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承谟：我亲历了金华保卫战
2018-01-10 10:23:19  来源：金华新闻网　作者：许健楠 沈英英  点击：  复制链接

《浙赣战役》 于振平 作 浙江历史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获奖作品(铜奖)

邢承谟近影。 许健楠 摄

　　邢承谟，一位98岁的老人，有关前半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几乎都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经历过抗日战争中你死我活的腥风血雨，他坦言，对日本人一向没有好感。

　　邢承谟曾徒手掐死一个日本兵，而这只是他九死一生经历中的一次。他两次负伤，大难不死。上战场前写了遗书，却没派上用场。他曾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上校、资本家女婿，与溥仪同关一地，办职业中学、当黄埔同学会会长、写回忆录……邢承谟，他是一个传奇。

　　邢承谟说，在抗日战争中，他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家。我们去采访他的那一天，清晨5点，他就起床，穿上衣柜里最好的一套西装，系上一根金黄色的领带。他说自己仿佛回到了戎马年代，正襟危坐，等着我们。

　　他要讲的故事，不仅是自己百转千回的一生，也是一个时代凤凰涅槃的荣辱史。

　　“没有什么比报效国家更重要”

　　要不是那场战争，我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毕业生，也算是那个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了。要不是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我也许不会投笔从戎……

　　金东区的黄金畈村，1918年，我出生在这里，还有一个哥，名叫邢心广，长我5岁。在我的青年时代，家境殷实，父亲是个商人，做造纸生意。要是家里条件不好，我跟哥哥也没这个能力去读书。

　　1936年，我在丽水联立高中念书。那时，哥哥已经从政治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是个笔杆子，在《东南日报》、《浙江日报》等媒体工作过。后来，他去了英士大学做讲师，主讲的课程是经济学和地理。

　　高中时代，我都在丽水的大山里，安安静静念书。可是大山之外的中华大地，早已是战火纷飞。

　　其实，我曾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所高中，我有幸遇到了一位政治老师，他是北京大学调过来教书的，名叫席佰胥。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时常向我提及共产主义。于是，我们趁着夜色去贴标语，白天不敢贴的，标语上写着“平均土地”、“打倒地主”、“打倒土豪”……

　　21岁的时候，在席佰胥的介绍下，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候还没有党员证，只有一本小册子，上面的字是手写的，有姓名、年龄等信息。我和同学徐飞邦(音)，以及其他三位同学一起，两个人一本小册子。

　　入党仪式很简单，跟现在不好比，就是手拿那本小册子，举起右手宣誓：“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面记不得了，好像有四句话，年纪大，记性不好。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很厉害，念书时加入共产党的学生，被叫作“赤字学生”。因为担心被抓，我再也没敢提自己入党这件事。

　　1938年，从联立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省立英士大学，仍在丽水念书。作为一所当时著名的战时大学，我仅仅在那里度过了短短一年的大学时光。因为战争，我不得不终止学业。全国各地掀起了从军抗日的热潮，我也不例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9年，“黄埔岁月”拉开帷幕，我的军旅生涯始于黄埔。从那一刻起，我们家兄弟俩，他从文，我从武。这像极了祖父兄弟俩的名字，我的祖父叫“能文”，我的小爷爷叫“能武”，祖父辈一文一武。

　　我被分配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教育长叫做李明灏。从此，我离开浙江，去了湖南武冈。我所在的队伍是六中队，我那一拨学员一共12个中队，每个中队120人。

　　并不是一踏进黄埔军校的校门，你就是黄埔的学生。考验刚刚开始，新生统一被称为“入伍生”。跟实习生差不多，六个月里，学的是高中文化课。从那时候起，我们需要学两门外语，一门是英语，一门是日语。为什么要学日语?因为我们毕业出去，就是要上战场，同日本人打仗，比如万一俘虏了日本兵，免不了要讲两句日本话，所以才有这一课。

　　在黄埔军校三年零六个月，刚入伍的日子过得最艰苦，跟普通士兵一样，同士兵一样的生活，下雪天气都穿草鞋，有时甚至是赤脚站在冰天雪地里。那时候练的就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六个月之后，我领一套黄埔军校学生穿的呢子校服，最珍贵的是领子上一左一右两块领章，分别写着“黄埔”和“学生”。这两块领章，一直保存至今。

　　1941年6月，作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我正式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那时搞的是“包分配”，我被分到79师235团三营，师长叫段霖茂，三营营长叫王帮达，我是第八连。我刚走马上任时，做的是防毒排排长，下有35号人。不久，我便被提拔成为八连连长。

　　从军第一仗：保卫大金华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跟日本人第一次真刀真枪拼命的时候，恰好是在自己家门口。1942年，79师奉命守金华。

　　这一年，浙赣战役打响，日军兵分三路，大举南侵，金华是必经之地。大战在即，我参军才刚满一年，自己还是个新兵蛋子，可是身边一些战友，似乎更不让人省心。

　　有一回出过一次事故。我们部队有一个迫击炮连，用的是82迫击炮，有两个炮兵，是抓壮丁抓来凑数的，根本没有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他们拿着一枚炮弹，底朝天倒着装进炮筒，只听“轰”地一声，一下子炸死了五六个兵，连同炮管一起被炸得稀烂。

　　有人说国民党军都武装到牙齿了，怎么还打不了胜仗，问题出在哪里?很多兵都是抓来的，没有训练就上了战场，其实都是老百姓啊。老百姓怎么打仗呢?!

