信时，脑子里闪电般地下意识反馈出，难道会是我女儿的来信吗?当即拆开信封，一张小小的纸条展现在眼前，眼睛有些模糊，信的内容是：
罗老：您好!
在圣诞节及新年即将到来之时，收到我的信一定会感到高兴吧!
不知您的身体如何?悬念!我从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儿童预防保健工作，原来学眼科，现在干口腔科，工作环境还不错。
退休后还出去锻炼身体吗?估计还有兼职吧!
愿这封信能在节前平安地到达您的手中。
祝好
欣欣
1999年12月13日
按信封上的地址和我联系即可。
短短的一封普通来信，一般人看来很平常，而对于我来说，透过它却饱含着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拿着这封信，我自己都说不清是怎样走回家的。我老伴见信后为我激动高兴，鼓励安慰地对我说：“这下你们父女可以团圆了，你该马上去见她。”
掐指一算，整整30年，同在一个城市，亲生骨肉未曾相见。如今我已年逾古稀之年，女儿也已届不惑之年。
那是在1971年，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民事审判庭，由红桥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民事协议离婚。当时我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我应该有自知之明，“反革命”的子女，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当时我大儿子才10岁多，小女儿才9岁。就是这样简单，一个完好的家庭解散了，我独自走上了漫长痛苦生活的道路。直到1975年党落实了政策，为我彻底平反。为了弥补这10年的损失，也为了我的亲属和子女得到心理上的平衡，我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勤奋工作，直到66岁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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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我又重新组织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但老来念旧，不时会想起过去的往事，惦念自己的亲生骨肉。从1971年离婚以后，大儿子未曾和我断绝联系，他已成家立业，也有了一个上初中的小男孩，组成自己的小家庭。为了弥补我对孩子的愧疚，我将爱心倾注在小孙子身上，得以自慰。
1999年12月23日我去市内办事，中午专程去天津市儿童保健所会见我的女儿，约定中午1点在儿童医院正门相会。当时我心潮起伏、百感交集，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众多的人群中，我怎样识别我的女儿呢?当我正在犹豫时，一个戴着口罩(这两天正患重感冒)的瘦小女人，迎面向我走来，紧紧的拥抱着我，泣不成声，30年离别的父女之情凝注在无言的相互拥抱中——亲骨肉呀!周围的人为之愕然!我们总算再团圆了……
来日方长，我们绝不会再分离……
(说明：此文根据2013年5月《罗明锜人生随笔》内容整理而成，由南开大学校友会与腾讯大燕网联合出品)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21 09: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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