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魏克的泰西抗战回忆
2020-12-29 09:15:41  来源：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点击：  复制链接

　　2015年5月，东平县史志办前往重庆采访了95岁高龄的魏克老人。

　　弃学从军 全家抗战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打到黄河以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10万大军不战而逃。12 月27 日，日军占领济南。当时我17 岁，正在济南求学，目睹了日军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劫财物等恶行。我亲眼看到日本兵叫魏家庄的一个青年给他背东西，青年步子有点缓慢，就被日本兵用刺刀活活给刺死了。为了不当亡国奴，1938 年3 月，我和我父亲绕道长清到肥城安临站，和1937 年流亡到安临站的妈妈、姐姐、妹妹、侄女团圆。

　　1938 年5 月1 日，我跟着哥哥魏麟甫到边家院山东西区观看抗敌自卫团的抗战宣传演出，看到许多青年男女在田边唱《五月的鲜花》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感到特别兴奋。我们见到了领导泰西武装起义的自卫团主席张北华，我哥哥说：“我弟弟刚从济南逃出来，到我们这里看看!”张北华主席说：“看什么?就在这里干吧!” 我说：“好，正合我的心意!”在青年训练班学习了几天后，我就被分派到青年工作团工作。当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组织演出、书写标语、开展群众工作。我们首先去的是夏张和东西上游，左平和刘朗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我和张有壬、孙泊演出的《父与子》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我刚参加抗战时，泰西地区杂牌武装各霸一方，与我们抗日自卫团进行摩擦，国民党特务武装秦启荣的“别动队”，牛希文部和土匪武装“光复军”武干臣部，联合起来企图向自卫团进攻。我们自卫团根据这些杂牌武装的不同情况，采取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的办法，在东向进行反击“光复军”和“别动队”。青年工作团的冯连仲喊话， 进行瓦解工作，后来他们都逃跑到铁路以东去了。

　　1938 年7 月，青年工作团在葫芦山口和大董庄同山东省巡回宣传队进行合并， 成员大多数是大学生和高中生。8 月，又与东平战地青年工作团(团员有田子珍、宋次忠、田怀先、田仲贤、李蕴石、孟凡九等人)合并。这时我们青年工作团改为教导四连，还配发了枪支。

　　1938 年11 月15 日，日本攻陷聊城，爱国将领、六区专员范筑先壮烈殉国。国民党一区专员郁仁治便乘机进攻大峰山机枪营，这时自卫团、范筑先十七支队、范筑先十支队东进支队等部队一起进行反击。我们教导四连赶到房头，消灭郁仁治一个营。郁仁治带领其他部队在演马庄同日军遭遇，突围时郁仁治中弹身亡，他的部队就溃散了。

　　1938 年11 月27 日，共产党领导的几支抗日武装在大峰山岚峪改编为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下辖四个团、一个特务营和泰安、肥城、长清、平阴、东阿、东平、汶上、宁阳独立营，共有6000余人，司令员刘海涛、政委张北华。我哥哥魏麟甫到肥城六区当区长。那时候，各村建立动员委员会、妇女救国委员会、青年救国委员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团体，建设政权，发展党员……我嫂子赵文英、姐姐魏琴、嫂子的妹妹赵桂兰(李运民)、赵桂香(李奇)都参加革命，做妇女工作。我爸爸魏广智参加肥城二区队工作，整个泰西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

　　1939年1月，刘海涛司令带领二团到平阿山区活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线40余里，东阿县的日军指挥官山吉大佐率领日伪军向平阿山区进犯，刘海涛、曹洪胜决定利用黄坡村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1月25日上午，日伪军200余人，另有20余人的骑兵，从东阿顺着公路向黄坡开进，山吉大佐骑马走在中间，当敌人走进我们二团的伏击圈时，曹虹胜团长一声令下，部队的各种武器一起开火。刘海涛司令是个神枪手，一枪一个，连续打死5个日本鬼子，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人仰马翻，山吉大佐爬到五连阵地时，被五连的排子枪击毙。除了十几个骑兵驮着一些伤员逃回东阿县城之外，其余全部被击毙，而我们只伤亡1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陆房突围 杀敌除奸

