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侵华日军打到了我家乡安徽怀远县。当时负责防守的是李宗仁的广西军。广西军象征性地挖了挖战壕,没放几枪,一夜间不知撤到哪儿了。你一撤平民百姓可就遭殃喽。任人宰杀,是什么感觉?我记忆太深了,当时我全家分散逃难,俺娘带着我随着逃难的人流无目的乱跑,逃到寿县中心渡,黑压压的人群挤在一起,鬼子的飞机追着平民百姓狂轰滥炸,扫射了一整天。河里漂满了尸体,血染红了河水。河两岸四处堆放着乡亲们的尸体,被屠杀的十有八九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血债累累。
我和母亲侥幸逃过这场劫难,我无法忘记那一幕惨景,现在一闭眼,那染红的河水,死难者的惨状,刻在脑子里——抹不去!母亲指着死伤的乡亲对我说:“儿子,当兵要当打鬼子的兵,不打鬼子的兵当不得。”我知道广西军当不得,亡国奴当不得。
1939年,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饥饿,还常挨打,地主儿子老欺负我,把我鼻梁打断了。我没跟俺娘打招呼就去找我大哥去了,我大哥是新四军的排长,我知道大哥的部队是穷人的队伍,是打鬼子的队伍。当时我的心愿就是杀鬼子、吃饱饭。
当时部队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还没枪高,跑得慢,常成了行军队伍的尾巴,连长还得派老战士带着我。我参军那天登记姓名,我没名字,大哥想了想:“就叫曹明吧,明天的明好记。”我的名字可以说是新四军起的。
1940年我父亲找到队伍上硬要接我回家。我是不愿意的,吃不上饭,还被有钱人欺负,在新四军我心里踏实。连长让我回家再长两年,等能扛动枪再回来,我大哥也觉得留下我在队伍上有些拖累,让我回家过两年再说。这样我的第一次军人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回到家去九龙岗矿上打零工,煤矿被日本鬼子占了。日本人根本不把咱矿工当人,我年小体弱,井下的活干不动,在井上扛坑木,扛不动,小鬼子的大皮鞋就踢过来,嘴还骂咧咧的:“小孩的,偷懒的干活,死啦死啦地。”我是牙咬了又咬,忍气吞声。有一天有个老鬼子喊我去他家伺候他和鬼婆子,我一气之下再一次没同爹娘打招呼,去新四军找我大哥去了。
1941年,我去老地方找我大哥,我归心似箭呀,百十多里路,没停地跑呀走,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一支队伍。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有个干部看我说话口气挺大,他反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我是新四军,我要找老部队,找我大哥——曹德兴。干部告诉我:“你大哥他们部队打到天长县去了。我们也是新四军——凤阳独立团,你不要去那找他们了,就在我们这干吧。”当天发了杆枪,在县政府门口站岗,虽然没能找到老部队,从那时起就算参加了革命队伍。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共产党,我听母亲的,当兵当杀鬼子的兵,参加这样的队伍没错。
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连同独立团团部一同向凤阳山转移,我们同一队鬼子兵遭遇,很快就接上了火。那时我们的武器太差了,一个连没一挺机枪,每个战士才配三发子弹。日本鬼子一个小队就配一挺机枪,他们火力比我们强大得多,小鬼子的机关枪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连长指导员带上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硬顶了上去,我的三发子弹也放掉了。班长让我往山里撤。班长说的话我记忆犹新:“你扛好枪,往山里跑,活下去。”我撤离了战斗,玩命地跑出了鬼子机枪的射击范围。晚上被打散的部队重新集结,团部小鬼班的人也撤到了山里,我找我们连,小鬼班的班长告诉我,打散了,别找了,跟我们一起走吧。这一仗我们牺牲打散的人很多,独立团政委也负了重伤。我找班长没找到,他牺牲了,或撤到了别的地方?后来我再也没见到班长。今天在你面前活生生的,明天也许永远见不到了。我们连长负了重伤,胯骨被打,后来伤口感染化脓,我只能烧点开水给他洗一洗,没有药治,最后肉烂生蛆,没多久就牺牲了。那年月,在敌后作战,日里埋伏,夜里行军,饭没煮熟,一声令下就得进入战斗,打的很艰苦。新四军每时每刻都在坚持抗战,寻找一切能消灭日本鬼子、汉奸的机会。
