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辉：14岁那年，我追着八路走了
2018-11-15 15:06:15  来源：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点击：  复制链接

　　雨水夹杂寒意，燥热一季的成都入了秋。

　　94岁张文辉还是同往常一样，蹬着小三轮转悠着回家。待车停稳，便一脚迈进书房，坐在电脑前。厨房里保姆哒哒切菜，他的键盘沙沙响起，一个个汉字敲成句子，把回忆写成一篇篇文章。

　　那些回忆被他唤作《生命里的歌》，花了十多年时间，已成四本，都与他的75年中国共产党党龄有关。一路从抗战、解放中走来，参加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一生与祖国四座大山相连——恶战太行山、激战大别山、奋战二郎山、苦战大巴山，金戈铁马，所经所历，一篇文章道不清，一沓书也讲不明。

　　14岁那年，我追着八路走

　　“老家在山西长治县中山头村。”在四川生活半辈子，张文辉习惯并喜欢这里的生活和人情，春秋短，夏冬长，爱吃麻辣。

　　他记得，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军一路侵略至他的家乡，百姓身处水深火热。14岁那年，一小支穿灰布军装、戴八角帽的八路军来了村里。与日军不同，没惊扰村民，他们呼吁抗战，在墙上写东西。

　　有胆大识字的村民念出墙上的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华北共存亡”……有人吃惊、担心，也有支持。虽是少年，但张文辉热血沸腾，主动帮他们提刷标语的石灰桶，从村东头走到西头。一路上，听着宣传，似懂非懂。但从后来的经历看，那一次宣传，如一颗种子扎进土壤。

　　“我想当兵，家人不同意。”队伍离开后，张文辉急了，“万一鬼子来会被杀，不如跟着八路打鬼子。”就这样，他和三个青年，瞒着家人朝八路军走的方向追去。

　　“神炮手”介绍我入了党

　　1937年12月，日军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打通津浦线，连接南北战场，决定从南北两端夹击徐州。1938年，中国第五战区集中兵力，在台儿庄一带击溃日军，取得正面战场首次重大胜利。

　　除正面战场外，在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分批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前线。之后，创建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和晋西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坚守华北战场。

　　“我们没追上队伍。”张文辉等人参加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后被特派员王培仁(解放后曾任天津市人大主任)介绍到民族革命中学，几个月后分至129师。这支部队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左权、陈赓等。

　　1941年，张文辉作为工兵，跟部队来到黄崖洞，参与建造工事，并亲历黄崖洞保卫战。1943年3月，对其家庭情况等考察后，在“神炮手”、迫击炮专家、炮兵高级指挥员赵章成的介绍下，张文辉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抗战至解放 走过“四座大山”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这首由冼星海作曲的抗日歌曲，张文辉从抗战一直唱到了今天。抗战时期，太行山是华北战场的一处“脊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立足点。作为战士和幸存者，他目睹1941—1942年间，日军在这里犯下的罪行，“‘三光政策’加上天灾，人要想活下来，真的太难。”

　　除了太行山外，还去过大别山、二郎山、大巴山。在他75年的党龄里，一路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见证新中国成立，支援三线建设等，从一名战士成长为八路军129师排长、连长、副团长等，参加过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头部、肩膀都曾负伤。战功卓越，一生峥嵘。

　　进入八路军129师前，张文辉的抗战生涯就已开始。

　　1939年夏天，山西青年抗日决死三纵队民运工作团整编成立，成员大多是青年小伙，张文辉便是其中最小的一个。他们既得躲避围剿，还要想办法打游击。这样的组织，在当地有不少，包括八路军小分队在内，常在夜间突袭日伪军据点,在山西大地燃起星星之火。

　　之后，他进入八路军129师，目睹日军拿活人当枪靶等残忍行为。最终，这帮热血青年的怒火，成了持续不断的游击报复。

　　1939年底，张文辉进入抗大总校学习，校址在山西武乡蟠龙镇。他回忆，当时在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罗瑞卿为副校长。但要在当时艰苦环境下，在日伪军扫荡下办学，实属不易。

　　抗大学习的生活很艰苦。张文辉记得，有时还在学习，就听到日机盘旋声，步枪、机枪、迫击炮的声响。鬼子来了就打，打不赢就走，鬼子走了再学。行军时，3人一组称为“走谈会”，推磨时又叫“磨谈会”，抓紧时间学习爆破等工兵技术，属于特种专业。

　　当时的敌后抗战，物资条件匮乏，困难时吃不上米面，几个月都吃高粱、黑豆，干粮是糠窝窝的炒面。这些粗粮，还得靠武装掩护，去四五十公里外的游击区冒险背回来。他说，有段时间，鞋袜供应都成问题，干部们号召大家学习打草鞋，或者赤脚走路，这门手艺张文辉至今都没忘。