　　1939年3月7日，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率领一一五师三四三旅组成的东进支队进入泰西境地。泰西人民杀猪宰羊、送菜送粮和棉衣慰问东进支队。六支队组织部队各方面人员到东进支队去参观学习，青年干事唐磊同志带领我和几个团的青年干事到东进支队学习，受到东进支队青年科长肖麦萍同志的热情接待。肖科长向我们介绍青年工作的经验，带领我们参观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1939年5月1日，六支队缩编成3个营。我被调任四连指导员，连长是东进支队派来的红军干部武仁宝。东进支队和六支队胜利发展，让日军感觉济南和津浦铁路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5月11日，日军纠集济南、泰安、兖州、东阿、东平、汶上5000余人，坦克、汽车100余辆，各种火炮100余门，分9路包围了在肥城陆房的东进支队、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和六支队的部分人员。我们被包围的部队同敌人激战一天一夜，毙伤敌人大佐以下1300余人，东进支队伤亡200余人，夜晚胜利突出重围。在夜晚行军的路上，传达一个口令说“前边有一营”，后来就传成了“前边有敌情”。

　　部队在经过一条沟时，有一匹马不过，马夫一拉结果马受惊了，回头就跑，大家都跑散了，后来又吹号集合，然后到达东平无盐一带。东进支队过津浦铁路到达沂蒙山区开辟根据地。

　　6 月以后，六支队一营在营长刘继星的指挥下，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受到东平县地主武装陈本清的崇拜，他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营合并，成立东汶宁支队，下辖3 个营， 我们是一营、他是二、三营，我的四连成为东汶宁支队的特务连。各营在各地开展作战和群众工作都非常顺利。

　　1940 年2 月、3 月，石友三开始进行反共摩擦，进攻我们鲁西的部队。六支队二营先到黄河支队的四团，这时石友三收买陈本清，而陈本清准备投奔石友三。六支队司令部在焦庄打死了陈本清，一营、三营在东西固留的山谷中消灭了陈本清的两个营， 特务连长吴仁宝和我负责打死陈本清的警卫队长。六支队支队长何光宇、政委刘汉， 全部到黄河支队，后来成为三四三旅的九团。

　　1940 年4 月，泰西军分区成为鲁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王序坤、政委李冠元。我们特务连留在泰西，改为泰西军分区的特务连。

　　护送司令 连续大捷

　　1940 年7 月3 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一行20 余人，从鲁东去延安， 参加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来到泰西军分区司令部，司令员刘贤权、政治委员李冠元热情接待徐向前司令员，并把护送徐向前元帅的任务交给了我所在的特务连。

　　我早就听说过徐向前司令员的名字，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雄伟高大的人，谁知道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身材瘦长、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衣、言行文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司令员，使我们倍感亲近和尊敬。当时跟随徐向前司令员的有他的爱人王静同志和一个警卫班，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支马枪和一把驳壳枪，还有一挺机关枪。我们觉得徐向前司令员的安全不成问题。可是在徐向前司令员来的4 日早上，大家被山头上的哨兵枪声惊醒了，接着枪声不断地响起来了。肥城大队来人报告：从肥城来的一股敌人，从东西里村过来同肥城大队打上了。泰西军分区因为要保证徐向前司令员的安全，所以命令部队依托山头的有利地形，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敌人见我们是地方部队，进攻更加猛烈。徐向前司令员听了刘贤权司令员和独立营长栗森以及教导员安春华介绍的情况，亲自察看和询问了当地的地势之后说：“这个情况不大嘛，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作战的决心，不要让部队和敌人打消耗战，你们熟悉地形，应该派一个小部队绕到敌人屁股后面打一下，它就非跑不可!”徐向前司令员的话真灵，我们的小部队在敌人背后一打，敌人果然收兵逃回肥城去了。

　　徐向前司令员走的时候，分区司令员派我带领一个排护送首长一段路程，在路上经过康王沙河，因为夏天雨水多，河水上涨，在过沙河时，同志们在首长和王静同志面前，不好意思脱去长裤子过河，正在迟疑不定的时候，徐向前司令员和王静同志意识到这种情况，王静同志首先挽起长裤下到河里，徐向前司令员也挽起裤腿下水了，大家便纷纷下了河。

　　徐向前司令员过河之后，只让交通站的同志留下当向导，让我们都回去，护送部队只好服从首长的命令返回了。回来以后听说徐向前司令员在衡鱼遇险，不过在他的沉着指挥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还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据说，当时平阴县的日本鬼子派出一支部队偷袭衡鱼镇，想捕捉没有武装掩护的妇救会同志。也正是在这天晚上，徐向前司令员及警卫人员住在衡鱼一家地主的院子里。第二天拂晓，日军偷袭妇救会人员时，被警卫班的岗哨发觉了，便向敌人开了枪，敌人听到枪声，便向徐向前司令员的住处猛扑过来。当时情况十分危险，徐向前司令员命令警卫战士把机枪架在院子的影壁墙上，向敌人猛烈射击，决不能让敌人破门而入。日本兵原来以为几个赤手空拳的女八路，只要包围住，就可手到擒来，不料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而且还有机关枪的猛烈射击，一下子被打得蒙头转向，他们感觉情况不妙，便慌忙逃跑了。衡鱼的群众和妇救会都向徐向前司令员表示感谢，徐向前司令员说：“我们虽然都没受到损失，但这次的教训，说明在敌人后方工作，随时都应提高警惕，不然要吃亏的。”

