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四支队老兵杨吉安“我缴获过日军军官的指挥刀”
2016-05-30 09:38:12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5-07-18 特派记者：喻尘  点击：  复制链接

杨吉安一直珍藏着年轻时缴获的日军军官指挥刀。

年轻时的杨吉安和战友。

　　老兵档案 杨吉安

　　1920年12月13日　出生于安徽省寿县杨大营村；

　　1938年9月　参加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中　历任新四军通讯员、战士、副班长、班长、警卫员、副排长、排长等职务；

　　解放战争中　历任华东野战军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等职务；

　　1942年　被评为“战斗英雄”；

　　1947年　在指挥苏北黄庄战斗中被评为荣立大功功臣；

　　1950年　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军务科科长；

　　1952年　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军械科科长；

　　1958年　任山西省军区军械科科长；

　　1960年　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第495仓库副库长；

　　1965年　任解放军第495部队副主任；

　　1970年　任解放军第495部队主任；

　　1979年　在山西省军区第四干休所离休。

　　1920年12月13日，在安徽省寿县一个叫杨大营的村子里，一个男孩在一户贫苦人家里出生了，父母为他取名吉安，希冀他的成长和未来的生活“吉祥平安”。

　　1938年9月，那个杨家叫吉安的小伙子，在遭受了地主老财一顿毒打和父母的斥责之后，寻找到了家乡附近的一支队伍。他投靠了这支抗日武装，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41年4月，在淮南一个叫金牛山的小山包上，新四军二师四旅战士杨吉安挥起大刀向一个日军上尉头上砍去。他在这场战斗中缴获了日军上尉的指挥刀。

　　2004年12月15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八路军》在太原开拍。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山西省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杨吉安等三位革命老人应邀参加。

　　2005年7月的一天上午，在山西省军区第四干休所大门口，一个叫杨吉安的老人坐在那里，像一个看门的老者，静静注视着太原市平阳路西一巷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

　　苦工从军

　　摔伤地主女儿遭毒打，愤而投奔新四军

　　“我们家是村子里比较穷的人家，孩子多，没有田地，只能靠为人帮工、租种土地过日子。”那位在干休所门口，像守门人的老人把记者带到一处普通的民房里，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老人叫杨吉安。“我8岁就开始帮别人家放猪放牛了。”

　　“到了13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了地主家，给人家干活，开油坊，放牛，喂马，什么活都要干啊！”杨吉安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为地主家做着苦工，换来的粮食拿回家维持家里一家老小的吃喝。杨吉安在地主家做了5年。“新四军是1937年到我们家乡的，我们这些受苦的人都知道，新四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我们那里的人都说是‘朱毛’队伍。”新四军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由在江南游击的红军改编而来的，1937年新四军成立之初，即越过长江向江北的洪泽湖地区发展，以抵抗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寇。

　　促成杨吉安参加新四军是因为他在一次“工作中的失误”。

　　“地主有个女儿出嫁了，我那时是为他们家抬轿子的。”杨吉安说，自己当时年龄小，平时又吃不饱，抬轿子是很吃力的。“地主女儿到了回娘家的日子，我就跟另外一个帮工去接她回来。”洪泽湖一带多水田，沟壑纵横，一不小心就会落进水里。“我们抬着轿子往回走时，过一个水沟，那个沟很宽，我在前面走着，一步没有迈过去，一下子栽倒在水田里。”地主家的女儿从轿子上滚落下来，脸磕出了血，“她就骂我，不停地骂。”杨吉安的脸和腿也受伤了，但还是忍痛把受伤的地主女儿抬回了家。

　　“那个老地主一看女儿受伤了，拿起一根大木棍就来打我，我自己身上也有伤啊。”他躲着地主的棍棒跑回了自己家，“父母一看我跑回来了，听说是把人家女儿弄伤了之后，骂我无用。没有吃穿，还受打受骂，我受不了，憋了一口气，我从家里跑了出来。”

