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金华保卫战率排56人只剩4人 返家疗伤被俘，智斗日军生死逃亡
2018-01-08 14:42:41  来源：金华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洪涛近影。 汪蕾摄

　　“江无回头浪，人无再少年。”2000年的一天，他工整地动笔，写下第一句话。洪涛，1918年8月26日戌时生，字齐州，号炳树。这是一本回忆录，关于他和那个时代的故事。打麻将、走步的空闲光景里，一口烟，一笔字。“趁着还会写，就记点下来。”洒脱如他，也想记点生平让后人知。

　　这是一本贴满画报美女的日记，一笔一画写下这些故事的人，是98岁的老兵洪涛。“女人，看着漂亮、舒坦。”香烟，是离不了口的，吐出的烟雾迷了眼睛;不冷的天里，双手依然插在袖口里，翘起二郎腿只瞧见那双擦得蹭亮的皮鞋;租来的简陋屋子里，坐上去吱呀作响的木凳一尘不染……即便已是耄耋老人，依然没人能否认洪涛是个老帅哥。不管是对过去还是现在，他都侃侃而谈，少有的直言不讳，袒露心声。

　　一个家有千亩良田、300多间房屋的阔少爷，看到《新民报》上一则征兵启示，已经高中毕业在乡间做教书先生的他毅然从军。当年，他才20岁，新婚半年。黄埔军校17期步兵科毕业后，他亲历金华保卫战。作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衢州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二仙桥狗头山，他率领的排，56个人，只活下4人。返家疗伤被俘，智斗日军生死逃亡……

　　在内蒙古农场30年，回乡后背井离乡租住武义……静下来的时候，洪涛只能烟解千愁。末了，他看着手里自己写的日记，想想这一生，陷入绵长的回忆。

　　出生在良田千亩的地主人家

　　我的祖辈是兰溪水亭乡里坞里村有名的大户人家，历代下来都蛮有钱，种田地的。我祖父时代，家里有好几千亩良田、300多间房屋。那时候，我家里雇来的大小长工有二十来个，也只能种下1/3的田地，其他的都租给人家种。

　　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小。大哥是读书人，一直读到大学，五卅大学毕业就回乡了。刚回来，就把分到的田地卖掉1/3;不到两年，全部卖光。干啥嘞?请客!他屁股后面永远跟着一群人，他们管吃，大哥买单。照现在的话讲，就是败家。二哥不肯读书，在家里管事当家。

　　七八岁时，我在老家读私塾，后来到兰溪永昌中心小学读书，再到金华作新中学(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初中，后来到杭州中山中学求学。

　　1937年，我正读高三。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局势很紧张，学校也停了课。经过朋友的介绍，我回到家乡来教书，在厚伦桥小学和殿山城村小学当了一年半的小学教员，当时的工资是每学期20担米。

　　回家一年后，父母亲给我结了一门亲事，姑娘叫徐繁英，小我一岁。那一年，我20岁，她19岁。她漂亮又贤惠，我们就结婚了。

　　新婚半年后，一份报纸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还记得，那是《新民报》。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939年，日本人打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这句话说起来很老套，但那时真心是这样。结婚刚刚半年，我就离开家里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家，我是自己要走，父亲也是不同意的，拗不过也罢了。

　　1939年8月，我在《新民报》上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金华招生，我和5个同乡一起参加考试，正式考取二人。另外两个兰溪人也录取了，一个叫何应隆，一个叫赵挺生。当时，通讯兵学校教育长、陆军中将童元亮是我们兰溪人，负责招考的是永昌人翁振祥，黄埔十三期的，提携老乡就把他们俩也招进去了。赵挺生和我一起分配在79师235团，升到机枪连中尉连长，1942年在衢州战死。

　　当时没有交通工具，以走路为主，有时候坐汽车、火车，最后是坐木炭船到学校。到学校以后，先要把家里穿来的衣服全部换成军服，剃光头，旧衣服放到储藏间。

　　我们考入的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十七期，校址在广西桂林李家村，都被分在十七总队，我在步科二大队七队。蒋介石每年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都要来给大家讲话，印象里他个头很高，很魁梧。

　　大队长叫朱道元，总队长叫廖慷(黄埔三期生)，教育主任是国民党部队里的老兵军官，经常调换，最低都是团长级的。我们的教官，开始是黄维。他调走以后，来的还姓黄，叫黄杰，后来调到云南的远征军去了。

