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区储备反攻力量,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组建一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现代化武装部队———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
图为重庆各界欢送青年远征军出征。 (本报资料)
图为张世椿。 汪 蕾 摄
约好采访的当天,90岁的浦江籍远征军老兵张世椿,早早地等候在家门口。当天,“九一八”,秋雨绵绵,看到车子在他前面停下,老人冲进雨里,不待记者走下车,就大老远扬起手热情地打招呼:“你们终于来了!”
老人寂寞已久。他战火的青春、坎坷的经历,是如此渴望向人倾诉。
老人此生,最大的骄傲,是投笔从军,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最大的遗憾,是未能上前线冲锋杀敌。他和战友都已经戴上飞虎队的手符了,甚至飞虎队输送兵源的飞机都准备好了,可就在万事俱备准备出发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恨不杀敌未降时。老人为自己身后写下了大红对联,横批“还我心愿”,所要还的就是其痛杀日本鬼子的心愿。
老人一生几遇贵人:逃亡时,遇蒋介石把兄弟、民国名人陈肇英收留;入伍时,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顾祝同的弟弟破例招收其加入中国远征军;黄埔军校毕业后,在蒋经国身边做警卫,亲眼见证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
老人一生坎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妻离子散,妻子改嫁,大儿子自杀身亡,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虽近在咫尺,却几十年不相往来。一个多月前,老人病重,一度病危,两个孩子才先后第一次走进父亲的家中……
口述:张世椿 整理:李艳 汪蕾
日本鬼子侵占浙江后,有人带我逃到江西
1925年9月5日,我出生在浦江县郑宅镇马鞍山村。家中有兄弟姐妹9人,我排行第六。
我小学读四年半就毕业了,在郑宅小学。爸爸规定我们小学以上没得读。
第一册读完,爸爸问校长:“我儿子读书怎么样?”
校长说:“好!”
爸爸说:“好,那第二册就不要读了。”
那时候是五年制,第二册不要读,直接跳读第三册,不就是四年半了。
学校很严格的,我现在毛笔字写得好,就是小时候练起来的。读小学时字写得不好,老师要打的。写字时,如果笔握得不牢,被老师一把拎起,老师马上一个栗子敲下来;书背不出来,皮鞭抽得你不会响。书扔到哪里,跪到哪里,书会背了才能站起来。
我11岁就会用红纸写春联;12岁就会耕田。爸爸说,我家有田有牛,你就在家种种田好了。
我说我不种田。
我那时候看书,专门看包公、岳飞,其他书不看,从小我就想精忠报国,治国平天下。
爸爸在村里开了一家贡盐店,我在家里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很孝敬,家里的事、店里的事,不要讲我自己都会做。日本鬼子在1942年时就已经侵占我们浙江了,我们都逃了,逃到山上去。日本鬼子从傅宅过来,村里被他们抢得精光。
日本鬼子侵占浙江后,有人带着我逃到江西去,东流西窜。日本鬼子到过我们村,在村里待了很长时间。
“当兵不合格,当伙夫也行!”
日本鬼子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我抱着深仇大恨,逃亡到江西。当时江西南昌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江西省政府迁到了泰和。我在江西流浪了七八个月,像讨饭一样,饥寒交迫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去找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他的一个副官是我家亲戚。那时候是冬天,我连鞋子都没有穿。找到他时,他看看我又矮又瘦,问:“你这么小的人,叫你干什么好呢?”
他把我介绍到国立第十三中学,那是1942年下半年。国立第十三中学在江西吉安,叫青原山,文天祥在那里教过书,现在是一个名胜旅游区。那里是公费的,吃的是炒冷饭,菜是最差的,高菜———福建、江西那边长得很高的菜,像我们这边的青菜,锅里一炒,上面浇点油。这个学校一共有300多人,每个学生都有一支枪,有200发子弹。
1943年,蒋介石号召“一寸江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陈肇英到我们学校来,做动员报告。他说国难当头,知识青年要保家卫国,远征缅甸。那时候报名的人不少,我校批准人数,男女各100名。
陈肇英的报告讲得大家都流眼泪,国家已经到了危难关头,学校里大多是江苏、浙江等外省逃亡的学生,投笔从军去当远征军,个个踊跃报名。
学校报名的时候,我还抢到第二个,陈肇英第一个,他来做报告,也要签个字。陈肇英一讲完话,我立马跑上去,第二个在红布上签名。同学看我很奇怪:“怎么像讨饭一样的,也要去报名?”
