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华：“江抗”的传奇（四）
2017-12-25 16:15:09  来源：《大江南北》  点击：  复制链接

　　(七)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有过多次重要指示。1940年初，中央又一再强调：“在江南者，要一直发展到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沪杭路直达海边。”“江抗”东进创造的业绩，新“江抗”的成立，促进了新四军上下的共识。3月23日，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电告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负责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谭震林同志原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在皖南大门繁昌保卫战中指挥部队痛击过日寇。这次调到新的环境去开拓局面，是他的心愿。他在皖南，因受种种限制，感到很苦恼，曾语重心长地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这次他带领30多名团营级干部和教导队学员，先到丹阳延陵一支队司令部，会见了陈毅。随后，他从延陵镇一个绸布店老板那里借到了一份假“良民证”，身穿长袍，头戴呢帽，脚蹬皮鞋，装扮成一个商铺老板，和随行的30多名干部分路向东，通过敌伪封锁线，到常熟东塘市会合。接着，他和一些同志又乘船到董浜，又乘船穿过敌人白茆塘据点，到达新“江抗”活动的徐市附近，听取了东路领导人的汇报。

　　4月23日，谭震林在徐市北港庙附近主持召开了东路部队和地方党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和对苏南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宣布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关于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会议同时决定，成立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称新“江抗”)。谭化名林俊，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为副司令，吴仲超为政治部副主任，张开荆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报请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将东路特委划归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东路坚持抗战《十大工作纲领》。5月4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陈毅迅速在茅山地区召开苏南新四军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并坚决贯彻中央指示。谭震林回到常熟地区，结合东路实际，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提出“红五月大发展”的口号，雷厉风行地开展一系列工作。

　　4月25日，徐市会议将要结束，侦察员报告，有100多日伪军窜到北港庙。谭震林指派戴克林去指挥“民抗”打击敌人。戴克林带了两个通信员，赶上正在对敌展开战斗的部队，自我介绍说：“你们‘民抗’部队很快就要编成为‘江抗’第一支队，我是支队长，这个仗由我指挥。”他爬上屋顶观察敌情，调来一挺捷克式机枪，配合部队阻击。一会儿，二支队长陈挺、教导员黄锋带部队来增援。战斗从近午相持到黄昏，敌人被迫撤退。

　　徐市会议后，经过几个月各方面共同努力，建党、建政和扩大部队工作在青昆嘉、苏常太、澄锡虞都有迅速发展。谭震林率新“江抗”指挥部从常熟转移到无锡、江阴，以无锡为基地，和太滆地区连成一片，为开辟宁沪路东南和浙西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创造了条件。谭震林按照“西入澄锡虞、东出昆青太”的方针，6月初又派温玉成率三支队的一、二中队进入昆山境内，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势力。

　　6月18日，三支队一、二中队在任阳、石牌之间的大凤湾村宿营。天刚蒙蒙亮，发现一长串日本鬼子在田埂上东张西望，温玉成、吕炳奎立即命令部队集结待命，二中队从正面迎击敌寇，一中队从侧翼出击。正面班排在周达明指挥下，掩护其他班排迂回击敌。日军100多人，依恃优势装备，用机步枪和小钢炮像雨点般射击我方阵地。我一、二中队指战员奋勇争先，正面利用田埂、土堆、荒坟，侧面迅速迂回，反击敌寇，战斗持续五个多小时，敌人毙伤20多人，侧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我方周达明等10多人负伤，江军等7人牺牲。一中队一班班长江军，20岁，工人出身，腹部负重伤，用手捂着肠子，坚持战斗。战友们把他隐蔽在稻草堆里。日寇进村搜索，见草堆旁有鲜血，狂叫着用刺刀捅草堆。江军纵身扑出，拉响身上手榴弹，和日寇同归于尽。这次战斗，震动了东路，震动了上海。上海市学联等社会团体在市区浦东大楼召开了大凤湾七烈士追悼会，出版了纪念专刊，发起了募捐支援新四军的活动，上海市又有不少热血青年踊跃下乡参军。