　　头三个月的学武教育特别苦，再接受半年军事教育，日子好过点，有几块钱发。一年以后才是军官教育，有工资发，也有星期天，可以到外面自由活动。军校纪律严格，每天三操两讲堂，上课主要就讲怎么打仗。有时天没亮，长官要求一分半钟紧急集合，大家必须全副武装，然后到二三十公里的桂林去拉练，再回来吃早饭。早饭时间五分钟，中晚饭时间三分钟，时间一到不管吃没吃饱都不准再吃了。吃饭，要教官喊一声“站好”，大家排好队，连拿筷子都不能发出声音，如果“咳”一声发出声音，就要全部队伍被请出去重新再来。睡觉，全部是上下铺，一段时间轮换一下。

　　经过两年半的学习，毕业考试合格后(也有不合格被淘汰或降级的)，照相、做同学录，还要领取一把佩剑，上面写着“不成功，便成仁”，还印着“校长蒋中正”和我的名字“洪涛”。只可惜，后来都落在江西泰和了，除了佩剑一件都没带回来。佩剑呢，“大办钢铁”时农会收走了。

　　1941年10月10日，考试合格后我顺利毕业。随即，就被分配到前线作战部队。

　　亲历金华保卫战，掩护撤退56人剩4人

　　一开始，我被分配在三战区顾祝同部，到江西港山长官部报到。后来，被分配到86军79师235团二营六连任少尉排长。部队驻防金华二仙桥黄泥垅，军长莫开若、师长段霖茂、团长魏逢林。

　　到部队里，有个套路，见长官一模一样的路数。先见军长莫开若，我们18个人站成一排，他开口说话：“我是莫军长，是你们的老大哥，好好地干。现在没什么东西，就犒赏你们每人12块钱。”再见师长、团长，他们又来一套，都是差不多的话，“我是你的老大哥”。

　　刚到金华时，日本佬还没有打进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御工事，训练士兵，把学来的东西教给新兵。这样的日子，有一年光景。

　　1942年初，我升任中尉排长。1942年5月日军进攻金华，当时的军事部署是235团守二仙桥，236团守城，237团守城北外围。但实际上金华也没怎么打，就守了一个星期光景。为啥呢?江西告急，金华是保不住的，打下去没意思。后来接到上级命令，放弃金华，退守浦江，打游击。

　　我带的排任务最重要，也最危险，打算是把我的排牺牲掉。我们奉命死守二仙桥黄泥垅狗头山高地，掩护整个师撤退，没有命令，不许撤退。这是个大村，地形易守难攻，我们就这样扛了三天三夜。

　　当时，日军在金华邮电局附近，离我们很近。天黑后，我派二班放前哨，怕士兵睡着，我把绑腿绑在士兵手上，拉一拉，他动一下，如果不动就是睡着了，下来就要枪毙。

　　刚开始，整个晚上都没动静，天亮后日本人就疯狂地进攻了，飞机炸，小钢炮轰。打到中午，二班七八个士兵被打死了，我让二班撤下，三班补上，这时日本兵暂时停了火。到了晚上9点，战斗又开始了，一晚打下来，三班战士全部阵亡，整个排牺牲掉27个人，到处都是尸体。

　　隔了一天，日本人又开始一通猛攻，这回他们改变了战术，一边进攻一边四面包围。没多久，我们只剩下5个人。我看出他们的意图，再不撤全被活捉，山头肯定是守不住了。眼看日本人要追上来，我下令撤到旁边村里。

　　上士班长提了把捷克轻机枪，掩护我们撤退———捷克轻机枪是很厉害的，让日本人吃过很多苦头。没想到，这个神枪手班长撤退时被日本人打中头，一下扑倒在水田里，距离我就十几米。哎!这个班长是东北人，跟我关系铁，很有作战经验，有什么好吃的第一个想到给我，还教我很多实战经验。他告诉我，听到子弹“句句”响，不要担心，那是在远处，打不到的。一听到“厥厥”的声音，赶紧卧倒，因为子弹就在近处。

　　战场上，是容不得人多想的。人死了，武器也不能丢，全排唯一一挺捷克轻机枪和一箱子弹还在上面。我叫两个士兵去把机枪拿回来，他们不愿去———去了十之八九要被打死，当时子弹像雨一样打在地上。他们不应，我就自己去拿，还没走到机枪边，就被日本人击中右腿，两个士兵连滚带爬冲到我身边，像拽死狗一样拽回土坡。

　　我们就向村里撤退，狗头山被日本人占领了。进了村，我们三个人，两挺机关枪，拼命朝日本佬打，这样他们就闹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不敢进村。