　　在抗战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百团大战爆发。

　　1940年8月20日，晋察冀军区、第129师、第123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以破袭正太路为重点的战役，3天时间参战部队达105个团，前后历时5个多月。

　　当时，还在抗大学习的张文辉，也奉命参加了百团大战，他所在部队负责在阻击日军的关家垴战斗中，掩护当地群众进行转移。

　　张文辉说，后来，日军为封锁山西敌后根据地，制造过“无人区”，每隔几里便在交通要道上修建一处碉堡，再用铁丝网封锁路口。

　　最让八路军战士、当地村民愤怒的是，日军会站在碉堡内，看到有过路或赶牲口的村民，就把人当靶子来练枪，一枪一个，“老百姓又怕又恨，根本不敢靠近这一片。”

　　为了拔掉这处碉堡，张文辉受命和队友带上炸药等装备，偷偷潜伏到碉堡外，再慢慢摸到碉堡下方。每次说到这儿，他都十分激动，“我们埋了很多炸药，把碉堡和里面的鬼子一起炸上了天。”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兵工部奉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之命，将设在山西省榆社县韩庄村的总部修械所转移至太行山脉北端，山西黎城县北境、晋冀两省接壤的黄崖洞。后扩建成当时华北敌后八路军最大兵工厂，武器弹药年产量可装备16个团，被朱德赞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张文辉没想到，两年后，这处绝密兵工厂会被日伪军发现。他与昔日的抗大战友奉命赶来，修建工事，并参与作战。在1941年11月，黄崖洞保卫战打响了。

　　日军出动5000多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南到北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左权指挥下，利用易守难攻地形，与日军激战数日，打了一场成功的阵地防御战。战斗结束，共歼敌一千余人，保卫了黄崖洞兵工厂，赢得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果。

　　“我是工兵，主要来负责修建工事。”张文辉说，此战之后，为防止日军再进犯，他们修筑了更为坚固防御工事，使黄崖洞兵工厂周围形成严密防御体系。

　　他回忆，左权副总参谋长曾带着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走两天，“他一边走路一边观察画图，一边踩点一边给我们讲修筑防御工事的方法。”

　　两天下来，在左权带领下，张文辉等人已经掌握日军可能进犯的主要地段，并开始紧锣密鼓地防御工事、掩体修筑……他记得，由于施工紧张，有时候战士们错过了吃饭，左权便写个便条给他们，“让我们去朱德的警卫团吃。记得有一回，我们两个班的人，竟吃了人家半个连的饭!”

　　他所在的工兵队伍，经过三个月努力，为黄崖洞筑起两道坚固防御工事。这段时间的接触，左权对张文辉的影响巨大，“虽然修工事的日子很艰苦，但他对我们的关心永远难忘。”他说。

　　时至今日，94岁的张文辉还时常想起这位首长。在他印象里，左权为人非常随和、爱兵。有一次，张文辉在工地上和稀泥浆，左权笑着问他，“你今年多大?是哪里的人?”因为紧张，张文辉回答得吞吞吐吐，左权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同志啊，别紧张，胆子要大些，才能多杀几个敌人!”

　　让张文辉遗憾的是，在黄崖洞工事完成后几个月，噩耗传来了。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在指挥部队战斗、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路上，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我一辈子都深深尊敬，怀念这位关心小战士的首长。”张文辉说。

　　从昔日的友好交往，到充斥战争与矛盾，再到握手言和，日本与中国走了很久、很长。

　　秦汉时期，中日开始交往，日渐密切。但在十四至十六世纪，日本海盗开始侵扰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再到近代列强侵华，日本参与其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抬头，侵略战争持续。

　　14年抗战，无数的人和事在鲜血与号角中相互交叉。张文辉，就是抗战的亲身经历者。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军一路侵略至山西，百姓身处水深火热。在张文辉14岁那年，一小支穿灰布军装、戴八角帽的八路军来了村里，小小年纪的他不顾爷爷的劝阻，毅然离家。先在抗大学习，又在太行山一带与日军作战，最终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在太行三分区特务连任排长。

　　1942年4月16日上午，张文辉的队伍接到任务：配合友军部队，在武乡县一公路上设伏日军一个中队。

　　“我们工兵的本事在这里用上了。”张文辉说，在必经路段布下地雷阵，待敌人深入，前面的一辆汽车最先被炸翻，后面鬼子打算下车抵抗，但踩中了地雷，“我们立马围歼敌人，击毙100多名日军，俘虏6人。”他说，那是一场难得且成功的伏击战，因此印象极深。

　　1945年9月，还没庆祝完日军投降，张文辉所在部队便开赴河北邢台。

　　邢台，位于太行山东侧，是冀南的军事重镇，也是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

　　“当时的装备很差，老战士穿旧军装，新战士只有便衣，还有的人穿着从鬼子身上缴获的衣服，还有人连枪都没有。”张文辉回忆，邢台城墙高三丈余，还有护城河，这样的装备怎么打得下?他们选择先将伪军围困城内，最后用炸药进行强攻。