　　另一个原因，就是腐败。上层腐败不去说，连基层军官都能捞一票是一票，那时候连排级单位里吃空饷现象很严重。一个连的编制，本该有100多个人，但一个连长要吃空饷，他起码吃20个。这20个人名册里有，却没有人，这个粮饷拿来搁自己口袋里去了。

　　譬如上面来查，一个连多少人。他们就临时去找人，请乡长、保长帮忙找几个，一个人给你几块钱，一个农民套上军装，就能顶一个名字，以应付上头检查。如此，点阅的时候，一连的人还是齐整的，但是点阅好之后，就没有人了，老百姓都要回去务农，明明一个连，100多人，实际上不到100人，不打败仗才怪。

　　扯得有点远，回头说说怎么保卫大金华吧。

　　记得是1942年的5月份，我们连负责镇守在城区东关的陶朱路到王牌一线。连部就设在附近山上一个庙里，边上有个村庄叫“道斯垄”，据说现在那个庙还在。庙不大，大概两间多点房子，供奉着土地爷。

　　日军步兵进攻金华之前，开路先锋是挂满了炸弹的飞机。这些飞机从杭州起飞，每天都来，在头顶上“嗡嗡”地响，一般都下午来，太阳下山了还来。有时一天要来好多次，当时，金华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吃吃戏戏，逃逃飞机。”战乱不断，没法干活，没法做生意，成天忙着躲避飞机轰炸。

　　特别是金华火车站，被炸得一塌糊涂。让人气愤的是，冒出许多汉奸，看见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汉奸们马上把一块布扬起来，给日本飞行员做向导，让他们往那个方向飞，到那里去炸。这些汉奸多半是外地来的。

　　八连的阵地，一样不能幸免。每一次空袭，日军飞机先是一个俯冲，近到什么程度?机身上那个血红色的“太阳”都看得清清楚楚。下来时，敌机用机枪“哒哒哒”先是一通猛烈扫射，然后爬高，到了3000米左右的高度，便开始投弹，成堆的炸弹呼啦啦往下掉。

　　我们除了卧倒之外，奈何不了它。炸弹威力很大，幸好它有个死角，那炸起来它不是就地开花的，弹片呈30度往四面炸开，我的耳朵几乎被震聋。

　　更要命的，是我们八连那宝贝一般的捷克式轻机枪，只有9挺，空袭过后，被炸坏了6挺。

　　很多人问我，你怕不怕死?那时候年轻得很，没有其他想法，想不到娶老婆，想不到升官发财，光想着保家卫国。既然来当兵，就是提着脑袋，天天准备死。上战场前，我写了封遗书放在胸口：“邢承谟是金华曹宅镇黄金畈村人。”就这么几个字，万一阵亡了，家里人也知道我的死活。

　　“草鞋岭”遭遇战：徒手掐死一个鬼子

　　飞机走后，日本步兵开始冲锋。陶朱路的东面就是日本人，陶朱路的西边是我们，距离很近，只有几十米。他们那个军曹(相当于中士)，就跟我们的班长一样大的官。那个军曹挥舞着一面日本小军旗，就这么一甩，一帮日本兵呼啦一下跃出战壕，嗷嗷叫着冲过来。

　　队伍打头的是那个军曹，紧随其后的是一个班，再后来，整个连队一百五六十号人都压了上来，明显比我们人多。我一声令下：“打!”顿时，阵地上枪声大作……一直耗到天黑时分。

　　我接到上级命令，一个字：撤!金华守不住了，让我们往兰溪方向转移。那一仗打得那叫一个惨，双方伤亡都很大。部队撤到金华北山的壶平殿一带时，八连就剩下27个人。

　　在那里的队伍经过集中休整后，接到命令，夜里还要杀回金华城，打巷战。我们躲在山上，队伍里江西的兵多，大伙儿肚皮饿了，四五月间，山上的笋漫山遍野，官兵们拔来一大堆竹笋，当菜吃，但是找不到油。那个地方桐油很多的，只好将就着用桐油拿来烧菜，没想到一吃完大家都拉肚子了，连走路都绵软无力，更别提打仗了。