　　日本人撤了以后，两个士兵轮流背着我跑，轮流扛着两挺机关枪、一杆步枪及驳壳枪。这时候，整个排死得只剩下4个，我和那两个兵，还有一个中士副班长。

　　回到浦江和大部队集合，见到团长魏逢林，看我活着他很高兴，我们一直挺要好。我讲：哎呀，我真是吃你苦头。我的腿伤着流血走不了，你们部队打游击，碰到日本佬就打，碰不到就不打，不要说你们打仗打去，关键时刻把我扔下让日本佬抓去。部队里又只有卫生队，只管包扎，不能养伤，我要求回家疗伤。

　　他问我：“你家里是哪里?”我说：“兰溪嘛，过了一条河就是。那里有63师驻扎，有事可以直接联系他们，伤养好马上归队。”

　　他同意了，还亲手写下保留军籍的介绍信，盖上火印。为了照顾我，他要派两个身强力壮的士兵护送我回家。我想想，生死之交，就还是要了那两个活下来的士兵。我们三个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上路，我带着驳壳枪，他们用担架抬着我。

　　谁知，行进途中，在过一个渡口，我们又碰巧遇上了运送军火的日军。然后，逃亡的苦头就吃尽了。一百个，一百零一个要死的，活不了的。我活到今天，自己也是想不到。

　　“站住，支那兵。”

　　要回兰溪，就得过富春江。走到金华、浦江交界的地方，就到了一个渡口，我有同学在，去找他，没有找到。于是，我们到船码头问老乡，今天有没有渡船到对岸?老乡答：“前两天都没什么动静，船可以过。”

　　那时候，如果日本兵要过河，老百姓就不准过。我们沿着河边小路往码头方向走。

　　走到半路，就遇到了一队日本侦察兵。我被两个士兵抬着，一下子就被看见了。逃也逃不掉了，我就想赶紧把能证明军人身份的东西丢掉———当时，衣服里不仅装着手枪、文件、证件、毕业证、介绍信，还绣着部队编号。

　　两个士兵用手挖坑，把东西都扔进去，再把土填回来，用脚踩实。我随手把手枪贴着草皮横甩出去。

　　“支那兵?”日本鬼子很快就围上来，用枪指着我们用半通的中文问。因为我腿上有枪伤，手上虎口还有老茧，日本鬼子一摸就知道我是当兵的。他们随身携带着捆人的绳索，几下就把我们三人捆绑起来押走。我想，这回死定了。

　　怎么回事呢?这些日本兵啊，是负责运送军火的，百来条船。从杭州到衢州，沿途的军事要塞、军事城镇、军事据点的日本鬼子都要补充弹药;从中国抢来的粮食、布匹、木材、铜鼎、铜钟再顺河道运到杭州，上船运往日本国内。

　　船队沿河道而行，日本鬼子的先遣部队就沿河岸徒步行军———为了看看河边有没有中国军队设下的埋伏，有的话，先展开战斗队形作战。

　　他们押着我们，到了码头。这时大概下午四点，天下起很大的雨，船也不开了。日本兵绑着我们到附近一个叫将军庵的庙里避雨。

　　将军庵里已经有不少日本鬼子，我们三人被牵进来，日本鬼子就围上来搜身。他们看我戴着一块手表，蛮贵的，抢去了;又来我身上东摸摸西摸摸，掀开衣服，看我皮带不错，蛮横一抽。结果，我裤子一下子掉下来，就剩个短裤，他们就扔给我一根绳子。那时候，农民都是系裤带，皮带少有的。还有日本鬼子翻我的口袋，翻出来好些钞票，不过法币他们不要的，撕掉了。

　　哎，要说怕不怕，已经没感觉了，横竖是个死。

　　然后，他们就把我们扔到一艘船上不管了。那些个日本佬也是很聪明的，看我穿戴不错，又是被两个人抬着的，就晓得我没准是个军官。大概五六点钟，天黑了，单单我一个人被带到领头的一艘船上问话，那个人是个中佐，旁边还有翻译，桌子上放着好多灌装的高级香烟。

　　他问我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我不是当兵的，是个做生意的。那个日本军官不信。

　　我说：“中国军队让我带路，我不肯，他们就把我腿打伤了，他们看见皇军来了也跑走了。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找那个军官丢在那里的手枪。”

　　日本人还真去找了，不一会儿，枪被找回来了。那个日本军官对我说“好来西”，可能是夸我吧，递给我一支烟。我20岁起开始抽烟，瘾大得很，部队里已经很久没抽过了。想想，抽也是死，不抽也是死，先抽了再说。

