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小小交通员的那些事
2018-04-04 11:24:09  来源：浙江丽水 文史委 作者： 李庆祥  点击：  复制链接

　　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上下都在倡导铭记党的历史，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激发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我，把自己小时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当小小交通员的事记录下来，教育子孙后人。这算是我这个已84岁的耄耋老人，跟上新长征步伐，发挥自己的一点余热吧。

　　一、革命之家熏陶了我。

　　我的祖父李向荣是一个勤劳、勤俭、吃苦的农民，思想进步，深明大义，一生支持革命。祖父母育有七个子女，分别为：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李联芬，地下党交通员，解放后曾任稠门村第一任农会长;次子李聅辉(字侠农)，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国民革命军营长，参加1929年底至1930年初在蒋唐战争中身负重伤，1932年冬因枪伤复发，英年早逝;三子李联芝，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稠门村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多年，是缙云县第五至第十三届连续九庙县人民代表;女儿李苏联，嫁到双溪口乡金岭脚村，她家也成了雅江、双溪一带地下党活动的联络据点，女婿潘品桃是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章村区政府指导员;四子李文辉，解放前历任中共青田县万山区委书记，青田县特派员，缙云县委书记，处属特委娄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缙云县军亊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丽水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地委民运部部长，解放后任庆元县委书记兼县长，中共丽水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温州地委委员、秘书长，中共温州地委副书记、溫州专员公署专员等职，是中共八大代表，浙江省第三届人大代表;五子李文照，193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普化小学党支部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炮兵连副指导员，华东野战军一纵六旅七团炮兵指导员，二十军辎重营党委委员，解放后任缙云县副县长、县长;六子李文彪，1945年6月赴四明山新四军鲁迅学院学习，参加革命，1947年1月加入中囯共产党，1948年5月任浙东人民解放军金箫支队金箫报社党支部书记、电台台长，此后任浙江日报电台报务主任，解放后任宁波团市委副书记，新安江水电工程局团委书记，浙江师范学院党委委员、数学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

　　我是祖父李向荣的长孙，生于1933年农历八月廿八，周岁时母亲去世，自小跟着祖父母长大，耳濡目染祖父母坚定支持叔叔们参加革命，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直至革命胜利。也亲眼所见叔叔们为了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不改初心，无怨无悔。我那时年少，能够为傅振军、宣恩金、张之青、四叔李文辉、李银通他们送信，虽经历多次危险，但非常有意义，值得回忆。

　　二、10岁时第一次代父送信。

　　1942年春节，我刚10虚岁。这一年五叔李文照、六叔李文彪都相继离开家乡奔赴四明山参加新四军去了。四叔李文辉和老胡(傅振军司令员)、老宣(宣恩金)、张之青他们在浙南一帶发展革命武装，组建抗日游击队。中共缙云县委和处属特委就建立在我的老家稠门的岗西山后(现在是缙云县委旧址)，在稠门半产自然村李汝芳家和金岭脚姑母家也建立了联络据点。

　　1942年冬的一天早晨，父亲问我岗西山后敢去吗?我什么也不懂，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响亮地回答说：“敢去!”

　　其实岗西山后我是没有去过的，只知道去的方向。

　　父亲拿来信件要我送到岗西山后李银通叔叔家交给四叔李文辉，吩咐路上不得贪玩。

　　当时我穿着一件一补再补的衣服，父亲把要送给四叔的信件，卷得圆圆的，像个小鞭炮，给我藏在补钉里，再让我送去。

　　这信本来是父亲自己送的，但当时稠门驻着国民党联防队，主要路口都设有岗哨，大人出入都要搜身，容易暴露，小孩不太引人注意，可以避路通过，所以父亲交给我送。

　　我从稠门三村翻过西山岗到上塘庵再至大余(就是现在的大余水厍大坝)，从金岭和岗西山后分路后，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山上松树、毛竹都已披上银装，山背上滚下的冰块发出“啪!啪!啪!”清脆的响声，身处冷山冷岙，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真还有点毛骨悚然。但开工没有回头箭，答应了的事，只有硬着头皮加快脚步前进去完成。

　　到达岗西山后李银通家，我从衣服补钉里取出“信件”交给四叔李文辉。四叔警惕地看看四周，确定没有另外人才问我：“路上碰到过陌生人没有?”