　　“我们几个工兵人员在查看完四周后，决定用近千公斤的炸药，将城门炸开一个缺口。”张文辉说，同年9月22日中午，在步兵火力掩护下，爆破组人员直奔城门。在炸毁城门后，部队冲入城内迅速结束战斗。

　　最终邢台成功解放，而这也是河北省第一座获得解放的城市。“遗憾的是，爆破组班长魏仁安引爆后未能撤离下来，当场牺牲了。”张文辉叹了口气，班长最终没能亲眼见证伪军的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所有人都欢呼了。”当时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终于把侵华日军打投降了。有个日本朋友，也告别了抗战生涯，回了国。”

　　说到这位日本朋友，“他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吉田太郎。”张文辉说，八路军痛恨的是侵华日军和军国主义思想，但在对待被俘的日本兵时，也会优待并尝试感化，“吉田就是其中之一，甚至还和我们一起参加抗战立功。”

　　“1938年，我从团政治处接到任务，照顾一名受伤的日本兵，每天要陪着去团卫生队换药。”张文辉说，他就是年仅25岁的吉田太郎。后来，治好伤后，这个日本兵的思想发生变化，吉田发现和很多被被征兵打仗的日本青年一样，被灌输的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思想都是错的。醒悟过来后，他加入到抗大学习，并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曾立功揪出日军特务，劝降日军等，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国。

　　“这段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更多人是希望和平的。”张文辉说，战事紧张，他没能去送别这位朋友，“虽然再没见过他，但这个名字一直记在心里。”

　　军营数十载，战功卓著。但在张文辉家中，最显眼的不是勋章，而是挂于墙上的一张张黑白照片。照片中女子身穿军装，名叫王林，陪伴他从抗战、解放，一路走到白头，是共患难的战友，亦是相濡以沫的妻子。

　　1942年，太行山一带，除了遭遇日军侵袭外，天灾不断，不少百姓流离失所，年仅10多岁的王林就在其中。由于遭遇灾难，王林的父亲和妹妹相继身亡，她只能逃命到在太行山附近，所幸遇到了打游击的八路军队伍保住了性命。也是在这里，有了张文辉和王林的第一次见面。

　　1944年，王林在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一大队三中队任班长，通过别人的介绍，张文辉与王林相知相爱，不久便向部队打了报告，在抗日战火中结为夫妻。

　　“此后，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别山艰苦生活，也一起迎来抗战胜利。”张文辉微微一笑，颔首回忆，“生活虽不简单，但两个人在一起总是开心的。”

　　只可惜，这样的生活在解放战争时按下了暂停键。“由于需要投身解放战争，我们只能各自分开。”1946年，张文辉把一张结婚照送给了亲密的战友、同是山西老乡的王玉坤，却不想王玉坤在次年的山东金乡鱼台战役中不幸牺牲。

　　打扫战场的战友，在王玉坤身上发现了这张照片，误以为是张文辉牺牲，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他远方的妻子。“她就一直哭，家人也以为我牺牲了。”张文辉说，直到一封家信传到连队，“询问张文辉在何时何地牺牲的?遗体是否找到?后来知道我还活着，他们才安心。”

　　尽管在战场中侥幸存活，但张文辉的身上还是布满了战争的痕迹。张文辉回忆，其中最重的一次，还是在剿灭土匪时造成的。

　　1945年11月，河北峭河，有一帮盘踞在此的土匪、特务，长期侵扰百姓。为了拔除这根钉子，他所在的工兵连配合五十四团对敌人据点进攻。“在爆破碉堡时，一个手榴弹落在我的侧面，炸开。”他说，一个战友当场牺牲，而他则负重伤倒地，被人救下，并送到武安县城医院医治，头部、背部至今都能见到昔日的累累伤痕。

　　“战争年代，让她担心了不少。”回忆往事，张文辉总觉得亏欠妻子很多，“她在1954年退役，一直照顾家庭。后来，又入党重新开始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很少。”他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人都退了下来，才有更多相伴时间。

　　后来，张文辉带着妻子去过很多地方，拍下不少合影，然后装订成册、成框，细心收藏。生活就这么过着，直到死神轻轻敲门。

　　2015年9月1日下午6点10分，王林在成都军区总医院病逝，享年86岁。为了纪念妻子，张文辉将过往数十年的照片，挂在了书房和屋中，并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她，评价妻子“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好党员。”

　　“虽然她走了，但只要想到她，我就会去书房看看那些照片，找找我们一起的痕迹。”张文辉说，这样的习惯就像每天出门散步般稀松平常，“我们这代人，不懂什么浪漫。都只有一个心愿，看到国家富强，希望儿女成才。”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3-06 17: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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