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戒记
2016-08-05 15:29:58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04-03-19 作者不详  点击：  复制链接

　　今年6月间，我回久别的家乡——浙江温州乐清一带，追寻逝去的足迹。60多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初中生，巳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动荡的岁月里，经历了生死搏斗。许多战友牺牲了，革命的成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往事历历，怎能忘记。　　

　　一、奔向新四军　　

　　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中国，“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歌声，此起彼伏，震动了整个校园；个个意气奋发，斗志昂扬，巴不得立即奔赴战场。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不时把我们从教室驱向防空壕。在这样的形势下，“读书就是救国，救国就是读书”的读书救国论，再也压抑不住热血青年的坑日愿望。学校对满腔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备加监控，我的姐姐陈洛涟和同斑几个要好的同学，一有空隙就溜出校门，去参加读书会等活动。进步学生的抗日活动普遍展开，节假日还下乡演出文明戏(话剧)。有时，我也去参与。　　

　　1938年临冬的一个晚上，姐姐对我说：“我与几个同学要去皖南参加新四军。”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一惊，继而热泪夺眶而出，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也要去。”姐妹情深，我们从没有分离过，同校同宿，家人说我们两人一粒米也要分两半吃。姐姐与她的几位同学商量，同意了我的要求。此后便向在联中的二姐要了20块银元作路费，收拾了行装。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悄悄地从校后门邻幼稚园的围墙偷越出去，踏上了抗日的征途。那时，我仅14岁。

　　当晚，借宿在一个同学家。家庭和学校都不知道我们的去向。据说事后学校向家庭要人，家庭向学校要人，闹得不可开交。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五人：姚瑾春(瑞安人)、宋素蝶(平阳人)、王以映(瑞安人)以及姐姐和我，紧张地来到瓯江边，乘上一只去青田的小船。微波逐浪，一路行船，一路歌唱，多么高兴，多么自在。当时，我们那么天真烂漫，毫无顾忌，更没有考虑到学校和家庭都那么担忧地寻找我们。经过一天的水路，黄昏时分才抵达一个集镇的码头。找到了一个旅社住下后，大家便开始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姚瑾春首先说：“这旅社可不像学校，究兵和警察随时可能来查夜。”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互相凝视着，内心都沉甸甸地，说不出话来。考虑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只有一张新四军驻温州办事处的介绍信有危险。因为我年纪最小，不易引起检查者的注意，最后决定将介绍信藏在我的内衣口袋里。大家还商量好，如果检查的来了，一定要装作睡着的样子，千万不能惊慌，由姚瑾春来应答。因她曾在南京读过书，见过世面，比较老练，且会普通话。果然，夜深时，来检查了。我在被窝里吓得不敢钻出来。后来，虽然一路都顺利通过了，但被搜查时的恐惧心理，一直到了新四军兵站还没有消失。

　　经过新四军兵站同志的热情接送，行程数百里，我们终于在12月28日抵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教导总队第八中队驻地——中村。接待我们的是于晶队长(扬州人)和指导员乐群(上海人)。她看了介绍信后，帮我们将行李放好，安排我们住下。 至此，结束了这段危险艰难的行程。

　　二、接受启蒙教育　　

　　我们到教导总队后，一切都感到新鲜。中村依山而座，一排排较长而深的瓦房，大的可住两个排的上下通铺。村前有一小溪，像是个天然的浴池，我们常在这里玩耍、洗涤、捕捉小鱼。在这里，开始了七、八个月的军事生活和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学成后一定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要打到上海去，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当时授课的教员是很有政治理论素养的。如薛暮桥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夏征农上统一战线，罗琼上科学社会主义，陶白上国际问题，陈铁军上军事课，李素文上卫生课，等等。我们还上山搞军事演习，进行体育锻练，开运动会。平时，除了听课、讨论外，每人还要站岗放哨。早餐后，大家便拎着书包和草垫来到西边的山坡，盘腿坐在草垫上，大腿当课桌，草垫就是板凳。前方竖一个黑板，这就是我们的教室。大家认真听讲，记笔记，课毕便抄录 讨论题。天黑后，各班学员在通铺上围坐在一盏煤油灯周围，由学习班长主持开讨论会。发言的要求是：普遍发言，抓住中心；原则问题，展开争论。队排干部巡回听取和指导。经常组织班、排竞赛，队队都有俱乐部，在班报上发动挑战。