194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穷放牛娃,成为共产党员。在独立团一连我是连部通讯员,我们指导员叫周衣冰,他经常给我们这些不识字的战士讲课,讲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我知道了毛主席和反法西斯战争,还知道了希特勒就快完蛋了。
周衣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腿负过伤,走路时腿有些送跨,往前尥尥地,他打仗勇敢果断。周指导员经常带领我们化妆成百姓突袭日伪据点。突袭之前摸清敌情,然后突然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周指导员打仗向来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指挥的战斗干净利索,他在场我们打起来心里有底,信心十足,把把成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日伪汉奸面前,振臂一挥,大吼一声:“动手!”我们迅速解决了鬼子汉奸。
1943年,在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我连包围了一小队日本鬼子。小鬼子打仗也是顽抗得厉害。剩下最后一个鬼子还端着枪哇啦鬼叫。我的老班长,我的入党介绍人,冲过去缴鬼子的枪,这小鬼子照老班长的头就是一枪,老班长壮烈牺牲,我们扑上去活捉了这个小鬼子。那时活捉一个小鬼子付出的牺牲太大了。在押送鬼子去旅部的路上,我真想一刀宰了这鬼子,老班长死得太可惜了。对待日军战俘,新四军可不像日本鬼子那样。那小鬼子在关押他的房间里哀声叹气,没有了往日的凶蛮,你喝斥他,他低着头不吱声,日本鬼子也有低头的日子。
在金钱面前我经受过考验,连里让我送五百块现大洋去县政府,我背着沉甸甸的钱袋,几十里的路,没歇一口气送到了地点。这么多钱对一个穷小子来说简直无法想像。当时县里派了好几个战士来接我,其中有个战士说的话让我无法接受。“怕你小子卷钱跑了,让我们来找你。”这话太伤我的心了。如果信不过我,连长不会让我一个人送这么多钱,自打参加了新四军,我就没想过找机会发财,命都打算豁出去了,钱有屁的用。到了县委,交接完任务,我找到县委领导请求调离,要求去原部队,正规主力部队。县领导劝我不要生气,那个战士不过是开玩笑。我生什么气?我不过想回到原部队我大哥,到他们那儿。县领导最后同意了我的请求。没多久安排我去了新四军二师五旅,分配到旅部警卫连。新四军二师五旅是新四军的劲旅,若同四旅我大哥他们旅联手,绝对是铁军中的铁军,战无不胜。淮海战役老蒋的十八军“英雄团”三十三团就是被五旅给灭掉的。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政治部主任邓少东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在旅部分派到保卫科给科长陶明当警卫员。陶明科长是个老红军,身材瘦小,但很厉害,审查汉奸敌特有一套办法。抓到的汉奸敌特经常让我们警卫连处决,拿根绳,两头一拽就给绞杀掉了,不用浪费子弹。
1945年小鬼子的末日快到了,新四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小鬼子只能做垂死挣扎了。有一天一群鬼子偷袭了我们旅部,我掩护陶明科长到了安全地区。途中遇着作战科的张国,张国原是教导员。那时在作战科当参谋。他在撤离时机要文件包忘了拿,这时急着返回去取。我告诉他村里全是鬼子了,你回去太危险,张国当时非要回去,机要文件丢了,那年代军法处置不会轻的。我曾经丢了三发子弹就差点被枪毙,后来还是团政治部主任保了我。他自个摸回村。我把科长安顿好让他不要乱跑,我得去接应张国,科长同意了。我的职责保护好科长就行,但也不能眼看着张国让鬼子给逮着。我随后追了回去,一进村就听到喊叫声,张国这时已同一个小鬼子打作一团,张国的呼救声和鬼子的鬼叫声让我杀气顿生,冲上去将就张国的头往边上一拨拉,快慢击一个连发打进了鬼子的脑袋,距离太近,血浆溅了我一脸一身。那小鬼子比我高大,“噢”的吐出一口气,蹬腿死了。我拉起张国就往村外跑,枪声惊动了其他鬼子,又有两个鬼子朝我们追来,我俩那时跑已经来不及了,我们闪到一棵树后,我转身把一弹匣子弹射了出去,两小鬼子当场被射杀,我出手快了一秒,鬼子们射出的子弹没能打中我。我拣起一杆枪,同张国跑回安全地区,身后小鬼子的叫声枪声乱成一团。我射杀这三个鬼子前后不到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