我们当时穿的是什么衣服?是部队收来的旧棉衣,补补给我们穿的。
报名以后上面要批的。我又矮又瘦,各方面看好像都不太合格。不过,我是第二个签名的,他们也不敢不把我送去。
我们就这样行李背背去远征从军了,挂历上都有的,“热烈欢送学生从军远征”。出征途中,群众夹道欢送,我感到万分自豪。我们到江西瑞金入伍,入伍以后还要进行身体检查。检查以后,通知我:“你不合格,退回原单位。”
我如五雷轰顶,像疯了般,在地上打滚,大喊大闹:“我的家乡沦陷,房子被火烧光了,我投笔从军,精忠报国,我要到前线去杀日本鬼子。”
现场的同学,都为我掩面流泪。
很快走过来一个少将团长,他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弟弟,也是征兵负责人。
看到我在地上打滚,他大喊一声:“小伙子,你干啥啊?”
我回答:“家乡沦陷,水深火热,我要投笔从军,献身报国。”
他接着说:“我们209师,以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为征兵基地,素质较高,我们要出国去,协同盟军作战,你当兵是不合格的。”我立即回答:“当兵不合格,当伙夫也行!”
他立即答复:“你有如此雄心壮志,破格录取!”
我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一个劲双手合十道谢。
从此以后,我随部队来到福建上杭受训,开始了艰苦的军营生活。
那年我16岁。
最大的遗憾,是没到前线打过日本鬼子
我在部队比谁都刻苦,搞卫生,床底下都会爬进去,不怕累,也不怕脏。
我们连长是江西三分校教官,他知道我日夜刻苦训练,对我十分关爱。早上,我经过连长允许,提前半小时到山上练口令。山上练口令效果很好。我现在到山上喊,三四里路都还能听到。
我打步枪、打炮、打手枪,非常准,靠练的。部队三本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警务令》,重要的我读到会背。考试时,随便哪一个人都吃不消我。我还练单杠、双杠,每天晚上都练。少尉预备军官结业时,我荣获金质优胜奖章一枚。
我现在这个年纪了都胸肌发达,我不是吹牛,我给你们记者看一下,这些完全靠练出来的。两米高的墙头,我一下子就翻过去了。被我这个手碰到一下,骨头都要断,这些都是靠练出来的,等同学都睡了以后,晚上偷偷练。同学都很奇怪:“怎么你以前身体那么差,现在变得这么好了。”
在部队六七个月后,团长已经知道我这个人了。训练、比赛时,盟军———美国的军事顾问团来,都是叫我去打给他们看的,步枪也好,炮也好。
我手枪可以打25米远,人在走,照样打得中。上面有人来:“小伙子,过来,打给他们看看!”师长、军长都知道我,都让我去打。
训练了一年左右,1944年冬季,得到盟军总部指令,所有的远征军积极备战,对日军进行反攻。部队给每个官兵发了飞虎队的手符,手符上写了名字、哪里人、哪个部队、职务等信息。我当时就在手符上写了浦江人、部队209师等信息。我当战车防御炮炮长,是打坦克的。
手符发下来,部队官兵个个都很激动,斗志很高。要知道,投笔从军,目的就是打日本鬼子。手符发给我们,就是准备坐陈纳德飞虎队输送兵源的飞机到缅甸反攻的,每个排一架。结果,等我们一切准备好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前线打过日本鬼子。
在蒋经国身边做警卫
日本投降后,部队高中以上的官兵到台湾就业,我没有高中毕业,留在部队当排长,后来台湾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到我们部队来招生,我成为台湾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录取生。
这是黄埔军校在台湾的分校,邓小平当年说过,欢迎台湾凤山军校同学参加我们大陆黄埔军校的同学会。台湾凤山军校校长是蒋介石,班主任是孙立人,我在那里待了八个月。
八个月毕业后,就被派到上海浦东第31军,做军部警卫营火箭炮排排长。后来军长派一个加强排,保卫特派上海经济专员、青年军嘉兴夏令营长官蒋经国,我任蒋经国警卫排排长。
蒋经国在上海打“四大家族”时,我就在他身边,拿现在的说法叫“打老虎”、反腐败。
当时,通货膨胀,经济、市场不好了,蒋经国把“四大家族”的钱都拿来充公。蒋经国铁面无私,人们都叫他“蒋青天”。蒋经国在上海、嘉兴两边跑,我们主要是便衣队,我的衣服穿得比蒋经国还好,以假乱真。出门,我戴墨镜,穿风衣、马靴,和蒋经国坐同一辆公务车。我比蒋经国风度还好,别人看我都以为我官当得大,这样目的就达到了。
杭州至南京这段路程,归我们青年军209师、202师两个师管,警戒、地防都是我们管的。那时有一个汉奸,叫陈公博,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就是我们警卫营押送去枪毙的,枪毙在苏州。
我在蒋经国旁边待了八个月,我觉得蒋经国比他爸爸好,好在不贪色,能够办案,能够亲自去调查。我在他旁边时,一个下雨的晚上,有人来行刺蒋经国,被我抓住了。这个事情发生后,蒋经国说:“还有人来行刺我啊?”