　　“没有。”我回答。

　　四叔放心地拆信看了内容，再向同亊介绍我：“这是我大哥的儿子、我的侄子，叫李庆祥，今年10岁。”

　　李银通和其他同亊们对我赞不绝口，这么小的年纪就敢于送信了。银通叔叔的母亲，银通婶婶都在场，他们将我当作客人招待，回家时，还叫一位大哥哥送我一程路。这是我第一次完成父亲交给我的送信任务。

　　有了第一次，我信心大增，此后无论白天黑夜送了无数次信，或者是书信，或者是口信，我都不负众望，保质保量完成，从未出过差错。

　　三、独自多次送信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方针，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在缙云一带，四叔李文辉和兄弟是出了名的“共匪头子”，成为缙云国民政府重点征剿对象，经常派警察和军队到稠门来抓捕李文辉、李文照。

　　这样一来，送信任务更重了，因为有我加入了送信队伍，父亲的负担总算减轻一些。此后，父亲交待我送信的次数也更频繁了，有送往稠门附近据点的信件，白天都交给我去完成。

　　与我同住一幢屋的李设坤，比我小一岁，我们自小就是最要好的小伙伴，又一起读书，他陪着我送信到半产自然村的次数特别多，现只能将印像最深刻的几次记下来。

　　一个星期日早上，父亲叫我把信送到半产李汝芳家交给老胡(傅振军司令员)。我将信藏好后，背着砍柴工具和李设坤等几个伙伴一起出发，走到半产后，我把信交给老胡司令。他一看到就知道我是李文辉的侄子，收了信表扬了我们几句。一起在那里的还有武工队队长蔡根福也认识我，因为他是小章村人，曾经到过我家。

　　经常送信，与这些游击队员们都混熟了，那时他们还教我唱《国際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同时给我讲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起来革命，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等很多革命道理。我虽年纪小，也懂得了初浅的革命道理，送信时更有勇气警惕性。

　　一天，我和李设坤带着几块红薯，赶着牛上半产放牧，再到北山上面的大山里去砍柴。

　　傍晚，我们担着柴、赶着牛回家，当来到横路口时，夜幕降临了，远远看到从金蔡脚上来一批密密麻麻的人，仔细一看是背着枪的国民党连防队，我心想这么晚了到那儿去呢?

　　这时猛然想起，李汝芳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据点，或许是包剿他家去的。不容多想，我立刻甩掉肩上的柴担，把牛交代给设坤一起赶回家，就飞也似的往山上赶到泡杉树岙，碰到李汝芳大儿子李寿明，告所他“兵”来了，赶快躲避!然后立即避开大路悄悄地回到家里，这时天已完全黑了，祖母已等得心急如焚。

　　因为我的及时报信，据点里的人都很快避开了，这一次国民党连防队扑了个空，什么也没捞着。

　　一次隆冬深夜的睡夢中，父亲叫醒我，让我起来送信，我一听到“送信”两字马上就新鲜了，立即起床，问父亲信要送到那里去?

　　父亲对我说：“我另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今夜帮助将一封紧急信件送到半产。信件我已交托给李森桂叔叔，因为森贵叔叔没送过信，接头人是不认识的，所以第一步由你同森桂叔叔两人把信送到半产李汝芳家，第二步由森贵叔叔同李汝芳一起送到鲤鱼孔村。”

　　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寒冷彻骨的黑夜，我和李森桂叔叔毫不犹豫提着灯笼出发。虽然灯笼里的烛光能发出微热，但在零下六七攝氏度的低温下无济于事，提灯笼的五个手指头都被冻得僵硬发麻，两只手在不断地轮换着，因为衣着单薄全身仍寒冷无比。

　　我们俩到半产李汝芳家门口，轻轻地敲门，等了许久也不开门。这时我轻轻地叫道：“巧奶大伯(李汝芳)，我是庆祥，有急亊，请快开门。”因为他们有高度警惕性，在辨识我的声音，我们在门外等了好长时间才得以进门。进门后把送信任务交待请楚后，李汝芳与森桂叔叔接着提上灯笼继续送往鲤鱼孔。我就住在半产，天亮后回稠门。

　　1945年夏，我已经有十二三岁了，对革命道理也懂得多一点了。在武工队领导下，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在游击区范围内地富反坏、地痞流氓也不敢再猖狂了，乡长、保长成了掛幌子，乱收苛捐杂税有所收敛，共产党游击队在老区人民心中树立了威望，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四叔在稠门附近山村活动时，夜里也有时同老傅司令一起回家来看望祖父母，还对我们讲讲革命形势，同时也给我们布置一些任务。

　　在我老家，那时没有电台，通讯不便，消息传递缓慢，四叔要我们帮助想办法搜集国民党报纸，作些参考。于是我们在学校通过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搜集到有几份最新的报纸，还到金岭脚姑母家，请表兄弟潘志唐也帮助搜集了几份报纸，一起给住在岗西山后的四叔送去。

　　从金岭脚村去岗西山后的路我没有走过，由潘志唐陪我到黄泥坑，再从黄泥坑上去不远就是岗西山后，我俩把报纸交给四叔。四叔看后认为这些报纸很有参考价值，还表扬我们。银通婶婶总是一如既往热情招待待我们，再送我们走，真是比亲人还要亲。