　　然后，他又问我识不识字，我说识的。问我守金华的是什么部队，我说79师，臂章上写着“壁晶”二字，现在退到浦江了。

　　问完，这个中佐很看重我，觉得我是有文化的人。但实际上，他也没有被骗，虎口的老茧，是不是当兵的他们一摸就清楚。问完这些，又把我拉回原来那艘船，还是三个人绑在一起。我想，今日恐怕不会杀了，要死也要等到衢州。

　　富春江死里逃生

　　6点多钟，雨越下越大，看守我们的日本兵也去躲雨。我想，生死就看现在，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跳河逃走。我们相互把绳子解开了(原来绑得就不紧)，我叫两个士兵跟我一起逃，他们说不会水跑不了，让我自己跑，他们不会喊的。我就说，那生死别过了。

　　我沿着船梆滑下去，顺着一条一条的船边上顺流而下。五六十条船，是一条条串联拴在一起的。河水冲在船板上，发出“哗哗……”的声音，我的游泳声也就盖住了。

　　游泳不敢往边上，因为每条船的船头船尾有提着枪的日本兵放哨，看到就打死你。我只能憋气在船底游，到船和船中间的空挡换个气。大概过了五六十条船，我实在游不动了。又饿又累，还拖着一条伤腿，流着血没力气。

　　这时候，我游到一个小船边上，上面站着的船老大讲中国话。我求他让我上船休息一下，他不答应。也不怨人家，都是要死的事。我只得拼命划水，末里的一条小船上又是两个中国老乡。

　　我又试了试，老乡心地好，答应了。不过，他指指船篷里的日本人，让我不要响，被发现大家都要死。船夫让我躲在船头夹板下的空挡里，嘱咐我第二天四点前离开。因为四点日本人就要开船，小船要随大船一起走，临行前日本兵要一艘一艘仔细检查。

　　船篷里的日本兵和老乡正在吃饭，白馒头夹金华火腿，火腿是从沿途做火腿的村庄里抢来的。这时候，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两天两夜没吃过东西，就问老乡讨了饭吃，这样才有力气天亮继续逃命。他给我拿了馒头，也夹了很大一块火腿肉。

　　吃完，太累了，竟在里面睡着了。凌晨四点，老乡来叫我，还是一点力气都没。我硬着头皮离开船，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关。因为腿伤，浸在水里刺骨的痛，完全体力不支。可我不能恩将仇报，让他们为了我丢命。

　　又游了一段路，实在游不动了。这个地方，离兰溪远金华近，但在江中心，离岸还好远。想想这回是完了，要死在这里。我晓得，再有个三五分钟，一定会沉下去。就在这时，有个东西大力地撞到我肩膀。一伸手，竟然摸到了一条半沉半浮的破船!救星呀!

　　我死死抓住破船，使出吃奶的力气，爬了上去。那条船里面已经淌了半船的水，加我个人就快沉了。想想不行，就用手泼水。又拿了江上漂着的木板，往外拂水，这才浮起来。可是，我从小少爷家，也不会划船啊，这船不进不退，就在江中心打转。还好，船没行多久就遇到了个浅滩，我拿木板一探，大概及腰深，就下到水里走到岸边。

　　岸上有破茅屋，我敲开门，里面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我告诉她我是国军，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的，让她给我找件干衣服换换，冻都要冻死了。她看我衣不蔽体，不信，给我拿件女人穿的破衣服，边上盘花扣的。我说，你把保长叫来，我给你一石米，不会亏待你。

　　保长就在她家附近，她很快叫来保长。我跟保长说明身份，希望他送我过江，并给老太太一石米。老太太很开心，还给我找来件像样的男人衣服。

　　当夜，问明没有日本兵过江，保长就送我过江到兰溪厚仁的姐姐家。回到家后，父亲恨铁不成钢，拿拐杖打我头，跟我讲：“打仗为什么啊?伤成这样，军官当得几个意思。”实际上，他是一直不许我参军，只允许教书，或者经商赚钱。

　　我大口吃肉，大碗吃饭，大碗喝酒，还是说：“我还要去抗日!我还要上前线!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我是军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占据我半壁江山，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同侵华日军血肉相拼!”

