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树松：八年全面抗战 几度生死攸关时
2016-08-15 11:37:22  来源：光明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把他的抗战故事说出来，金树松渴望了太久太久。兰溪东风水库库尾的小山村里，能记得93岁金树松抗战经历的，只有他肩膀、背上和大腿上的枪伤、弹片。这么多年，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老兵，以至于记者、志愿者找到他家时，老人老泪纵横。

70年的时间太长，尘封的故事太久。金树松只能零碎记起他八年全面抗战里的片段：17岁被抽壮丁，四抓四逃仍难躲命运；初到40师，部队腐败，不到一年就全师溃散；无锡长兴一带守桥，苦战三天三夜大腿中弹，吃两粒止痛片继续战斗……

四抓四逃难躲抽壮丁

我叫金树松，兰溪市永昌街道童家坞人，今年93岁。从小长到大，我身上苦楚多了，因为条件不好，天灾人祸，一年家里就死了5个人。我10岁那年，先是5岁的弟弟生病去世，再是我怀孕的娘，伤心过度开始发热，烧退不掉，33岁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走了；之后，6岁的弟弟和7岁的妹妹也去世了，真是祸不单行。

之后，我父亲带着4个孩子过日子，我是老三，上面有哥哥和姐姐，下面还有个弟弟。我还出过天花，掉进过水塘，好在命大都活下来了。年纪大一点，我就和同样没娘的叔伯兄弟待在奶奶家。童家坞在东风水库这一头，村里没有学堂，大家都没得书读。我父亲买了一头牛，我们就放牛种田为生。

17岁那年，国民党来抓壮丁，我的年龄还没到，就安安心心在家里放牛。哪知，村里那些20多岁的人都逃出去了，他们就抓我们年纪小的充数。

家里舍不得我去当兵，就花了一些钱和两亩田去买丁，前前后后一共买了3次。买来的“丁”，还没到部队就又逃掉了。最后一次，我想偷偷溜出去，我父亲是老实人，看见来抓人的兵就紧张，一定要我躲进谷柜里。谷柜里只要动一下就会有“沙沙沙”的响声，结果，盖子一开，像抓鸡一样，我还是被抓去了。

抽去的壮丁都是走山路到兰溪会合，先是一起被带到盛氏祠堂关着，位置就在现在的兰溪火车站底下。到那里一看，竟然有4个我的名字。为啥？买来的壮丁逃了，再抓一次，逃了，又抓一次，到这次，就有了4个。

祠堂里人很多很多，先检查身体，看有没有毛病。我看到人群里有好些五六十岁的老头，这些人的儿子逃掉了，被抓来充数，有的已经站都站不稳了，还抓来打仗。体检时这些人是通不过的，就被集中到一个地方，过段日子会放回来。

说起来，我父亲在部队里有人认识，就托他们把我当成老弱病残留下来了。那年农历二月，家里农活多，我就回家帮忙，没想到又被抓走了。这一次，再没得关系可讲，我就同大家一起分派到部队去了。

到了部队里，也就不敢再逃了，逃兵要枪毙的呀！刚入伍，我就遇上三个逃兵，第一天是两个年纪大的，因为缺少兵源就被保下来了。哪晓得第二天，又有一个年轻的逃了，于是三个人都枪毙了。

40师部队腐败，不到一年全师溃散

那时候，我年纪轻身体好，部队里都喜欢挑我。部队先拉到金华训练，在东门的广场训练，大家就在杨柳树下练打枪，手榴弹不用练的，手劲大一点就行。实际上，我们也只是摸过枪，还不晓得怎么瞄准射击。

我们从金华徒步回到兰溪，再到寿昌、淳安、威平，最后到安徽广德扬子江。到广德以后，部队给我们发了枪、铺盖、铁碗、衣服、绑腿、鞋，每天三操两讲堂。

我年纪轻，枪法特别准，人家打不中的靶子，我不会超过三颗子弹。所以，我也经常拿到部队奖励，铅笔信纸就是奖品，可惜寄不回家。

那时候，我不会写字，但也经常叫人帮我代写信，一般都找永昌太平祝村的祝小土（音），他大我七八岁，会写几个字。每次信里就几句话：“爸爸，家里好吗？身体好吗？我们在打日本佬。”实际上，信寄不寄得出，收不收得到，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想让家里人知道我们还活着。可惜，后来到大后方时信就寄不出去了。

不久，我就被补充到队伍里，一开始，被分派到国民党40师重机枪连，这是1938年前后。我们连打仗都不知道是什么，就上战场了。一年不到，40师就溃败得一塌糊涂，全部被打散了。

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这么快？问题在于长官。这个部队很腐败，师长胆小怕事，没人指挥，都是下面的兵自己胡乱打仗，怎么可能赢。

大多数时候，我们很少跟日本佬正面交火，打不过就撤退，打赢了也不敢追，为啥？日本佬的补充部队速度很快，即便一队败了，后面的部队一小时不到马上赶来。

不过，晚上日本佬也不敢进攻，地形不熟。我们打掉一个炮台，隔壁炮台也不敢来增援。老百姓也很好，就像中国部队的隐形哨兵，随时帮我们留意日本佬行踪。有一次，我们差点走进鬼子阵地，一个老头偷偷告诉我们，日本佬部队刚过去，你们别去！

像我们重机枪连，连长都不晓得逃到哪里，胆小怕事，都在后面的基地里躲着，让当兵的自己上。一挺重机枪三个人才抬得起，一个人怎么移，根本不知道怎么打。部队溃散后，幸存的士兵逃的逃，重编的重编。