　　杨吉安往东方跑出了几十里地，在一个村子里，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

　　安徽定远

　　第一次和日军正面接触，一个排只剩下我一个

　　江北游击总队是在安徽无为、肥东一带活动的，司令是孙仲德，政委是黄岩，下面有三个大队。“不久，我被编入了四支队，属于正规部队了。”四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戴季英任政委，下面有三个团，在定远藕塘一带活动，那里距离杨吉安的老家不远。“从参加四支队之后，跟日军的仗就开始没完没了地打了，小仗是不断的，几乎每天都有。”挨打、赌气离家投奔队伍的杨吉安，开始了对日作战的6年历程。

　　第一次和日军正面接触的战斗，让杨吉安至今记忆犹新，那一仗，因为侦察敌情失误，他们的部队吃了大亏。

　　1939年春天，日军扫荡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东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扫荡，四支队通过游击战，对日伪军进行小规模袭扰。“我们白天不敢行军，日本人有大炮、飞机，被发现了他们就炮轰飞机炸。我们一般是晚上行军，摸准一股日军的据点，打一阵子就跑。”杨吉安说。但是，在安徽定远县的那场小规模战斗，就是因为敌情不准，放在了白天打，结果吃了大亏。

　　“我们那时有几个团呢，力量也不小。我所在的连队是前哨连，在前面行军搜索敌情，再传递到后面的部队。”那天深夜，杨吉安他们行军到定远县城北面一个叫七里店的村子外面。“连长派出几个老兵到前面侦察，看看鬼子是否从城里出来了。”七里店距离县城七里远，侦察兵派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侦察兵往县城的方向走出了二三里远，见到有二三十个鬼子在沿路活动，就回来给连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连长想，不就几十个鬼子嘛，我们有三个排100多人，包围起来吃掉他们！”于是，连长下令，两个排沿着土公路从西面进村，连长自己带着一个排朝那几十个鬼子迎了上去。

　　对敌情侦察的失误在于，鬼子是在头天晚上出来抢粮的，有100多个鬼子住在七里店村子里，那二三十个鬼子是一大早抢粮的。连长带着杨吉安所在的一个排朝敌人冲上去时，又派通讯员往后方的营部报告了敌情。

　　“连长带着我们三排一下子就冲上了公路，谁知道枪声一响，突然冒出来很多鬼子，他们的小钢炮打得我们抬不起头。”这时，想撤出战斗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打。“村子外有一个一亩大小的水坑，我们就趴在坑里面，被鬼子打得抬不起头。我们用手榴弹跟鬼子拼了起来，还没有打多久，大概就十几分钟吧，我们连长牺牲了。”杨吉安忘记了连长的名字，只记得他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湖南人。

　　又过了几分钟，一个排只剩下了两个人。“另一个是郑长路，他是我的老乡，我们一起从村子里跑出来参加新四军的。突然，郑长路左肩中弹了，倒在我的肩膀上，我喊了他一声，推推他。”郑长路“嗯”了一声，又中了一弹，牺牲在了杨吉安的肩膀上，这时，全排只剩下了他一人，而鬼子已经冲了上来。“大水坑的边上有一个不到一米深的水沟，我赶紧爬起来，滚进了水沟，顺着沟爬，鬼子的子弹啪啪打了过来，幸好有一个背包，子弹都打在了背包上。”他幸运地躲了过去。那时，麦子刚刚出穗。

　　就在杨吉安趴在水沟里，依托麦子隐藏的时候，另外两个排从村子的西头打了过来，“那时，我们已经有了重武器，也用重机枪、六○炮轰打鬼子，他们被打得又躲到了村子里。”这一次遭遇战，一个排只剩下了杨吉安一人，“那几十个鬼子也被我们打得只剩下了七八个。”

