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了日寇的两次投降仪式
2016-08-05 15:55:37 来源：中国台州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台州籍的军人，有3905名牺牲在战场上。其中天台烈士最多，1462名，临海次之，749名，黄岩第三，580名。此外，温岭有458名，仙居有310名，三门有268名，玉环有78名。在为国捐躯的台州烈士中，还有陈安宝、谢升标、王禹九三位将军。当时的天台是抗日模范县。
本文主人公袁祥彬先生，今年94岁，是台州惟一健在的参加过抗日远征军的老兵。特地刊登此文，以纪念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也敬祝袁老健康长寿！
中国驻印新六军老兵袁祥彬老人访谈录
赵宗彪
不当亡国奴投笔从戎
我在天台育青中学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上海、宁波、杭州等地相继沦陷，大批学校的学生与老师迁到了天台，上海的大公中学也迁来了。外地常常有难民逃到天台，诉说敌人的残暴。学校里，老师天天报告日寇的暴行，我们高中的同学都热血沸腾，希望为国家出力。
哥哥早就出去当兵了，他当兵时学的是通讯，已经在上饶工作。我在舅公陈钟祺家看到，《东南日报》刊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招生广告，我马上报了名。舅公到学校一动员，又有20多人报了名。
当年一起去考试的人，现在只有我活着。
国家要被日本人灭亡了，我是中国人，是男人，当然要去打仗。母亲很支持。她给了我6块大洋当路费。说，要听长官的话，打完仗就回家。我在成都军校学习时，母亲就去世了。得到消息，我非常悲痛，也想回家。但是，当时长官不同意我回家，说是国难当头，当尽大忠。那时要回家，路上也充满风险，起码也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我只好痛哭了一场。
我因为年纪只有17岁，先到学生队学习，后来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第二大队，一般称黄埔17期。同学都是江浙一带的人，我们二大队的队长是张建冲，东北人，黄埔14期的学长。我在二大队学一年，课程是炮科，因为炮科要测量计算，必须有文化基础。
我们军校的地点在成都。当时的成都进了大量的机关，办公地点基本上都放在寺院、祠堂等处。总队驻在草堂寺，住不下，我所在的分队住青羊宫，离城区近，离学校也近。操场很大，是清朝时候就有的，每周去集中一次。学习很紧张，因为到处要人，学了一年就毕业了。
毕业后，先是留在军校带新生团，就是带后来的学弟们。一年不到，才去新岗位。我被分配到重庆防空司令部，驻防于朝天门，授少尉军衔。我们的长官是临海人，从美国留学回来。
参加远征军去印缅抗日
我是主动要求参加远征军的，希望为国立功。作为远征军，也特别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去。因为当时教育不普及，绝大部分士兵不识字，命令也看不懂。有中学文化程度的，更是少数，在部队里非常抢手。所以，我一报名，就批准了。还有许多中学的毕业与未毕业的学生，都投笔从戎了，号称“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2年出国。到印度后，我编入中国驻印军新六军的军部情报队，也叫谍报队，任区队长。我们的大队长是少校，名字忘了。在印度和缅甸总共有两年多时间。我们的军长是廖耀湘将军。
战争就是死人多。想起来都可怕。我的命能够留下来，全是战友们的命换来的。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在丛林里，战友的遗体，如果不及时挖坑深埋，第二天最多只剩下一架白骨，因为那里有蚂蚁、虫子、野兽，会将遗体吃掉。吸血的蚂蟥非常多，蚊子也成群地飞。我们在丛林中，只能住在树上，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人除了背包，还有一把独特的开山刀，还有一件雨衣，能挡风雨，也可当吊床，还能做帐篷。我们战友之间，相互之间都留下遗言，如果自己牺牲了，就请战友将自己的头发、物品和信带回家，让自己的灵魂，跟随战友回到故乡。
我们出国时同批去的战友7000人，回国时，这批战友只剩下2000人了。
我们所有牺牲的战友，没有一个人的遗骸能回到故乡，都留在了异国他乡。如果建立了坟墓，我们就将他们的墓碑面朝祖国的方向，将遗体的头，朝祖国的方向。
我们新六军和新一军都是美式装备、美式训练、美式给养供应，是当时中国军队里装备最好的。训练中，我们一天打的子弹，比国内训练一年打的还要多。在印度、缅甸的战场上，中国军队特别能战斗，就是因为装备、训练都不比日本人差，甚至比日本人好，中国人非常勇敢，所以，美国、英国军人都向中国军人竖大拇指。