　　转战南北 艰苦抗战

　　1941年，抗战相持阶段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泰西军分区仅有的平阿、大峰和太肥3个山区的根据地，都先后受到敌人的合围和“清剿”。当时，敌人加紧推行其“强化治安”的野蛮政策，全泰西共设立日军据点78 个，日军1410 余人;伪军据点183 个， 有伪军1 万余人。

　　1 月，我从特务连调到分区政治部锄奸股任干事。4 月1 日，我参加完鲁西军区党代表大会和锄奸工作会议后，即从泰西军分区政治部调到东平县独立五营任锄奸干事。当时东平独立五营是从区队升级来的两个连队，150 余人，活动在东平二区和东阿交界的平阿山区，政治处只有我和青年干事程洪本同志，为了开展军事、政治和体育工作，营里决定5 月15 日在平阿山区的东沟流召开运动会。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16 日晚上转移到平阿山区的中心地带陈庄，不料我们刚刚住下，各地来的情报说：东平、东阿、平阴、肥城的敌人都向平阿山区来了。

　　经过几番突围、转移，部队从陈庄到了十几里外的刘庄，又被紧追不放的敌人包围在一条狭窄的山谷中。指战员们与敌人斗智斗勇，经过几天几夜翻山越岭，渡过运河到达昆山根据地。在昆张地区休息了一个月，大家都不忍心抗日的人民在敌人统治下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纷纷要求回到敌后，坚持本县的抗日游击战争。独立四营先从平阴绕道回到东阿县境。我们五营必须绕一个大圈子，从阳谷、东阿、平阴，经过长清县过黄河进入大峰山区。在大峰山又遇上刚突围出来的峰山县独立三营，他们在突围战斗中，牺牲了20 余位同志。

　　1941 年7 月，泰西军分区决定将东平独立五营改编为东平县大队，共计150 名战斗员，我任指导员。我们整编之后，于7 月27 日晚上冒着大雨出发了，经过肥城的一、二、三区时，正赶上十几架日本战斗飞机经过上空，其中一架飞机坠毁在分区一团的住地，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就缴获了飞机上的3 挺机枪和全部日用品，飞机上的人员已经死亡。过后不久，肥城和泰安的敌人得到了消息救援时，我们部队已经撤离，结果两县的敌人发生误会而互相打起来了。

　　我们经过泰安的十区，于8 月1 日返回到汶上北部和东平东部平原上北城子一带。我们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我们许多老战士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地的群众听说我们回来了，欢喜异常，奔走相告，东平县长崔宜平和汶上县长隋长文以及两县的工作人员都同我们一起回来了，乡村干部和和群众更像是孩子见到了久别的母亲一样欢喜，不管我们到哪一家，房东都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把最好的被褥给我们用。这种军民一家鱼水深情，我们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部队在这一地区连续作战。9月11日，伏击夏谢据点敌军30余人，缴获手枪一支、战马一匹、自行车十余辆和十几车盐巴和火柴。9月17日，我们用计引诱作恶多端的尚庄据点特务队出动，伏击击毙4人，缴获长短枪7支，自行车12辆。接连打了两个胜仗，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加上部队不慎暴露了目标，日军集结了汶上、东平、宁阳、泰安、肥城五县共1000余人，其中骑兵50人，将部队包围在汶上的南留庄。