　　金牛山上

　　大刀砍倒日军军官，缴获鬼子战刀

　　“新四军真正强，抗战救国好榜样，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布下天罗和地网，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杀死他几百，活捉他几十双，胜利也装满了几十筐，扬州的鬼子泪汪汪，汪精卫也大着慌。全国的军队要都是这样，准叫敌人滚进鸭绿江。”这是著名的金牛山战斗之后，安徽、江苏北部的军民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编写的一首歌曲，通过这场战斗，新四军在洪泽湖地区打出了威名，取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这一仗，杨吉安的印象很深，因为在山头上，他用大刀砍倒了一个日军军官，一把指挥刀成了他的战利品。“我对这把刀产生了私心，没有上缴。”老人说，64年来，这把战刀始终陪伴在他身边，“有时，我会拿出来展示给人看。”那是老人的“骄傲”，在干休所里，参加过革命的老人们都知道老杨这里有一把日军指挥刀，曾经有人找上门愿高价购买，但老人说，“给多少钱都不卖。”

　　“那场战斗是师长罗炳辉亲自指挥的。我那时在新四军二师四旅侦察连。”1941年4月16日，杨吉安随部队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谢家集一带活动，二师的师部也在这里，“四旅的一个特务连，地方上还有一个模范连，这两个连的战斗力都比较强。”加上杨吉安在的侦察连，三个连队在晚上埋伏到了扬州城外的土公路边上。这是师长罗炳辉的“梅花桩”战术的一次具体演练。

　　杨吉安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把城里的鬼子引出来，鬼子和“二鬼子”(伪军)果然被引了出来。当晚，日军第12旅团一部和伪军共100余人出动了。“我们在靠城的公路上放了几个便衣，一看鬼子来了，便衣马上放了信号。”三个连队成三角形包围了100多个鬼子，不大功夫，就把鬼子全歼了，“鬼子被打得只剩下一个人时，还哇哇叫着往上扑，”老人说，日军打得很坚决，剩下一个人也要打，直至全部战死。

　　打了胜仗后，部队撤到金牛山沟里，烧了开水准备洗澡，好好休整一番。水刚刚烧开的时候，扬州城里一下子出来了700多鬼子，带着三门钢炮、5挺重机枪、30多挺轻机枪，悄悄包围了正在休息的队伍。天快亮时，哨兵发现了日军。“我们当时有三四个团在那里，我们不怕他们，师长指挥12团一个团迎了上去。”老人回忆那场战斗如昨天发生的事情，“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才结束。”

　　“每个鬼子身体左右各配备有一个子弹盒，一边有100发，一边是50发。他们的枪都是连发的，打得快，打到下午时，他们的子弹快打完了。”老人认为，鬼子在这场战斗中配备的武器落后于新四军，“但到下午时，我们的子弹也快打完了，手榴弹都拼光了。”师长罗炳辉此时指挥战士们抱着大刀，硬顶着炮火冲了上去。

　　“我们用大刀砍！鬼子的枪上都上了刺刀，他们拼不过我们。”杨吉安就是在山头上拼刺刀时缴获了战刀，“刀柄上刻着三朵花，这是军阶标志，这个刀的主人应该是一个上尉连长。”

　　第12团经过多次反复冲杀，击毙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新四军牺牲连排干部和士兵54人。

　　碉堡外围

　　抢收麦子，戴花头巾男扮女装俘鬼子

　　1942年麦穗黄的时候，杨吉安随部队运动到了江苏省的竹城集一带，鬼子在那里有一个据点。到了收麦子的时候，百姓想收，鬼子也想收，于是，江北的新四军决定帮百姓把麦子收到仓里，不能让老百姓活命的口粮成为鬼子的“收成”。这时，侦察连改成了特务连，杨吉安等一批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战士被派到村子里，负责收割距离鬼子的碉堡三里远的一片麦地。

　　“我们开始是穿着军装到田里收麦子的，只要我们一走到麦田里，鬼子碉堡里的机枪、小钢炮就响起来，鬼子打一阵儿炮，就从碉堡里出来，朝麦地冲了过来。”收麦一开始并不顺利，鬼子的阻挠常常把收麦场变成了“战场”。战士们边打边退，就这样，与鬼子周旋了几天，收割一会儿麦子，打一会儿仗。“鬼子一出来打，老百姓就趴到地上，有一天，有一个老百姓被鬼子的枪打死了。”

