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兆祥：他们送我外号叫“猿猴主任”
2020-12-24 15:13:20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12月12日，日本鬼子重兵进攻南京。交通部电调烟台电报局32人到南京支援前线，我被调到南京。我记着的是12月13日早上六点多钟，日本人100多架飞机轮流轰炸。一方面投炸弹，一方面机枪扫射。这时候啊，南京已经是一片火海。日本兵拿着刺刀往我们同胞的尸体上乱捅，我们同胞的尸体在马路上横倒竖歪，那个凄惨的惨状啊目不忍睹。南京大屠杀，我是亲眼目睹了其中的片断。

　　后来我随着守军宪兵司令部撤退，从夫子庙经过乌衣巷退出来。逃出以后和交通部已经失去联系，我随着军队跑回烟台，到烟台电报局待命。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些同学，如同班同学陈德礼、王鹤令，他们都是国民党领导的学行社成员。他们告诉我说，老同学你回来了，很好!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利用你的身份获取日本的军政情报，这样对我们抗战很有帮助。我就根据他们的布置，在烟台电报局潜伏下来。后来由于济南日本特务机关往烟台打MD加急电，我把其中的电文有意识地打错一组，这可了不得了，日本当时那个电报局局长，我记得叫“水上”，到报房里去查，问这是谁打的?后来一个翻译告诉我，他说你快跑吧，你不跑就要死在日本人的手里。我就从那逃出烟台。

　　逃出烟台以后，我参加了国民党学行社领导的警察大队。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雷神庙战役。那时候烟台的日本驻军一个是久留米师团，一个是板垣师团，他们得到了情报：胶东共产党的干部在牟平雷神庙召开重要会议，于是从早晨六点从烟台出动包围了雷神庙。那个时候是国共合作。牟平的警察第一大队、盐警大队王兴仁，县保安队苗占魁、孙海滨在外头解围，庙内的向外突围，其中一位共产党的高干叫王礼琦，大家都叫他“礼琦将军”，在突围的时候牺牲了，后来为他在威海开的追悼会，国民党在威海的代表也参加了追悼会。

　　1939年，日本为了打通烟台到威海的公路线，集中了6000多日本鬼子和伪军，早晨六点从烟台出发。他们见了公路两旁的民房就烧，用喷火器烧庄稼地和高粱玉米，情况相当凄惨。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又恨又气，但是由于咱们武器不行，不能和他正面打，否则我们牺牲的人会比较多。经过研究，我们决定等日本兵往后撤的时候再打。游击队把公路完全破坏了，挖的一个坑一个坑的。日本鬼子从牟平城往后退的时候，边打边修路，打得日本兵惊慌失措、丢盔撇甲、哇哇地叫。打到天将要黑了，日本兵才刚刚撤到离烟台五里地的一个村子，名字我记不清了。在烟台山下部队的增援下，才撤回了烟台。事后，情报员的公报中，日本兵的尸体20多具，没来得及掩埋，被烧毁的汽车30多部，我们被烧毁的房屋没法计数，地里的庄稼收成无望，损失也很惨重。

　　还有一次是夜袭烟台。我们已编为十三纵队，属于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由李明扬领导。十三纵队第四大队长叫韩树勋，烟台当地人，队里的学生多，所以对烟台的地形非常熟悉。他得到一份情报，日本鬼子在四马路的北头大兴成胡同里设有一个兵工厂，他请求把兵工厂端了。6月的一天，经过司令部研究决定，我们从驻地下去直奔烟台。到烟台以后，第四大队韩树勋把他的第三中队布上警戒线，以防日本人，我们跟司令部一块进入大兴成胡同。我当时是军需处的主任。出发前我对下属交代了任务，他们说，哎呀主任，你为什么舍去这么一个肥差去卖命呢?我说我不是为了发财，我是为了抗战。我说收粮草的事你负责管，布置好以后，我们就进入了大兴城工厂，大兴城胡同。大兴城胡同有将近100多米长，两头都设50米高的电线杆子，都很亮，照明的。我们的司令员苗上魁(音)是个老粗。我说：司令，我说你这不是明明地告诉敌人，我们来了吗?他说：怎么办?我说：我爬电线杆子。他说：你敢爬?我说：我敢爬。他就说：好，勤务兵掩护好了!因为我当时年轻，两臂劲很足。我十几下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后就把电灯泡拽下来了。后来大兴城铁棍厂的全部器械我都抢回来了。当时一块跟着作战的当地士兵就夸奖我，说我们的原主任爬起电线杆比猴还强，所以送我外号叫“猿猴主任”，我这个“猿猴”外号就从那开始响起来的。电灯泡摘下以后，我和第四大队的几个士兵爬门进去了。进去以后，我们把他们全部缴械，逼在一个小屋里，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他们都捂着头，在那蹲下了，不敢动。一直到日本鬼子的炮艇探照灯亮了，我们才退出来。我们把机器运出后，又回到烟台的塔儿顶，向市里打枪扰乱。

　　十三纵队都是老警察，很多人正事不干，抽大烟、嫖女人，我觉得很厌烦，后来就离开了十三纵队，到山东省第九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任职。我担任指导科的干事以后，遇到1940年日本鬼子拉网大扫荡。我们司令部分两批开展游击战。那天早晨正好是大年初一，老百姓的习惯是带着猪肉白菜大馒头。我们饿了一宿，刚想吃，可是报告说敌人已经到了村北头。这时就听着马蹄响了，天上的飞机也在盘旋。我们没有办法，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升平坡。直到等到日本鬼子往南撤了，我们才回来。回到村庄一看，一团团长刘丹庭被敌人射杀，政治部一个宣传员张毅趴在死人堆里逃出来了。宣传科科长万铭远也被敌人射杀了。万铭远是作家曹禺的叔伯妹妹，曹禺写《日出》的时候，一些详细情况她都讲给我们听。她讲得生动，我们都很受感动。所以她一死，我们从内心感觉悲痛。

　　后来因为调我到山东省党政军干部学校第六期学习，结业后，我接受新任务回到烟台，担任烟台、福山、牟平三县的调查员。回到烟台后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被叛徒出卖，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后来经过组织的援救，把我释放了。我释放以后，日本鬼子监视得很严。后来，对我的监视放松了，我又跑出烟台，到牟平重新接收新的任务，策反二鬼子的副大队长纪显邦。纪显邦是游击队44支队的团长，鬼子扫荡的时候他被打垮了，做了二鬼子。我对他讲，只要他能弃暗投明，一切都可原谅。我找到他以后，说：“纪团长，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何必呢?抗战这么些年了，一直这么艰苦，我说你如果要弃暗投明，我说我可以给你说说。”他答应说，好好好，我听你的老弟，我听你的。结果他是骗人的诱饵，他回去以后我立即被逮捕了，在监狱里待了42天。他还对我说，你出来以后马上离开我的一亩三分地。后来，我又被俘，再后来，被送到胶东公安局学习。我在胶东公安局一直待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返回青岛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后因历史问题，在济南坐了13年监狱。后来国务院对原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实行特赦，我被特赦回青岛。回到青岛以后，人民法院通知我撤销原判。

　　(来源：团结报数字报  时间：2014年2月27日  记录整理：韩景慧、周艳)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24 15: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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