　　刚吃完早饭，日本骑兵从北留庄直奔北门冲来，刘勇同志率领一排战士等敌人接近北门时，便集中排子枪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几十匹洋马四散奔逃，摔下马来的敌人不顾生死地拼命还击，从泰安来的300余敌人也从北留庄增援上来了。我率领部队从西门出来先向南转移，刚走出二里路，从汶上来的400余敌人由军屯山蜂拥而来，我们即折转向西撤退，这时又从西边树林里钻出一股敌人，我们再向北突围，从南北逃城出来后，约有四五百敌人拦截我们，从宁阳出来的敌人也逼近了我们。在四面敌人的交叉火力的射击下，我们只好边打边撤，当时处境十分危险，这时刘勇同志趁敌人骑兵被打散的时候向北突围了。我们的战士个个勇猛奋战，打退敌人的多路进攻，后同刘勇同志带的部队会合了。经过同敌人一个上午的激烈冲杀，终于夺取了北面的云尾村，然后我们从巢湖村涉水渡过了汶河，又回到北城子。这时崔宜平和隋长文县长等人，由于他们穿着便衣，目标不明显，也从敌人的空隙中突围出来了。在这次胜利突围中，我们打死打伤敌人四五十人，其中还有一个日本军官。但是，我们的副指导员刘歧和青年文化干事王委等6名同志也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负伤8人，隋长文县长手上负了伤，失散了许多同志，使我们也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

　　胜利突围后，我们集结起80余人，经过研究，我和刘勇同志各带一个排，分头向东平湖西和大峰山远距离转移。我们排在转移时，因为一个战士不慎把一颗手榴弹爆炸了，引起大家一阵虚惊。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东平东北角上的一个偏僻的小张庄。19日，我们以战斗的姿态长途行军，经过肥城西南平原，从演马庄敌人据点的西边，穿过敌人的据点和公路重重封锁，一夜走了130里路，安全到达了大峰山，在房头休息一天，就西渡黄河。在长清县野鹊窝，刘勇同志也历经艰险到达了东平湖西，我们又会合了，找到泰西军分区司令部。

　　戴庙会合后，东平大队又成了60余人的战斗集体，虽然比半年前减少了五分之三的人员，但留下来的同志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东平县长崔宜平同志和县政府人员，一起在昆山县过流亡生活，暂时不能回到东平县内开展斗争，只能以昆山县为依托， 不断派出小部队到东阿至东平的公路上，破袭王古店至二十里铺南北的公路，割断电线，袭击和扰乱敌人。有时候选择时机，派小部队到东平北部山区活动，不仅使敌人随时受到威胁，而且让敌占区的人民群众知道八路军的存在和对敌人战斗的决心。

　　东平县的日军感觉受到威胁，便于12 月中下旬在戴庙和司里山又安上了据点， 随时配合东平县城到湖西“扫荡”。昆山县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不断传来敌人大“扫荡”的消息。1942 年元旦，日军趁新年发起了“扫荡”。

　　黄昏后，我们开始转移，群众看见我们转移，也扶老携幼地跟着部队走，一路艰险， 向北来到黄河边上。敌人逼近了，大家便不顾危险，从冰上跑过了河，幸好没有发生危险。后来见黄河南的敌人也从冰上过河了，20 多个敌人的骑兵向我们冲来。我们大队作为前卫带着几个县政府的人员和群众向南突围，敌人的机枪向我们猛烈打来， 子弹从头上呼啸着飞过去，我们又从冰上退回黄河南岸。刚上河堤，前边又发现敌人， 只好向南突围，这时政府人员和群众开始烧文件，藏东西。西南方向也有一队敌人的骑兵向我们冲来，子弹打在冰上发出刺耳的响声，不少人摔倒在冰上，敌人更加凶猛地扑过来。就在这危险的关头，我们大队便集中火力向敌人打了一阵排子枪，敌人的骑兵才掉头跑了，大家便趁势向东一跑，又进入一条沟内，脱离了危险。我们在重重包围之中，横冲直闯地折腾到天黑，最后终于从敌人的结合部的空隙中突出了合围圈， 当天晚上又回到了昆山地区。

　　我们东平县大队从1941 年6 月17 日到1942 年元旦，在短短的6 个多月内，遭受数十倍敌人的3 次合围，可见当时敌后抗日斗争的残酷和艰难。我们经过徐桥的突围，东平县大队只有40 多个人了。敌人又在昆山县境安了几个据点，吃饭都困难了， 部队难以存在，为了保存这支经过战争严峻考验的力量，经过和县长崔宜平以及随队治病的政委强仁普研究，决定留下一个班警卫县政府人员，其余30 余人的队伍，由我带回军分区参加整编。我带的人于2 月8 日从昆山出发，经过阳谷、东阿、平阴到达长清县的李集。我们经过的地方，东边是日本和汉奸汪精卫治安军的据点，西城铺还有一道封锁沟;两边是和日本勾结的齐子修的三支队，中间抗日根据地只有三四里路宽的长长走廊，大家称它是“一枪打透的根据地”。我们到李集时，正遇上大汉奸齐子修的部队进犯那里，野鹊窝附近的抗日军民组成了联防，群众误认为是齐子修的部队，拿着火药枪、红缨枪、大刀包围了我们，经过我们再三解释和熟悉的房东说明才解了围。2月12日，我们在小柴庄找到了军分区司令部。军分区决定把东平县大队合并到军分区特务连。泰西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袁振把我分配到军分区政治部除奸股任锄奸干事。