　　1940年11月初，新“江抗”以三个支队为基础成立三个相当于团的纵队，由夏光、刘飞、朱长清、温玉成等分别任司令、政委。半年时间，部队发展到近4000人，经历大小战斗47次，迎击日军2000余、伪军4000余;击毙日军147名，伪军375名;击伤日军112名、伪军433名。

　　皖南事变前，新“江抗”经历的主要战斗有：1940年6月6日，何克希、夏光、陈挺率二支队深入太仓伪化区，与敌伪一日三战;7月27日，张开荆、刘飞、戴克林率一支队和无锡独立支队，在无锡港下与屡次挑衅的反共顽固派军队激烈战斗，为澄锡虞地区打开抗日新局面;江阴境内的反共顽固派武装高杏宝部“忠救”澄锡虞别动大队还勾结日伪，将部队拉到青旸桐岐附近，企图背靠日军，阻隔我澄锡虞、澄武锡两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保障我东、西路的畅道，我二、六支队给以沉重打击。

　　1941年1月30日，我方获悉，高杏宝要在老家双漏里为其母做寿，“忠救”澄锡虞军事专员兼江阴县长王文甫为他的座上宾。31日下午，我部兵分两路奔袭双漏里。傍晚时分，王文甫、高杏宝闻风逃遁到青旸以南的小青旸，在敌据点庇护下隐伏下来。我部冲进高杏宝老巢，只见厅堂上汽灯高挂，丰盛的酒席未动。张开荆和陈廷判断，双漏里位于青旸桐岐之南，三面环水，地形对我不利，立即决定部队向北撤出二公里，集结待命。七支队为防止敌人袭扰，派一个班前出500米到桐岐小庙的小高地，监视青旸、武进公路的动向。

　　高杏宝、王文甫企图借日军力量消灭我军，暗地里派密探向青旸日军谎称：“新四军移驻王大坝，将于午夜包围青旸。”31日夜，骄横的日寇警备队队长早野中尉自恃武器精良，竟打破夜不出战的常规，率领全队日军和伪军，沿公路直奔桐岐，妄图偷袭我军。我方在桐岐的军事哨所听到狗吠声，又见对方手电筒一闪一闪，情知有异。忽然有三个伪军冲过来，担任警戒的几名战士立即跃出，鸣枪报警，抓住了其中两个伪军。我七支队指战员听到前哨枪声，以为是王文甫、高杏宝部前来反扑，顾不上吃饭，猛冲上去，支援军事哨，并用机枪火力封锁敌方攻取王大坝的通道。张开荆、陈挺命令二、六支队从左右两路向敌包抄。日军为要拔除我军事哨，以一部兵力绕道爬高，占领小庙旁边的桑树田，用机枪火力居高临下压制我军，其余日军沿青武公路散开，匍匐在麦田里，对我前哨形成包围态势。我七支队以三挺机枪阻止敌人从桑树田冲下。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发现我新四军大部队，慌忙向小庙周围收缩。我七支队战士迂回到庙西，借夜色滚爬着，向正在喷火的敌机枪阵地接连投掷手榴弹，压制住敌火力。我二、六支队奋勇冲杀，连俘数名伪军。

　　我方从俘虏口中得知，敌方是日军青旸警备队。指战员全力奋战，敌军被击毙数人，其余龟缩到东平庙里，在庙前用九二重机枪和小钢炮向我疯狂射击，并发射紧急救援信号弹。战士们向小庙雨点般投掷手榴弹，一跃而前击毙敌重机枪枪手和弹药手，并用刺刀拼搏，杀死另一名弹药手。庙外日军全部逃进庙里。小庙为东平庙，内有两侧厢房、三间正殿和天井，四周有坚固的高墙。为迅速解决战斗，我军架设木梯，爬上屋顶向庙里投手榴弹，用火油灌注草木火攻。一部分战士撞开庙侧前后门，突入正殿。几名垂死挣扎的日兵躲在佛像后面放冷枪，被我接连打倒。我部指战员逐屋搜索，将暗藏残敌全部消灭，到深夜11时，战斗结束。小庙内外遍布东倒西歪的敌尸，敌青旸警备队队长早野中尉倒毙在庙外桑树田两挺被炸歪的机枪旁。“早野绿明”的签名照片、黄呢军服、指挥刀、黑皮包、九四手枪、手表和军用地图均被缴获。

