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少年时代,只读过十年古书,没有进正规学校学习过。但我喜欢看书、看报,对国家大事一直很关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震醒了全国人民。我开始在家乡扬州黄珏镇创办《抗日壁报》,宣传抗日。1937年12日13日南京失守,14日扬州沦陷,日本侵略军到了黄珏镇,杀人放火,我的两个表哥被日军残酷杀死,激起我强烈的民族仇恨,这时我这个17岁的青年,就投笔从戎,参加了故乡一支自发的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是指挥过安徽郎溪农民暴动的陈文,他的队伍里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半年多烽火斗争生活中,我当过宣传员、文员、重机枪射手,也接触到了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军人,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作战,延安已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向全国各地招生。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兴奋,于是,请假离开了这支游击队,踏上奔向延安的征途。
1938年秋天,我搭乘一条小木船,穿过满目疮痍的日军占领区,行程半个月,历经日伪军盘查的风险,到了沦陷后的上海。我想从这里转道延安。这时上海的英、美、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形成一个特殊的“孤岛”。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在这里进行抗日救亡的进步活动。我到上海后,到处奔走,积极寻找去延安的关系,但因人地生疏,又缺少路费,终于未能如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考入上海康元制罐厂,暂时当了一名小职员。白天从事文字抄写工作,晚上到中华第四职业补习学校进行补习,同时继续寻找关系,准备赴延安求学。
过去康元制罐厂有中共地下组织,可惜已被破坏,我没有发现共产党员。厂里只有印刷部工人屠廷干(后改名杜夫)思想进步,与我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我们同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我们一起去“四补校”补习,发现这里进步空气浓厚,墙报办得生气勃勃,非常吸引人,学生文娱组织,如歌咏班、话剧组、康乐队等,都有不少同学积极参加。学校公开负责人是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先生。实际负责人是我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纪华(他的公开身份是“四补校”的教导主任)。除了选修的几门功课外,因我和杜夫都爱好话剧,所以又和“四补校”的《中华业余剧社》沈刻丁(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长)认识,经过几次交谈,也成了好朋友。就在这时,沈刻丁转告我,延安传来消息,由于全国各地广大青年涌向延安,延安已“人满为患”,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劝导当地有志青年,不要长途跋涉,都去延安,可以就地组织起来,办“抗大”式训练班,培养干部。我听了这个消息后,打消非去延安不可的念头,就决定安下心来,刻苦自学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充实、提高自己,再积极寻找机会,就近去苏南参加新四军。
“四补校”最吸引学生听课的是《现代知识讲座》,不仅讲课的人都是久负盛名的进步学者、教授李平心及胡曲园等人,而且讲座的内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例如,过去我对哲学感到很奥秘,但听了哲学课讲授以后非但不觉得并不神秘,而且很有收获。我又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米丁的《辩证法唯物论》。接着我又学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在一年的时间里,我自学了近一百本社会科学书籍,尽管有些“囫囵吞枣”、“消化不良”,但对共产主义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大体上有了初步的理解。这时,我从单纯的爱国主义,上升到要求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崇高理想。社会上一些人称“四补校”是“上海抗大”。为了不让暗藏租界里日伪特务有所藉口,进行破坏,“四补校”领导及时提醒大家做好保密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的活动,要采取‘水鸭式’的隐蔽形式,在水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在水底下却是积极活动,而且是勇往直前的”。
1940年春,杜夫接到家乡来信,说从去年冬起,宜兴一带驻扎了新四军第二支队。我和杜夫商量,要他以“病假”为由,回乡去接“关系”。他在194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逝世追认为烈士)。不久,杜夫从宜兴返沪,带回当地党组织一些秘密文件,要我抄写,到处寄发,还写了许多标语,和他一起冒着特务盯梢破坏的危险,四处张贴,从而在“孤岛”上扩大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新四军,我们还以“拜兄弟”的形式,组织了一个八人“核心”的秘密团体。这个拜兄弟的“金兰谱”非常特殊,除了八个人的姓名、籍贯、地址、年庚外,扉页上印有一个“宣言”,表达我们“铲除黑暗、追求光明”的决心,全文共500多字,是由我执笔的。这“拜兄弟”八个人中,屠廷干、范征夫、毛哲民、张松圻、殷锦坤等五人,先后成为共产党员。
1940年秋,由杜夫带我赴苏南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名义是团员,具体工作是参加筹办太滆中心县委的《太湖报》。“皖南事变”后,我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苏南敌后,参加抗击日寇的武装斗争,经过了反“清乡”的艰苦恶劣环境的考验,终于在1945年8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20 08: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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