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考黄埔军校
我的父亲叫徐方淦,在大塘乡以务农为生,家有薄地20多亩。8岁那年,我进入大塘乡青来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补习了二年,正准备到县城去读中学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民众听说日寇烧杀虏掠、无恶不作的暴行,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准备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
那时,我年轻气盛,一腔热血,马上报考了第三战区军官训练团,学习了一年左右的军事理论与实战训练,就参加了淳遂(淳安、遂昌)抗日自卫团。自卫团约有1000多人,团长叫王自华,淳安人;副团长是徐锡恭,遂安人。团部设在离县城3公里的王坑村。
这支队伍在萧山、金华、富阳场口一带活动,因淳安处在大山里,日寇尚未到达。不过,我在自卫团待了不到一年(当事务长),到了1939年6月,我所在的部队进驻诸暨。听人说,陆军军官学校正在金华招生,于是,我与洪嘉柈同学结伴跑到金华去报考军校。记得当时报考军校的青年大约有3000多人,只录取了1/3左右。我与洪嘉柈均被黄埔三分校录取。
三分校总部设在江西瑞金,我们由金华出发,先坐车到鹰潭,然后步行到瑞金校本部。军校有5个学科,分别是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辎重科。我所在的是步科学员班,学的是步兵操练、野外作战、夜间攻坚、战略战术、地形学、政治、射击、测量还有兵法课。在军校的日子,学员们上午学理论,下午野外训练或实战对练等。军校生活相当艰苦,晚上睡的是稻草打地铺,吃得也很简单,大锅做的炖青菜、豆腐之类,偶尔才会有肉吃。
徐式昌全家福。(摄于2017年)
从事地方抗日活动
1941年夏,我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从军校毕业了,校方允许学员先回家探亲,再到部队报到。当时,我父母在新安乡的大街上开了一家杂货铺。在家的那几天,我在铺子里帮忙,有一天,一位顾客进来,见我穿着军校学生制服,便问道:“你是军校学生吗?”
我说:“是的,刚毕业,马上要到国军第10师报到。”
那个人看了我一会儿,说道:“我知道第10师正在前线打仗。我们这一带(淳安、遂昌)正在组织家乡子弟参加忠义救国军,不过,缺少受过正规训练的军官,你如果过来的话,大有用武之地。”
那时,日军正在向浙江腹地大举进犯,富阳、桐庐一线战事吃紧,听了他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能够为保卫家乡出点微薄之力,正是求之不得之事。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忠义救国军遂安办事处主任鲍步超(黄埔6期毕业生)。不久,鲍主任接任了忠义救国军第3纵队少将司令,自此,我成为他的中尉副官。
两个月后,我与鲍步超带了100多人到安徽雄村的中美特种合作所去受训与接收新兵,成立一支“受训总队”,学员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经过训练后,派到敌后工作。
在雄村,我们又带了一支已经受过训练的100多人的队伍到上饶忠义救国军总部。那时,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我们这支部队由救国军司令马志超亲任总指挥,下设4个组,分别是情报组、通讯组、爆破组、侦察组。我担任爆破组组长,活动范围在江浙沪一带。当时,江浙沪一带的大、中城市多为日寇占领,但是,广大乡村地区仍是敌我双方胶着区域。
1942年7月,我担任忠义救国军奋勇总队上饶联络站站长。这个站有7人,虽说上海已沦陷,但是我们在上海有地下组织,上饶联络组的主要工作是将上海传来的情报转送重庆大本营。
1943年2月,我成为奋勇总队1营的少校副营长,驻扎在离南京仅80多公里的高淳县,任务是破坏日伪的粮库、交通、通讯。当时那一带相当复杂,不仅有日军,汪伪部队,国民党、共产党的游击队,甚至还有大刀会、小刀会这些民间武装组织。
一般来说,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化装成农民、商人、职员模样开展活动,以便于在日军占领的南京搞破坏活动。我们还策反了一支伪军自卫队,这支队伍属于汪伪南京江宁区警察局管辖,有200多人。
记得1944年4月20日晚上,我带领100多人在敌占区的南京中华门搞爆破活动。那天下着大雨,我们炸毁了一座桥梁,破坏了50多根电线杆,切断了敌军的通讯线。
在撤退到江宁的路上,袭击了江宁的汪伪警察局、县自卫队办公处,并且策反了一支百余人的伪军部队,将他们带到了上饶大本营(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总部设在上饶)。
1942年开始,美军轰炸机自衢州机场起飞,轰炸日军本土的战略要地,以迫使日本投降。由此,侵华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企图打通浙赣铁路,摧毁衢州机场。日军由金华、兰溪出发,沿浙赣铁路大举进犯衢州、龙游等地。
1944年4月,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到金华、龙游、衢县一带开展袭击骚扰日军行动,从而拖住敌军主力部队。同年6月,我担任奋勇总队7中队中队长,部队驻防在龙游铁路南侧。我军采取的战术是先埋伏下来观察敌情,趁其不备,发动偷袭,以牵制日军的正面进攻。
有一次,我们得到情报,日军500余人从衢县都灵山出发,窜到龙游一带。当时我的部队驻扎在衢县的大洲镇铁路南侧(距县城20公里),只有300余人(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力),偷偷尾随在敌军后面。