1944年春天，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从湄公河一直打到密支那河，打了两个多月。
我军校毕业时为少尉，后来，因为军功，从中尉而上尉军衔。当时在国外，军衔比较特殊，有功即提级，但是，职位有限，就有高衔低职的情况。我的少校军衔，是回国后提升的。对我来说，这些军衔，同牺牲了的战友的生命相比，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英雄都已牺牲了。
参加了日寇的两次投降仪式
当时日本人打到贵阳，直逼我们的陪都重庆，而我们是中国军队里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所以只能是我们回国作战。
回国前，全军在密支那誓师，廖耀湘军长亲自讲话：我们国家要灭亡了，作为军人，必须与国家共存亡。我们新六军官兵士气高昂，口号响彻云霄，决心回国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回国时间是1945年5月。我们由美国的飞虎队运回中国，出国也是他们运的。从印度的丁江飞到云南的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到湖南沚江机场。后来，战局发生了变化，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去受降。
为什么让我们新六军飞到南京去受降？是因为我们新六军战斗力最强，最有威慑力。当时，尽管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但是，我军去南京受降，一般的部队去，还怕镇不住鬼子兵，同时，也要防止他们动武，所以，让我们这支最精锐的部队去。事实上，许多日本兵对中国人还是不服气的。我们新六军在外国都打败了日本鬼子，在国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让我们新六军去受降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足以告慰我们牺牲的几千名战友。这是我们新六军的光荣，也是我一辈子的光荣！
我参加了两次受降仪式。这也是我的人生奇遇。一次是9月9日上午，在南京陆军总部礼堂。一次是9月9日下午，在南京新街口。我都有幸在场。
我们到沚江后，日本派了人来洽谈受降事宜，他们鞠躬谢罪，要求我们接受他们投降，谈了受降的时间、地点、仪式、程序等具体事项，开始准备正式的受降仪式。我们随即也飞赴南京。
我们新六军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进入中国首都南京的中国军队。能够给新六军如此的殊荣，是因为我们新六军在印缅战场上，战绩赫赫，打出了国威。这是数千名牺牲了的战友们的功劳。
进城的时候，我们乘坐缴获的日本人的汽车，敞篷式的卡车，一式的美国服装与枪械，一个个精神饱满、喜气洋洋，欢迎的群众看到我们，纷纷呼口号、放鞭炮、送香烟，万分激动，我们也非常自豪。我们情报队就驻扎在军校礼堂，与举行受降式的大礼堂仅百米之遥。
第一次受降式是在南京陆军总部礼堂。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工作。时间是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整。我亲眼目睹了不可一世的日寇头子岗村宁次等，向国民党长官何应钦等脱帽、鞠躬、致敬、谢罪。这个仪式，标志着在中国战区的120万日本鬼子全部放下武器投降了。仪式只有15分钟。
第二次受降式是当天下午3点钟，在大街上。我们在街口专门搭了受降台，设在新街口，即中山路与黄埔路的交叉口。台子三面临街，一面是老百姓，一面是军人，一面是机关干部。我担任台下的警戒，防止有人破坏。各个街口都布置了警卫。整个仪式庄严隆重，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日本人冈村宁次上台向中国人道歉，鞠躬。他会讲中国话。台下的老百姓高呼口号：“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如果没有我们在警卫和组织，老百姓会把台上的日本侵略者打死的。
下午的受降仪式结束后，我们又举行了阅兵式。
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且是参加了抗战的军人，不但手脚无损地活着，而且有幸参加了侵略者的投降仪式，是上天对我的厚爱。我是代表更多的牺牲了的战友，获得这份荣誉的。今天想起来，我还非常高兴，非常自豪。
（本文节选自赵宗彪《最后的抗战老兵——中国驻印新六军老兵袁祥彬老人访谈录》）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8-05 16: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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