　　几个老百姓找到连长说:“同志们，感谢你们帮我们收麦子，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帮我们打鬼子的，但以后还是别来收麦子了，你们一来，汉奸就去报信，弄得麦子收不成啊。”打死了人，老百姓就害怕了，婉言道出了不想让新四军帮忙收麦子的意思。

　　晚上，连队开会讨论老百姓的意见，但大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据点和碉堡里的鬼子打掉，好痛痛快快地收麦子。“大家纷纷出点子，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啊，大家讨论出了一个办法。”杨吉安在这个办法中成了男扮女装的角色，“我们选出了70多个人，三四十个人装扮成老百姓，穿上便衣，其他人还是穿着军装。第二天，我们还照样去收麦子，但老百姓一个也不让去了。”

　　杨吉安那时个子不高，就穿了一个花褂子，一条挽腰的黑裤子，头上缠了一条苏北女人戴的花头巾。“连队抽了一批驳壳枪、轻机枪，给我们带着。”杨吉安带了一挺轻机枪，一大早就去收割麦子了，抓紧割了一堆，把枪支和手榴弹盖住了，做了记号。不一会儿，汉奸就跑去送信了，鬼子呼啦一下来了100多个。“我们40多个穿军装的战士边打边跑，我们这些扮成老百姓的就趴在了地上。”杨吉安趴在了机枪边上。

　　等鬼子刚刚追过杨吉安等“老百姓”趴过的地方，他们从麦堆下面抽出机枪和手榴弹朝鬼子打了起来，前面跑的战士又回头堵住鬼子打，两头夹击，不一会儿，100多鬼子被打死得差不多了。“剩下两个被我们活捉了，这两个鬼子的腿被打伤了，把他们弄到门板上抬着，他们就往地上滚，没办法，战士们就把他们绑在了门板上。”俘虏鬼子是有奖赏的，后来，俘虏被送到了师部。

　　日本投降

　　继续和龟缩在据点里的鬼子交火一星期

　　在对日作战的六七年中，杨吉安记不清打了多少次仗，有时候晚上几个人换上便衣，就能把几十个鬼子摸掉，有时候偷袭不成，被鬼子追着跑的事情也经常发生。频繁的战斗使部队减员成为家常便饭。“我们那几个村子里出来参加新四军的年轻人，在那几年牺牲了很多。”郑长路是在第一次的战斗中牺牲的，随后是钱祥福，“他也是我们庄子附近的，牺牲的战友太多了，后来很多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1941年后，在对日作战的间隙，杨吉安他们还要腾出手来，应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皖南事变’发生时，我在4旅，大家得到消息后，都吵着要为战友们报仇。一个副旅长带了两个团南下增援，我们每人炒了四五斤大米，一路急行军，饿了抓把炒米，渴了就用铁碗在路边的水塘里舀水喝，两天后赶到了长江边。”但此时，江南的战事已经结束了，新四军军部除少部分人突围之外，其余全部牺牲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杨吉安已经升职为排长，正在安徽与江苏交界处津浦路两侧驻守。“日军不缴枪给我们，他们投降给国民党部队。”老人说，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等的就是小鬼子投降这一天，“我们拦着找国军投降的日军继续打，他们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不经打了。”又跟日军交火一个星期之后，龟缩在据点里的鬼子才肯向新四军缴械投降。

　　“打跑了鬼子，大家都很高兴，部队里有个别战士就闹着要回家。”杨吉安说，有的战士打了多年仗，离家虽然近，但一次家都没有回过，突然间没仗可打了，家成了心头最要紧的牵挂。“我一个堂哥和我一起参加的新四军，他吵闹着退伍回了老家，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了。”对命运截然不同的堂哥，杨吉安甚是慨叹。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30 09: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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