　　这一仗持续了三个小时，我军共击毙日军27人，毙伤俘伪军15人，合计歼敌42人，缴获九二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三八式步枪20多支、掷弹筒一支、弹药数箱。我方牺牲4名，伤20余名。

　　桐岐一战，充分揭露了反共顽固派勾结日伪的可耻行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骄横的气焰，显示了我军英勇顽强歼敌的战斗作风。陈毅代军长迅速来电嘉奖，称赞此战“为开创东路我军歼灭战之先声”。东路人民称赞我二纵队为“江阴老虎”。敌人提起我二纵队也是“谈虎色变”。

　　1941年3月，新四军第6师成立，新“江抗”被编为第18旅。

　　(八)

　　新“江抗”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工作丰富多彩。“战地文艺轻骑兵，铅字排印出书报”。“大众剧团”男女团员二三十人，打起仗来做后勤抢救伤员和动员群众工作，平时编排短小节目为军民演出，教唱新歌。营、连有文化教员，有文书员，纵队有宣传、文化干事，有书记员。文书、书记大都会用手工刻钢板油印少量《捷报》、《快讯》，质量不高。谭震林同志非常重视党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和干部的理论学习，在部队里办起了《东进报》，开始也是手工刻钢板油印，后来发展到铅字和木刻字相结合，在印刷机上开印，三五天一期，每期印发1000多份。1940年7月7日，《东进报》报头套红特刊印发2000多份，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9周年和全面抗战3周年。报头大号字是用手工木刻。报纸内容部分字模不够用，也是用手工木刻代替的。有的铅字太少，就设法用小刻刀刻去一点，或把两个字各去一半拼成一个字。

　　新“江抗”调到江阴祝塘任民主政府区长的于玲同志，做了当地一个小型印刷厂人员的工作，动员该厂同志连人带厂参加抗日，因此有了一个规模逐渐趋于完善的东路印刷厂。部队派出做扩军工作和采购军需用品的同志到上海，通过上海党组织购到一部印刷机和部分原材料，动员了几位在《大美晚报》和印刷行业工作的同志下乡，报社和印刷厂力量明显加强。印刷厂还负责排印东路特委面向军内外干部的《江南》杂志和面向地方的《大众报》，排印“江抗”政治部编辑的《工人与革命》、《农民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等小册子。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4日发表了《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即《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和1940年5月4日发表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先后发出了相应的指示。上述指示总的精神是：在敌后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比在敌前同友军一起受其压制约束要好些。敌情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即使是平原水网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指示强调，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区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培养干部。指示要求，要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两次五四指示，军民如沐春风。新四军“江抗”在苏南，积极主动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尤其是两次五四指示，涌现了城乡青年忙参军、军民鱼水情谊深的许多感人场面。当时流传一个“四有”顺口溜：“有一颗爱国心，有一盏指路灯，有一股精气神，有一种鱼水情。”还有一个口号：“‘江抗’，‘江抗’，不断成长。”

　　我们虽然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和处在地形不利的环境，虽然在敌伪顽夹击之中，部队却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发展。我们深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洞察形势、高瞻远瞩，运筹于延水之滨，决胜于大江南北。我们回忆当年的情景，倍感亲切。

　　“五四宏文指路明，义师东进建奇勋。钢刀直插敌心腑，传遍江南鱼水情。”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是新四军、“江抗”发展壮大的力量之源。

　　(全文完)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5 16: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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