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奇：从新四军小鬼到抗美援朝战士
2018-09-05 09:30:33 来源：解放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鲍奇,原海军上海基地副参谋长。祖籍江苏无锡,1924年5月生于上海。1941年9月入伍,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东南沿海,屡立战功。2015年9月3日,作为抗战老兵参加“9·3”大阅兵。
我强忍伤心,发出团长、政委双双牺牲的电报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上海读中学。我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在他的带领下,我做了一些抗日救亡的工作。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老师的动员下,我决定北上参军,保家卫国。
我从吴淞口出发,被人带上了一艘乌篷船,下船之后又有接应的同志将我领到下一个接应地点。到了一看,发现我的好几个同学都在那边,“你也参加了抗日!”几个热血青年相视一笑。就这样,我们参加了当时的东南警卫团。
1940年10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通(通州)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创建我党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由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陈毅、粟裕、陶勇等领导。东南警卫团就是其中一支武装力量。
因为我在部队中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因此被安排做了书记员,后来又调到文工团,再后来到了机要处从事机要工作。电报传译工作分为对上和对下两个体系,担任部门领导之后,我专门负责对上的工作,就是在团部接发与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往来的电报。
1944年12月,为夺取抗日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和政委鲍志椿准备率部突围,结果不幸被冷枪击中,子弹射穿胸膛,两人同时牺牲。那一刻,前线传来消息,团长、政委双双牺牲,我万箭穿心、悲痛不已,但只能强忍着伤心,向司令部发去了两人牺牲的电报。
从翻译电报的机要员到组长、科长、处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与机要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机要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那段岁月,虽然艰苦、残酷,却也点缀着一些快乐的片段,现在回想,确实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了。
有一次,我差点搅黄了陶勇司令员的新婚之夜,现在想想都好笑不已。
结婚可是大事情,可就在司令员洞房花烛夜的当晚,政委姬鹏飞把我叫到他面前,让我去给司令员送电报。我觉得,这封电报一定非常重要,所以丝毫不敢怠慢。
哪知道敲开司令员的房门,他看完电报,把电报扔回给我,让我还给政委。不明情况的我只好回到政委办公室将电报交还给他。政委见状,又让我把电报给司令员送去,并且嘱咐我“非常重要”。于是我又带着电报敲开了司令员的新房大门,司令员依然不收。一头雾水的我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三次,最后司令员终于发了怒,让我“滚出去”,政委这才作罢。
第二天一早,司令员看见我,过来拧住我的耳朵,哭笑不得地说:“小鲍啊小鲍,你怎么都不看看电报,那是一封假电报。政委开我玩笑,故意要搅黄我的洞房花烛夜啊!”
司令员突然说:“你们俩今天结婚”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奔赴朝鲜战场。在朝鲜,我们的生活相当艰苦。这个“苦”一是气候极寒,二是装备简陋。
我是南方人,上海的冬天气温到0摄氏度就已经很冷了,我们到朝鲜时已经入冬,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再加上部队出发时没有装备冬装,十分难捱。汽车的轮子都挂上了铁链,车一开动,地上的冰就被剉起飞得老高;有的战士没有戴棉帽,耳朵冻得用手一扒拉就掉了;我们都躲在山洞里,许多负伤的战士明明能够医好,也因为天气寒冷被活活冻死了……另一方面,我们的装备相当简陋。部队几乎没有现代化的装备,“小米加步枪”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可为什么朝鲜战争我们还是胜利了呢?首先,是人心,当时许多当地的老百姓冒着严寒、顶着枪林弹雨来给我们送饭、送生活物资,我至今难忘。另外,正是因为我们的装备轻便,战士们带着一支步枪就能翻山越岭、占领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便于攻击;而敌人的重型装备只能走公路,转移起来相当不便。在这一点上,他们吃了亏。
我们在朝鲜顽强战斗了2年。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将要进入尾声,陶勇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作为他的秘书,我随陶勇一起回到国内,住在上海徐家汇的陶勇家中。
“小鲍,小程呢?”回国后的某天,陶勇突然问我。我答:“还在朝鲜战场,在9兵团。”
陶勇特别关心的“小程”就是我日后的夫人程世萍。
1944年,我和我爱人因同在东南警备团机要处工作相识,我们从战争年代走来,风风雨雨多年也没顾得上自己的婚事。我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与留在朝鲜继续战斗的她天各一方,两个人更不敢多想个人问题。哪知道,作为司令员的陶勇还惦念着。
过了半个多月,我爱人辗转到了上海,一下火车陶勇就派人把她接了过来。几天后,陶勇指着我们两个说:“你们俩今天结婚。”一头雾水的我们还搞不清楚状况,陶勇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你们两个今天晚上结婚!”并且吩咐夫人打扫房间作为我们的新房,安排人接来了我的父母和弟弟,还让炊事员为晚饭多加几个菜。
