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我老家是上海的。淞沪会战之前,日军逼近长江下游,我们全家就开始逃难。先是到了安徽的芜湖,然后在武汉呆了8个月,1939年跑到贵阳安定下来。 逃难的日子很艰苦,全家基本上靠两条腿走,印象里没有坐过车。沿途都有难民收容所。
我父亲原本是宁沪线列车上的厨师,中西餐都会一点,但逃难之后,生计大不如前,在武汉时还开了一个豆浆小店,后来也不行了。 1944年下半年,日军逐步侵占到贵州东部。当时我在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恰逢政府成立伞兵部队,我就拿着学校的证明信,投笔从戎参加伞兵。当时伞兵部队的筹备处在昆明小东门外的岗头村,我们坐了7天的汽车才赶到那里。据我所知,我们是中国的第一支伞兵部队。 我们伞兵部队没有番号,直属陆军司令部管辖。
后来来了一批美军教官,整个伞兵团就按照美军编制训练管理。美军教官领头的是一位考克斯中校,四方脸,快50岁的样子。另外还有一个艾克尔上尉,直接训练我们。美军教官都穿着卡其色制服,戴着船型帽,看上去很精神。 当时我们的制服和陆军一样。一开始发的是战时工厂生产的胶底鞋,谈不上质量,穿个几天就开裂了。后来美军教官一看,这样不行,就给我们发美制装备。美国的皮鞋又重又结实,搭配一副皮绑腿,耐穿。
我们伞兵团配的武器,都是全美式装备。步枪、轻机枪、冲锋枪、榴弹炮都有。我是炮手,用的是火箭筒。那个美国造的火箭筒,分成前后两截,要用的时候就两截连接起来,后面装火箭弹,专门对付日军坦克的。美军教官当时教我,日军坦克的装甲,一般的火箭筒打不穿,必须打它履带链条的连接处,打断了它就不能动了。 除此之外去,我身上还配了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大概就是你们记者刚才给我看的M1911吧。我的许多战友,都配了汤姆森冲锋枪,威力相当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我们还在昆明。我记得当时大家也没有特别的欣喜。上级也没说放假或者庆祝什么的,很平常。但没过多久,就接到命令,去南京执行任务。当时上级没细说任务内容,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去接管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大校场飞机场。 我们乘坐C47运输机,飞了8个小时才在大校场机场降落。我记得,当时把守飞机场里的日军并不多,强打精神站着,长相与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个子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矮。我们指挥官与他们交接后,日军就遵令离开了。我们立即拉网警戒,彻底接管了飞机场。 接着,新6军从大西南空运过来。现在都说,新6军是南京光复后首批进驻的部队,其实我们伞兵才是。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直驻扎在南京。1947年,内战打响,时局比较乱了。当时我是伞兵部队一团一营一连的上士文书。我不想打什么内战,就趁着职务便利,给自己开了份公函,到南京第六区政府落实户口,成了南京市民。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开小差啦。
1951年,江苏邮电管理局招人,我顺利考取,被分配到淮安邮电局工作,不久又调到盐城邮电局,自此来到盐城,一直工作到1987年退休。 我的英语底子是很好的,在上海小学时就学过,后来当伞兵时,经常与外籍教官交流,也学了不少。前一阵有人组织活动慰问老人,我还现场唱了两首英文歌,让许多人大吃一惊。
【采访手记】 抗战老兵王维正身上有些与众不同的气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逢人便称“女士”、“先生”,时不时还冒出几句英语。不交谈看不出,一交流就透出一股子“民国范”。 过年前,王维正骑自行车被撞了一下,摔倒在地。有人要扶他,他却说:“不要扶,我自己能起来,起不来就作罢。”寥寥几句,仿佛当年的伞兵气息还在。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6 09: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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