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女战士刘淑珍忆抗联岁月
2018-03-28 14:53:08 来源：哈尔滨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刘淑珍，女，1923年出生，1936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稽查处和被服厂工作，1940年被捕，随后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家务农至今。
刘淑珍讲述：1923年我出生在黑龙江依兰县德裕镇舒乐村北白家屯。我3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在跑腿窝棚里和父亲刘武，伯父刘文，叔叔刘双、刘宝及哥哥刘殿奎一起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1931年，生活维持不下去了，我就跟着家里人搬到了松花江南涌泉乡阿木达屯。我的父亲是抗联地下交通员。当时，抗日地下人员在周围活动十分频繁，当地已经是抗日的红地盘，成立了很多抗日救国组织，我们家也成了抗日的堡垒户。
年少志不穷，毅然入抗联
我是1936年下半年参加的抗联三军，当时三军的驻扎地在四块石山(位于黑龙江省中部依兰县与铁力市交界处，属小兴安岭山脉)的西北部，军长是赵尚志。我起初在三军稽查处，后来调到被服厂工作。稽查处有200多人，是保卫三军司令部的，当时的领导是葛文魁副官。我们住在山边的沟里，离司令部有二十几里路。我的主要工作是给司令部送信，因为知道我不识字，不会泄密。送信的时候还得两个战士一起，不让我自己走。我骑马骑得挺好，于是就给了我一匹马。别的战士上马都得扶着马鞍，我不用，一蹿就上去了。
后来由于部队官兵缺衣少穿，我被调到三军被服厂工作，就在现在四块石山东北的山沟里。早些时候那儿做木头时有个大棚子，日本鬼子来了以后不让做木头了，但是棚子没拆。我在那待了两年，当时有7个女同志一起做活。有个姓车的经常来我们被服厂，他那时候40多岁，我们管他叫车军师。我们做出的衣服由他过数，过完数他给各师、各团往下发。他还管钱，我们一年能赚一块五毛钱呢。到了1937年末，鬼子看得紧了，布匹什么的都送不到山上了，我们就各回各部队了，我于是又回到了三军稽查处。
那年我14岁，也能干不少事情呢，比如打仗时送子弹、送水、抢救伤员。我们几个战士往回抬伤员，抬不了就背着。怎么背呢?比如有战士腿坏了，我们五六个人，两个人抬脑袋，一边一个抬手，还有一个抬腿，就往我身上一放。我没少扛!当时还治好不少伤员呢。
火烧白家屯，父兄齐就义
1937年的秋末冬初，由于抗联部队吃粮紧张，司令部派我哥哥刘殿奎下山去白家屯，找我父亲搞点粮食。那年我哥哥18岁，葛文魁说：“你领几个人下去吧。”我哥说：“不用，那样目标太大，我自己下去晚上顺窗户进屋。”我哥哥回家之后，叫来邻居白老六和我爹商量弄粮食的事情。当时我们的邻居是个特务，姓焦，他偷听到了弄粮食的事情，没等天亮，就去舒乐河街日本守备队报信了。我哥哥他们不知道，那天早上，白老六一大早就来找我哥，说“殿奎快起来，咱俩抓蛤蟆去”。“好!”我哥哥答应着。就在他绑腿穿鞋准备出门的时候，突然听见外面声音很嘈杂，我爹跑进来说：“不好!日本人的马队来了，后边还有一个大棚车。”我哥哥赶紧把马牵出来，还没来得及骑上，就已经被包围了。当时我在屋里，没敢出来。
我爹、我叔伯、我哥和白老六，一共被抓去5个。日本人一连审讯了五六天，让他们说出抗日部队的情况。他们5个人什么也没有泄漏，只是说自己是良民，不知道抗日军的事情。日本人见他们什么也不说，就动大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开水烫头，他们5个有的腿被打断，有的头皮、头发被烫掉了，但是始终不吐实情。日本人一看问不出来什么，就把他们一个一个装进麻袋扎上口，扔到松花江里淹死了。日寇残害了我的亲人和白老六以后，第二天又来到白家屯，一把火烧了整个村庄。全屯十八九户人家的房屋、仓房和衣物财产全部化为灰烬。我的另一个叔父刘双，在乡亲的掩护下，改成了姓白的，才免落虎口。村里幸存下来的100多口人也都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就是松花江西岸远近皆知的“火烧白家屯”事件。
意外被捕，受尽折磨
那时候我们打日本鬼子，自己人没死多少，因为四块石山地形比较好，而且当时我们炮比较多，伪警察和日本人不敢靠近我们。大多数自己人都是饿死的。部队的粮食主要靠附近村子的乡亲们送，但是1940年的时候，由于日本人的封锁，战士们都吃不饱饭。那时候葛文魁派我和我的公婆下山买粮食，我们走到依兰松花江渡口边上的老于家，在那儿住了一宿。第二天上街买粮食，然后雇人把粮食交给葛副官。那时我们穿的都是桦树皮做的鞋，于是就寻思着过江去迎兰镇买鞋穿。没想到，这次去买鞋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抗日活动。
农历二三月，正是江水解冻的时候，我一不小心把冰层踩漏了，我和我公婆一下就掉进冰窟窿里了，去救我们的人又掉下去了五六个。这时，上边有个在那儿叉鱼的老头儿，拎个很长的大叉子，看这边有人掉下去了，就往这边跑，过来看我就露个脑袋，衣服扣都冲开了，鞋也冲没了。老头一边拽我一边喊：“姑娘你拽住别松手，我在这边儿拽。到冰跟前你抬抬腿儿!”就这样一点一点给我拽上来了，但是我的公婆却被江水吞没了。
警察署当时得到消息说一大帮“马胡子”来了，掉江里了，还跑了好几个。于是警察就去了，问我要证明书。我说证明书在家呢，我去取。“不行!明明你们就是马胡子!”我说：“谁说我们是马胡子!”警察就问我们头一天借宿在他家的老于，老于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啥的，他们就在我们这住一宿，吃完早饭就过江了。”这下更增加了警察的怀疑，就把我绑到警察署了。
下晌，警察给我绑上过堂，问我：“你们抗日的头儿姓啥?现在在哪儿住?”那时候我抱着必死的决心，什么也不说。警察一个嘴巴子就把我打昏过去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身上都是湿的。有一个姓林的翻译，看我光着脚，说：“小姑娘，你是哪的人啊?遭这罪!”他回去跟他媳妇要了双鞋给我穿上了。等我缓过来了，还得继续过堂，他们拎着刺刀朝我头上砍，我寻思砍死我也是一种解脱，我可不遭这罪了。他们用日本的牛筋鞭子往我身上打，打在身上一拽，皮就没有了，身上血淋淋的。后来迎兰镇有名望的钱甲长等人花一些钱保释我，在“听审不误”的情况下，才把我放了。由于日本人对我的严格管控，我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期间我一直想联系部队，但是没成功，直到1945年光复。我在家一直务农至今。
责任编辑：谢妙 最后更新：2018-03-28 14: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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