　　那天晚上，趁着夜色，我跟随79师残部杀回金华城，此时，金华城许多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我们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一条街，乃至一条小弄堂，都在反复争夺。我们在城里修的碉堡，后来都被日军利用起来，打击我军。

　　保卫金华这一仗，我被日本人打伤，左肩上负伤，左臂上也被打穿，蛮大一个洞。

　　天就要亮了，79师所部只好全部撤离金华，往龙游方向转移，撤到康村、沙溪一带，就地休整。一数人，79师仅剩一个团的兵力。

　　5月21日晚，龙游草鞋岭，黑咕隆咚的山路上，235团三营营长叫吴帮达，部队打散了，接头的暗号谐音“王八蛋”。那一晚，我和战友们遭遇了一支部队，黑暗中，有人喊了一声：“暗号?”那边没回应。不好!遇上鬼子了。

　　这次遭遇战，由于双方距离太近，就只好拼刺刀，不折不扣的肉搏战，枪掉在地上，就摔跤。日本人可不好对付，还好是近距离，三八式步枪发挥不出威力。三八步枪很厉害，有瞄准具，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瞄上的，很少有活口。

　　鬼子装备好，可就是脚蹬锃亮的长钉皮靴太笨重，不及草鞋轻便。我自小练过武，终于派上用场。双手掐住一个日本鬼子的脖子。他奋力想把我摔倒，我使出全身力气，死死掐住他的脖子不放，他的力气越来越小，终于倒下了。天一亮，只见地上躺着几十具尸体，双方伤亡差不多，日本人死了20多个。

　　草鞋岭退下来之后，途经兰溪马涧，再到浦江，再南下到丽水集中。那里是32集团军的驻地，总司令是李默庵。

　　1945年，我们打到了浙西的孝丰县，那时，日本天皇已经下诏书投降。在山区，俘虏了两个躲到山上的日本兵，他们也知道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抓到之后，那两个高高大大的日本兵，硬得跟块石头似的，不肯下跪，也不肯投降。身上什么东西都肯给，手表可以给你，枪也可以给你，就是腰里的一只小布袋死活不肯给。我不明就里，我的日语比较差，就会说几句常用的。后来，部队把他们送到福建，那时候32集团军司令部在莆田，那里的翻译官跟他交流之后才知道，小布袋拿出来一看，是出征前老婆留给他的两根头发，还有一面太阳旗，上书四个字：“武运长久。”

　　与“末代皇帝”溥仪同关一地

　　1949年，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我无时不刻不思念家乡。四年后，我就偷偷跑回大陆。回来之后，我在杭州开了一个“广通运输行”。

　　我在杭州一方面经商，主要贩卖猪，把金华的“两头乌”卖到杭州。那时，我还结了婚，老婆秦凤珠比我小13岁，家里是资本家，很有钱，是个富家女。后来，便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别人知道我从台湾来的，但是没有暴露我是黄埔军校的。没过多久，还是被查出来了。先是被判了刑，去东北劳改，与“末代皇帝”溥仪同关一地，而我的后半生命运，也与溥仪颇为相似。

　　在哈尔滨的黑龙江汽车制造厂，我是搞测量工作的。在东北一待就是近30年，我离开家时，儿子才两岁，回来一看，女儿都已出嫁。对于这个家，很愧疚，我感觉我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父亲和丈夫。

　　我是一个退休工人

　　我是第七批被特赦的，溥仪也是被特赦的。67岁时，我回到金华，被分配到曹宅农机厂，重新开始生活，7年后退休。

　　在金华，我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后来，金华县分成金东、婺城两个区，我是金东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后来家里子女生活很好，孙子现在搞运输，他自己有两辆大卡车、一辆小车。儿子现在务农，年纪也大了，快70岁了，他现在不工作，种葡萄。

　　我的晚年生活好的，有保障，我应该感谢共产党。共产党对我照顾很好，我有退休费，据说本来2000元，现在加到3000元左右。我因为劳改回来给我安排到农机厂，算农机厂退休的，所以我是一个退休工人。

　　我认为，没有文化是落伍了，落后就要挨打。我就办了金华黄埔振兴职业学校，我门口那牌子还写在那里。学生学农业，一个果蔬班，一个畜牧兽医，1987年办了一个电脑班，现在学校搬了，改名为金东区职业中学，

　　我现在在写回忆录，回忆录写了一大半，已经有了三万多字，想近两年把它写写好。在此之前，我出过两本书，一本《金华黄埔》，一本《金华之役》。

　　回顾我这一生，我做的事情总结起来八个字：“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我的观念是，我对自己个人利益素来不计较，没有国就没有家。

　　口述：邢承谟 整理：许健楠 沈英英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1-10 10:23:5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杨金继：亲历荣三团松山血战

下一篇：九十有六黄贤锡：想找战友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