部队吃败仗，不仅是当兵的吃苦，老百姓更惨。广德一带的老百姓都逃光了，我们也连带着没得吃，没得喝。

无锡长兴守桥苦战三天三夜

不久，我们连被重新编入忠义救国军。这时候，大家的日子才好过些，一天两顿，能吃饱了。

大家聚在广德一个叫小园岭（音）的山间村庄训练两个多月，我被分在第三营第九连第一排九班，因为身强力壮年纪轻，我还是做重机枪手，从副手做起，再做正手。

训练结束，部队转移到鬼子后方的无锡长兴一带。因为是在后方战场，我们大多穿便衣和鬼子打游击战，保存实力，避免正面交火。

在救国民革命军上，有一件趣事。祝小土（音）同一个兰溪同乡晚上想逃，不敢发出声音，就在床下拉我裤腿，要我同他们一起。我没反应，拉了第三次，我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跑远了。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又被抓了回来，这是要枪毙的大罪，他怕得要死。

结果，那时候国民党也缺少兵，年纪轻的舍不得杀，就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要我们同乡人用扁担打板子。前一晚，我去看他，给他带了一点酒，他还在里面哭。我说：“哭啥？又不用死。”第二天，我负责打他，实际上，都是兄弟，怎么可能用力打，一点都不痛的，就意思下。国民党军官的意思，就是想要杀鸡儆猴，让我们不敢逃。

1942年，我22岁，碰上了一次最危险的大仗。那一次，我们整整打了三天三夜。我们部队在长兴太湖沿岸，我是重机枪手，我们是一个被打死，下面的人立刻顶上。

当时，无锡长兴附近的火车还是通的，但是已经被日本佬占领。在山坳里，我们日夜都能听到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这是日本佬在不断调兵，兵力源源不断补充过来，我们后不能退，前有扬子江，根本没有地方撤。

我们基本已经被日本佬从外面包围了。因为江河很多，日军又修筑了很多战壕，我们被围困在山坳里，只好补充换防，休整狙击。第一天夜里，我所在的团要撤下来换另一个团，一开始，他们不许我们下来，还想要缴我们的枪。他们的团长还气势汹汹质问：“你们这么怕死！一个个怕死鬼！”实际上，谁都不想上，情况太危险了。

结果，我们刚换防下来，日本佬一顿炮火炸进去，那个团就完了。

还有一次，我们负责守开阔地的一座桥，左边是日本兵，右边就是我们部队。我们不能让日本佬过桥，用机枪设防。我们的武器没日本佬的先进，一般以夜战为主，晚上也不敢抽烟，怕暴露。我们同当地老百姓一起挖了一条20多公里长的战壕。白天，大家就趴在战壕里，不敢站起来。

我们的营长姓毛，有一天看战事不重，他就想站起来去吃碗鸡蛋饭，军官是有特殊待遇的。结果，他刚站起来，就被日本佬用狙击步枪打死了。还有一个伙头兵，白天负责烧饭，夜里也要和我们一起去打仗。

在这次战斗里，我也负了伤。那天，我们同日本佬激战，前头的机枪手被打死了，我要顶上。在战场上，人可以死，武器不能丢。我连忙上去抢回机枪，结果，刚拿到枪，还没站直，就被鬼子一枪击中大腿根。我从口袋里掏出两粒止痛片，吃了后继续战斗。到现在，腿上还能看到枪痕，伤口当时没有处理好，一直烂到今天。

退下来后，我才看到自己背上一片血肉模糊，喝水的水袋、吃饭的铁碗全部被打穿了。

农户家养伤

亲见轰炸惨状

受伤后，我背着机枪走了两公里路，才找到部队医务员包扎。当时也没有什么战地医院和医生，包扎一下就把你送到农户家养伤，由村里的土郎中土方医治。

事实上，也没有农民敢收留我们，因为日本佬时常到村里查人头数，多出一个人就晓得，发现一个伤兵就诛杀全家。最可恶的还是伪军，也帮着鬼子到村里来找伤兵，出卖同胞。

保长只能把所有伤兵放在田地里，下雨时到祠堂里避避。那4个月，日子过得很苦，因为背上和腿上有枪伤，不能坐，只能卧地休养。白天在稻田里没得吃，一直饿肚子。只有到晚上，日本佬走了，农民才能来给我们送点吃的。

村里的土郎中人特别好，医术也好。他家特别有钱，有几百亩田地，还有很多机器，但他没有一点架子，积极救死扶伤。那时候没有药，他就把牡蛎壳烧成灰，涂在我伤口上消炎。每天再烧些猪肝，来给我补血气。碰上日本佬来扫荡，他大我两岁的弟弟背进背出，把我藏到祠堂的香火台后面，就是这样，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在村里的那些日子，日本飞机经常来炸，很多无辜百姓死的死伤的伤。有一回轰炸，大家一起逃，一对夫妻发现铺盖袋子没拿，回去取，一颗子弹直接打穿老婆膝盖。

祝小土也受了伤，在村里祠堂养伤，祠堂中央拿木板搭起一个台子，所有伤兵都睡在上面。一天夜里，鬼子直接到祠堂抓伤兵，看见人就用刺刀刺。祝小土运气好，睡在边上，滚下去躲到木板下面，捡回一条命。后来，他被一个寡妇招了上门夫婿。抗战胜利后，他就没回兰溪，留在安徽过日子。

伤好以后，我就在医生家里帮忙做工报答，一直到抗战胜利。26岁那年（1946年）中秋前后，我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部队给了我4个大洋让我回去，我没回。后来，家里哥哥通过一起抽丁去的人晓得我的地址，传话说爸爸重病，我就回了家。从此一直在兰溪童家坞村种田。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15 11: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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