　　父亲大口吸烟，摇头叹气：“这孩子，已经完了。脑子进水了……”

　　拿我没办法，他专门请了一个医生治疗，两个月腿伤痊愈了。

　　参加十二军官总队，杭州剧院我们管营业

　　伤好了以后，我的部队调防到了衢州，经人介绍我就到“忠义救国军”，做一纵队三团二大队四中队队长。当时，我们的总指挥是马志超，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我们三团的团长叫艾庆章，副团长叫翁养正，驻防在安徽宁国县桑元村。部队整编后，我任三团一营机炮连上尉连长。

　　1944年10月，我调任三战区黄杰副司令长官部的上尉参谋。到年底，我不愿在这里待下去，就到云和找教育长张少杰。当时，他是长官部办公室主任，我被安排到常山县国民兵团任兵役科上尉股长。我们团长由县长晏忠诚兼任，副团长是党学周。待了一年多，升到少校。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裁兵裁官，在全国设立34个军官总队。我不愿意打内战，就到了杭州参加12军官总队，总共18个人，都是少尉到中校级的军官，下辖28个中队，每个中队100多人，都是军官，然后国防部派了柏天民(黄埔一期)任总队长，每个人都发工资，还有负伤金、退役金、转业金，当时钱都用麻袋装。有一段时间，国民党发不出工资，还把杭州的戏院、剧场、商店都交给我们管，自己营业创收。

　　1946年7月，国民党组织军官考试。我也报名参加转业考试，考试分为公路、铁路、水路、航空、邮政、电信六个系，我报的是交通班邮政系。考试合格后，到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班主任俞大维，教育长黄杰，团长蒋中正，时间是六个月。

　　黄杰是陆军中将，原本也不够格做教育长的，中央训练团里中将就很多。我运气也好，黄杰是我军校里的老长官，他很念旧，把当时六个没有工作的同学都安排到各部门。

　　1946年底，交通班毕业后，我分配到江西景德镇邮局任三等二级邮务员。在邮政局里，邮务员是头牌子。这样生活蛮好咯，又不打仗。内战以后，我又调到泰和邮局当乡办，相当于副局长。结果，刚到泰和一个多月，泰和就解放了。

　　三次拒绝去台湾

　　解放前，国民党有三十四个部队集中在泰和，准备要打仗，部队里很多军官都是我们同学。他们经常到我这里来玩，团长、师长、军长，一群人时常聚在一起打牌。

　　那一天，有个同学来通知我。他说：“哎，要走喂!现在我们接到命令了，保存实力，一枪一弹不发上台湾去。三个月后，等美国第七舰队过来，反攻大陆。”他问我走不走，我就回去问我老婆：“他们部队说要走，又不要钱，同他们一起到台湾不?”

　　她同我讲：“不要去好了，共产党来，也要用人的。你现在已转业到邮电部门，同部队不相关。”我想想也对，就回绝了，不肯去。

　　说起来，我到台湾有3个条件。第一，我们邮电系统全国只有300多人，每个地方分配12个，想转去台湾也是可以的。第二，我去找黄杰，他当时是国防部长，他的兵团没有一个留在大陆的，我重新入伍也行。再没有办法，去找我老婆的亲戚，他是中交农银行的秘书长兼财政部副司长，去干银行也可以。

　　不久，泰和邮局就要求我们“凡是国民党转业的，一律三个月为期，回家搞清政治面貌再行复职。”我领了3个月工资，就回到家里。泰和邮局给我打了电报，我都记得上面写着“查：泰和邮局邮务员洪涛请求复职一事，经单位决定准予复职，但须乡政府开出政治面貌证明。”

　　于是，我就到乡公所找乡长办政治面貌证明。他们都不识字，秘书不在家就开不了证明，他们就要我吃了饭去取。下午去取证明的时候，他们就不开给我了，说我家是大地主，要参加土改的。

　　回泰和无望，我就去上海散散心。路上，我还碰见国民党汤溪县长徐国桢。他叫我到台湾去，我说不去了，如果要去早就去了，我的家人都在这里。

　　从上海回来后，土改开始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经历了许多波折，还到内蒙古农场劳改，直到1981年才回乡。

　　那年，我63岁。老家房子没了，就和老太婆一起来武义投奔她弟弟，好在年轻时在杭州帮衬过人家。可是，这几年农场就没给我寄生活费，打电话不接，寄信也不回。前年有个志愿者，帮我催过农场一次，又陆陆续续寄来一些钱。这几个月，钱又断了。你帮我问问，怎么是好?年纪大了，还是要过日子不是?

　　“忆昔日同窗皆白头，白头还有几人在，熟知者寥若晨，今在故乡，中秋月下思故友，感慨万千。”这是我写来怀念黄埔同学的词。前些年，我们还经常开同学会，这两年见面少了。我很想念他们，你要是见着了，代我这个老哥哥问他们好。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1-08 14: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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