那天晚上,日军在龙游的官潭头宿营。夜间,开始下毛毛雨,日军也放松了警惕。12点左右,我们不动声色地将日军包围起来,先用迫击炮向日军营地开火,然后,密集火力向他们扫射。日本人从梦中惊醒,以为我军大部队打过来了,日军在惊慌中匆忙逃跑。这一仗,我们也没有去追赶逃窜的敌军,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次日,日军重整旗鼓,想回来报复,但是,我军已经撤退到山里去了。他们不敢孤军深入,只好撤走了。
3个月期间,我们与敌人交战20多次,歼敌数目不详,我方只有3人阵亡。那时,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地方武装力量,一般不打正规战,而是伺机在敌后做一些骚扰、袭击敌人的游击活动。
抗战胜利后的经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淳安港口,部队进行整编,一部分人留在部队,一部分人到税征团,还有一部分人当了地方上的交警。
我被派到税征团,担任连长(当时仍是军管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内部倾轧,我所在的忠义救国军大队长被戴笠枪杀了,我是他手下的中队长,难免受到牵连。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吓坏了,连夜找到了我的老上司、老同乡鲍步超。但是,鲍的忠义救国军也是戴笠的部队,对我说:“我也不好再收留你,你是我亲戚。”
我又跑到余杭,找到了在忠义救国军当参谋主任的陈祖钦。他对我说:“想要我收留你,只有改个名字,我才好向上面交代。”于是,我改了名字,叫做徐梦西。陈祖钦将我安排到忠义救国军第3团第2营当少校指导员。这支部队属于南京师管处,驻地在南京溧水。刚好师管处就在我后来的岳母家里,我在此结识了我的妻子查逸青,她的家族在溧水地方有一些影响力。
1946年,忠义救国军遣散,我被派到17军官总队当学员(那时我没有职务)。后来,部队进行一次考试,我在苏南师管处南京团管处任中队长。到了1947年,内战打响,我厌倦了打仗,不想再留在国民党军队,回到了溧水,与查逸青结了婚。
1949年,我考取了南京会计专科学校,学了3个月,毕业后,就在南京下关一所会计学校教书。
1950年,刚好河南技术招聘队到南京招人,我报名参加,考进了河南大学开封行政学院,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那一年,学校调选50名学员到中央合作干部学校进修一年,我也在选派的人员之中。在中央合作干部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河南省淮阳专区供销合作总社,成为主办会计。
1953年,淮阳与商丘合并,我又成了商丘供销合作社财务科的科员。到了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判了5年刑期。
那些年,我是在商丘服刑的,先在监狱印刷厂做工,后来又转到砖瓦厂里做事。我妻子带了岳母与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回到了娘家——南京溧水杨家场村。好在我妻子有点文化,在商丘时,一直做统计工作。她为人厚道,村里也不把她当作外人,还让她做了大队会计。除了大儿子在9岁时不幸夭折外,一家人生活还算过得去。
徐式昌全家福。(摄于2017年)
1963年,我刑满释放,带着家人回到了淳安老家——浪川公社大塘大队。我的继母仍在,那时我年纪轻,身体不错,各种农活重活都能干。在大队里,社员待我们一家人不错。
到1978年,我在商丘地区医药采购站获得平反,落实了政策。妻子也同时恢复了公职。我回到医药采购站工作了一个时期。退休后,我回到淳安老家浪川乡。
2003年夏,我在黄埔军校时的老校友与同乡洪嘉柈夫妇回乡探亲,特地过来探望我们。1949年前后,洪嘉柈去了台湾,当了防务部门二厅作战科的科长。他们夫妻回到淳安,见到了改革开放后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家乡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深受鼓舞。我劝他们回到家乡安度晚年,我说,两岸同胞的情谊源远流长,我们都盼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毕竟两岸同胞血浓于水,两岸同胞的兄弟情谊是分不开的。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商丘市有关部门送来了党中央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章。
我有两个儿子,4个女儿,现在全家几代人过着幸福生活。在我的后代中,大部分人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晚辈在党政机关工作。每到逢年过节,一家老少几代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这些年,党和政府对我们关怀备至。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等部门不断派人过来关心慰问,淳安县政府对我们也非常关心,我们一家对此深表感谢!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2-27 14: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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