　　此后，我还亲历了祖父家三次大洗劫。

　　祖父一家都参加革命，自然得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特殊“关照”，在我的记忆中，1947年、1948年、1949年有过三次彻底的大洗劫。在这三次大洗劫，第一次洗劫，我得以在外围，在经意不经意间为祖父母、父亲和游击队传递了有用的口信，避免了损失。

　　那是1947年，缙云县国民党政府为剿共，派遣连防队进驻稠门，目标是对准李文辉家。连防队长是双溪口乡前山村余金士，此人地痞流氓出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其深恶痛绝。游击队趁稠门做太平戏时，派出游击队长潜彪、队员呉德田干掉了连防队副队长，队长余金士被打伤。

　　连防队马上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当夜狼狈逃窜。但是县长心感恥辱难消，立即派县保警队回到稠门进行反扑。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地下老党员李育芹叔公通知我祖母：“兵来了!整个稠门主要路道都被国民党兵守着，所有人有进无出。”

　　我祖父那时刚出门去金岭脚村为李嘉宾叔公买屋瓦，家里剩下祖母和我两人，祖母担心祖父安危，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看一下，祖父会不会碰到兵。”

　　祖母一把将我拽回来说：“你还去接来吗?”我说我去通知祖父别回来，祖母才同意我出去。

　　送过多次信后，我有了警惕性。小心地走出前门，冷眼看见国民党兵朝着大门楼方向走进来，随即转身往回走，站在自家门口观察。看见李森桂婶婶门口正围着一班人在买陶土烧成的茶壶、锅盖、药罐子等，刚好挡住兵的视线，而我能看见兵的行动。我看到囸民党兵从阊门口进来，立即掉头回家告诉祖母兵来到了，快逃!

　　我拉着祖母的手快步走出后门，躲在李松金叔婆家里。我自己再站在后门街路，听着国民党兵进入阊门内见鸡就抓，进入我家就翻箱倒柜，还抓来了一大批人背着扁担和箩筐开仓抢粮食了，将我祖父辛勤劳动种起来的粮食统统抢光，连祖母养的猪也被他们杀了。

　　这时，我顾不得多看和多想，首先想到要去金岭脚村姑母家告诉祖父家里被抢的情况，让他躲避不要回稠门。

　　为了避开国民党岗哨，我从三村翻过西山岗通过上堂庵到大余去金岭脚村，见到祖父和姑母，没有眼泪只有痛恨，将我自已看到、听到的都告诉他们。

　　传递完信息，因担心祖母在家的安危，我立即返回稠门，首先找到祖母，告诉她祖父平安。

　　到了夜里，我再次前往金岭脚村，将祖母情况和在稠门见到的、听到的信息详详细细地告诉祖父和姑母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又从金岭脚去岗西山后李银通叔叔家，向党组织汇报我祖父家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抄家的经过，并请李银通转告我四叔。我立即回稠门，又将祖父的情况告诉祖母。这时还差点与最后撤退的国民党兵正面相遇，好在有惊无险。

　　这次如果不是我往来送出情报，可能祖父和四叔他们也有危险，党组织也没那么快知道祖父家遭劫的情况。

　　四、我给游击队送出的最后一次信。

　　那是1948年的冬天，父亲觉得交给我送信任务没有出过差错，远路程的信件也敢让我送了。

　　一次，父亲叫我把信送到我从来没有去过的、离稠门村有三十余里的三溪乡厚仁村，顺便去看望当时到兰溪躲避国民党迫害回来住在平坑口村的祖父母，这是我渴望已久、巴不得的事。

　　我从稠门出发到平坑口再翻过屋后山就到厚仁了，把信交给四叔和老傅司令员后，四叔叫警卫员安排我的住宿和晚餐，还观看了他们大部队的操练。队员们有的拿大刀、有的持步枪、还有扛着几挺轻机关枪，真是雄壮威武，我羡慕极了。

　　我早就想参加游击队，几次见到四叔时又不敢提，这一次送信到厚仁遇到老傅司令员和四叔都在一起，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大胆地当面向老傅司令提出我要参加游击队的要求。老傅司令员看看我四叔，说要四叔批准才行。

　　四叔语气坚定地对我说：“你能干些什么?去捡子弹壳吗?你去只能增加部队负担，还是回去好好读书吧!”

　　就这样，我想参加游击队的美梦再次落空了，只好乖乖地回家读书，直至1950年小学毕业。

　　我虽然没有参加游击队，但当兵梦一直萦绕在我心头，1954年7月，我从丽水初级师范毕业后参军，终于圆了当兵梦，续上了小时为游击队送信的情缘。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4-04 11:26:5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远征缅甸 他活着走出“十万军魂”野人山

下一篇：曹恒宽：我亲历了两次长沙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