　　我们这个队陆续从上海、温州以及其他地方来的学员愈来愈多，仅温州的三所中学的学生就有二、三十。队伍庞大了，教学、生活都感到困难。后来，便将八中队分编为甲、乙、丙三个中队。我们温州的同学都编在八乙中队。有趣的是，一下课，温州人便自动聚到一起，别地的同学说我们是温州小团体。温州话难懂，自然成了那里的“禁区”。我们同来的五人中，属姚瑾春聪颖活泼，意志坚定，但因她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姚糜森的女儿，南京当局几次要她离队，她都不愿意。第三次，于晶队长在队前宣布：奉项副军长命令，姚瑾春必须赴南京就学。翌日南京国民党总部来人将她带走了。我们只得挥泪告别。她走后不久，继而又有温中同学林勉、林敏、王以映以及其他地方来的几位学员相继离开。那时我的心都凉了，后经过集体生活、学习，渐渐又恢复过来。

　　半年多的学习结束了。原八乙中队的同学有三分之一到泾县小河口后方医院学习医务，我和七个同学到云岭军部军需处学习财会。学习了六个月后，被派到军教导总队队务处担任会计工作。八乙中队其他学员被分配到几个支队和江北指挥部，多数担任民运工作。姐姐和三、四个人被留在教导总队总教室，不久她又调军参谋处工作。1943年春，奉调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不料，途经连云港时，与日寇遭遇。战斗中，和姐夫田守尧(三师八旅旅长)同时英勇牺牲。经过在八乙中队的学习和军需处的专业培训，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姑娘，成长为新四军的一名干部。这段经历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我在教导总队部的工作，是负责整个总队的财务，包括学员队的财务、军饷、杂支、伙食等费用的计算管理。当时经费大部份源于国民政府和我们根据地的税收。在我的印象中，国民党既克扣又拖欠。那时的预算很紧，包括军务、武器弹药、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办公杂支等，每学员每月军饷一元五角，干部三元。我每月要翻山去云岭军部军需处领一次钱，工作、生活都很艰苦。

　　三、艰难行进

　　皖南事变前夕，军部一部份同志化装通过敌占区，绕道北上。姐姐与军参谋处的机要人员就是走这一路线的。一个傍晚，我们赶到云岭，集结于陈家祠堂。天还未亮，哨声把我们惊醒，大家迅速整好行装，紧急结合。我们由宋裕和和薛暮桥率领，离开了云岭。

　　一路上，不停地绕过敌伪顽的据点封锁线。行进中，不时传来紧急信号，走走停停，越走麻烦越多。为应付这样的情况，队伍在渐渐缩编、划小及分开隐蔽，最后分为二、三人甚至单人行走。我穿着 棉旗袍，不携任何日用品，由地下党派向导带路‘迂回行进。就这样，也还有不少同志遭杀害。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江苏茅山地区的四县(溧阳、溧水、丹阳、句容)总会所在地，见到了总会主任樊玉林。我们在路上听到皖变的消息，心情万分沉痛；悲愤中，恨不得立即去和顽敌拼杀。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盐城重建。我离开了茅山 来到军部，见到一些熟悉的同志，第一句 话都是：“你辛苦了，你幸存着……。”

　　从皖南军部到盐城新四军军部这一段征程，完全是依靠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和广大群众，一路吃、穿、住、行都是依靠他们。遇有敌情时，是当地群众自动掩护；没有衣服、袜子或鞋子，我们给补充。是人民群众的献身精神，鼓舞着我们的斗志，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四、在盐城新四军军部　　

　　在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报到后，我校安排在军供给部工作。不久，军部的财经部部长朱毅(原军教导队的队务处长)要我去他那里工作。不久，被任命为财经部总金库主任。今年4月，在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60周年活动时，我同时参加了江淮银行建立60周年研讨会。当年，我曾兼任该行的金库主任。研讨会上，我发言说：“江淮银行的金库在那里?”我指着我的胸口说： “就在这里……。”与会者哈哈大笑。我说的是两层意思：一是在当时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新四军的金库管理工作；另一层意思是金库的金条金器全缝在我的一件多兜的背心里。钱钞是大家分背，捆成像背包，行军起来要沉重得多。

　　1941年5月，由指导员吴志坚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从一个幼稚的爱国主义者，经党的培养教育和严酷的战争考验，终于成为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战士。

　　在财经部工作期间，大概是1941年秋天，我们还参加了刘少奇、朱毅还有军直政治部主任的婚礼。那是在财经部办公的客堂里举行的。吴志坚组织我们十几个女干部(都是小姑娘)在场唱歌跳舞，以示祝贺，并为新娘新郎戴上大红花。我和另一同志为刘少奇夫妇戴上。

　　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我仅是一个幸存者。1987年，我的三个姐妹从洛杉矶来到我家，见面的第一句话： “你真命大！”还告诉我：“当年你们走了，可害了我们的父亲，他长叹：‘哪有女孩去出征！’后来，他怕我们效法，便先后让我们出洋留学，说这是保我们的命呀! 现在，你的命还不是保着吗?可惜，洛涟姐牺牲了。”我说，只有无数先烈，才有今天。我们幸存者要珍惜晚节，永葆革命的青春。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05 15: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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