就这样,陶勇夫妇、我和我爱人、我的家人,加上陶勇的警卫员、驾驶员和炊事员,10个人围桌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在他们的见证下我和我爱人结婚了。
搞经济建设,“十八条规矩”不能忘
1955年1月,为解放浙江一江山岛,我军历史上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一江山岛战役打响,由解放军高级将领张爱萍指挥。这次作战,我们一举攻占了一江山岛,而后又有了大陈列岛的不战而克,最终,我们解放了浙东沿海的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以沉重打击。
一天,张爱萍将军问我:“小程生了没有?”我说生了,生了个男孩。
“好!以后就叫一江,鲍一江。”张爱萍高兴地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福建平潭岛工作,排除一切干扰狠抓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工作。1977年,我重新调回东海舰队,继续为海军事业贡献力量。
不久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因此,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要下决心实行战略性的“重要的转变”。
改革开放,军队建设迎来了大发展,我开始分管东海舰队和海军上海基地的经营工作。从端枪拿炮、指挥作战到和平年代的部队建设、经营开发,这对我们这些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来的老同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做人的“十八条规矩”,时刻警醒自己:
“余生之年办事切忌留下后遗症,以免留下臭名,情愿在世之年被人骂;
几十年的革命,廉洁奉公。不要被钱攻破,莫伸手;
以真理团结同志,坚持公道,切忌‘我’字当头;
同志之间一起工作有了风险,要挺身而出,不能缩着脑袋、推诿责任;
坐冷板凳、困难重重时,要想到自己创业的美好前景去努力……”
1985年,我从海军上海基地副参谋长的职位光荣离休。因为我分管经济工作,正式退下来之前组织要求我将自己的私章、财务章、银行章这三枚财政大印“完璧归赵”。我向组织报告,在没有清清楚楚地完成交接工作之前,我不能把印章交出去。
于是,海军上海基地、东海舰队、海军三家的纪委部门来“查账”,对这些年我经手的款项一一核实。在确认没有问题之后,部队党委召开干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三家纪委部门的调查结果。宣读完毕,台下200多名干部热烈鼓掌,在大家的掌声中我将三枚财政大印交还组织,为四十余载的革命征途画上了句号。
时隔一甲子,在天安门接受检阅
在我的一生中,有两次在天安门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次是1952年,我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了归国报告团,到北京上天安门观礼。那一次,我们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副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合影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幸运地保存了下来,至今还悬挂在我家中最显眼的位置,被我当作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没有想到的是,时隔63年,我还能够作为抗战老兵,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再一次经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中,由抗战老同志组成的车队方阵第一个通过天安门。车上是从大陆遴选的、目前健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支前模范代表。我们这些抗战老兵平均年龄90岁,英烈子女平均年龄78岁,抗战支前模范平均年龄88岁。
参加“9·3”大阅兵的抗战老兵中共有6人来自海军,分别来自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北海舰队、海军装备部、海军后勤部和海军政治部。
阅兵前20天左右,我在儿子的陪同下,由专人护送乘高铁到了北京。经过严格的安检和行李检查,入住京西宾馆。
有人问我,9月3号才举行阅兵仪式,提前那么多天去北京干嘛呢?最开始我也疑惑,几天下来我们这些“老家伙”总算弄明白了情况。
首先是体格检查,因为我们年龄太大,怕出现意外情况,每天早中晚三次,专门配备的医生都会为我们进行常规的身体检查。他们“宝贝”我们到什么程度?就连吃饭也有医生站在旁边看着,生怕谁噎住会有意外,并且记录下谁、什么时候、吃了什么。有老同志提出想吃虾,工作人员怕虾壳卡了喉咙,于是后来的菜色中出现了去壳的虾仁。其次是熟悉环境和排练阅兵流程。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外出,外面的人也不能进来看望,出门下电梯要登记,下了电梯走到门口也有专人护送,院子里还有固定和流动的岗哨,安保相当严格。正式阅兵前的几次排练,每次都差不多要6个小时左右,考虑到许多老同志身体吃不消,就由子女代替进行排练。
9月2日,北京下起了阵雨。大家心里都紧张了起来,有人直念叨:“完了完了,明天的阅兵怎么办?”谁想到,第二天北京晴空万里,大阅兵顺利开始。然而可惜的是,临到要上车的时候有几位老同志身体情况不大好,只好不参加车队方阵了,非常遗憾。
阅兵中还有个小插曲,讲起来大家恐怕都要笑话。去往阅兵现场的路上,我们的车队跟着一辆流动厕所车,为大家提供“方便”。
经过天安门时,我感慨万千、心潮翻涌,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令我永生难忘。我知道,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更代表了无数为国捐躯的战友。是他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也留下了激励后世子孙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5 09: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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