后来,蒋经国要回台湾了,派我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军风纪纠察,他给我们军长写了一封信,“这个人你应该重用”,所以才会派我当军风纪纠察,管部队的纪律。
三四个月后,国民党部队打败,我在部队撤退时逃回浦江老家。
这辈子,虽然我没有机会打过日本鬼子,但总而言之,我是忠于国家的。我死后,我要把丧事当喜事来办,用红纸的对联贴在堂头。
对联我都写好了,横批:还我心愿。对联:投笔从军精忠报国,浩然正气万古长存。
“我不是修钢笔的,
我是弃甲归山”
逃回老家后,行当没有了,官也没得当,1950年开始,我以修理钢笔为生。这个技术是自学的,全县第一个,不是说修得最早,而是修得最好。修钢笔后,我娶了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修理钢笔,和别人不一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的经营之道。我不骗别人,公平对人。
学校有学生这样说:“师傅,你差点的钢笔头配个给我。”
我问:“你为什么读高中了还配个差的钢笔头?”
“我家里困难。”
我对他说:“你只要在这个学校,我给你免费修理,一直到你学业完成。”
许多学生初中在我这里修,高中在我这里修,大学也在我这里修。金华师范我去过,金一中过去在蒋堂的,蒋堂我也去过。校长和书记说:“你这个人不骗人。我们学校有贫困学生,你都会给他们免费修理,你这个人人品好。”
后来,我对他们讲了我是怎样一个人。有的老师了解我的经历后,抱着我哭:“我们有同样的遭遇,我也坐过牢、关过牛棚,现在还在代课。”
我以修理钢笔为业,骑单车带行装,跋山涉水,跑遍杭州、绍兴、台州、丽水、金华、衢州6个地区38个县市,这些地方的高中、大学,大部分我都到过。许多学校的校长、书记,我去以后,常常通过广播或者海报通知:浦江修钢笔的老师来了,你们抓紧时间。他走了以后,你们修不到了。
这是校长、书记对我的看法,我对他们说:“我不是修钢笔的人,我是弃甲归山,换了另外一个行当。”
现在好多打过交道的人看到我,都会奇怪地问:“老师傅,你都还活着?”
我对他们说:“一个人要心情好,就需要有德,缺德心情就不会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亏心事。”我这一辈子,包括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对人非常好,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生病没有人照顾,他们都会去服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遭受了很多波折,一共劳改了25年。1981年释放时,我57岁,回到郑宅,混不下去,当年下半年就去做和尚了。我做和尚,头不剃,衣服不穿,在殿里吃素,到山脚就不吃素。我种花、栽树、开地,专门搞建设。
后来,不做和尚,又开始修钢笔了。我现在还有上万个钢笔头。有人要,我都拿来送人。我修钢笔一直修到70多岁,我还当过好几年健身操教练呢。
现在每个月政府给我525元补助,加上90岁以上养老金130元,每个月自己吃吃够用了。
对我们的国家
和社会感到满意
黄埔军校的经历对我一生影响很大,警卫蒋经国时,子弹任我打,我每天都打20发子弹。
千百万人的实践证明,老百姓说好就是好,老百姓说不好就是不好。现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我真心佩服和拥护。
别的不说,现在如果需要有人到辽宁舰上去喊话,我会到日本去喊,保卫钓鱼岛。
我在台湾的同学相当多。有个去台湾的后辈来看过我,他现在在美国。他是我们村里人,父亲当过远征军作战营营长。
飞虎队的手符被我带到家里后,和照片一起毁了。我多少锦旗、照片啊,可惜都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保存。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到前线打日本鬼子,最大的心愿是平平淡淡,生活能够过得去,知足常乐嘛。
现在,我每天看新闻,海峡两岸,国际国内,我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非常满意。
作者:李艳 汪蕾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1-10 10: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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