　　1942年，泰西军分区和运东军分区的根据地更加困难，为了坚持泰西和运东地区的抗日斗争，打开齐(河)禹(城)地区的抗日局面，一分区、四分区共同决定，联合对盘踞在齐河之刘桥、秦庄、袁营一带的汉奸李连祥部队进行讨伐。4月27日，我们两支部队从潘店以南向刘桥进发。一分区基干一团从东面进到离刘桥四五华里的地方，便分兵两路，跑步包围刘桥，这时四分区的部队已经同秦庄的顽军打响了，基干一团的一连、三连沿河堤迅速摸到刘桥，猛烈向顽军攻击，顽军的部队开始收缩，我们便乘势从东、北两面发起猛攻。这时四分区的部队也从西、南面压过来，李连祥的部队在我们东西夹击之下，便往西北方向逃跑，我们趁势攻下了刘桥。这次战斗一团俘虏顽军3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

　　刘桥战斗结束后，两个分区的部队开始对固守在秦庄和袁营两个村庄的顽军进行围攻。我们分区政治部除了跟随部队参加战勤、照顾伤员、管理俘虏外，还要跟随部队进行战时政治工作。我当时同除奸股长王林同志跟随二连在一条南北小巷里，从东北攻入一座敌人占据的院子，王股长跟随部队冲进院内，忽然从房顶打来一枪，射中王股长的头部，他当时就倒地牺牲了，大家为王股长的牺牲深感痛惜。我和王林同志从1938年5月在一起，共同度过了4年多的抗日战争岁月，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对他的不幸牺牲，更感到十分悲痛。我们把他的遗体抬出战场时，已经快到夜间12点了。一分区司令员王叙坤和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共同下决心，一定把秦庄攻下来!经过进一步动员，周密部署，在夜间12点向敌人占领的最后几座高房发起了猛烈的强攻，伤亡惨重的敌人开始突围。我一连、三连预备队迅速投入战斗，向突围出来的敌人猛扑过去，把冲在前面的敌营长和几个敌人打倒了，后面的敌人退回去，向西突围，又被四分区的部队打回来。敌人失掉指挥，乱作一团。我们趁势攻上去，敌人有的举手投降，还在顽抗的被击毙。战斗胜利结束，共击毙敌团长、营长各1人，歼灭200余人，一分区俘虏敌人15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我们第一次讨伐李连祥的战斗胜利，为开辟齐(河)禹(城)地区的工作打响了第一炮。

　　5 月30 日，一分区、四分区的部队在长清县大高庄和当地人民群众召开讨伐李连祥的祝捷大会。庆祝大会之后，接到各地的情报，长清、东阿、平阴各县城及黄河西岸的据点都增加了敌人，日伪军为了给李连祥的失败招魂助威，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

　　自1942 年夏天开始，一分区和四分区的根据地情况更加恶化，日伪军碉堡林立， “清剿”和“扫荡”更加频繁，一分区、四分区合并，仍叫一分区。长清县黄河以西的3 个区，建立了河西县。我当时被调到河西大队担任特派员。两年的天灾，部队连吃饭都成问题，部队和老百姓都是吃糠咽菜，有时只能吃榆树皮和糠。部队只能分散成班进行活动，而且是白天住下，夜间进行转移，有时一夜间要转移几个地方，加上敌人的封锁，根据地什么都买不到，甚至连日常的盐巴、牙膏、墨水、日记本等都没有， 所以我三年没有记日记。

　　1943 年5 月中旬，我和一个班住在野鹊窝西北的一个村庄，野鹊窝据点的日军和汉奸有五六十个人也进到该村庄，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想把大门关上，而房东的一个大嫂却说：“不要关门，我坐在门口做针线，敌人就不会怀疑你们在这里。”我们做好战斗准备，结果敌人待了1 个多小时就走了。我们安全度过了这个危险，非常感谢这位大嫂。

　　到1943 年的夏天，抗战形势开始好转，部队开始集中活动。8 月27 日，我们伏击了日伪军的一支特别工作队(实际上是汉奸队)，一共有30 余人。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战士们像猛虎扑食一样，端着刺刀从青纱帐里冲出来，敌人见八路军像神兵天降一样，都吓得呆若木鸡，纷纷缴枪求饶。我们就这样一枪没发全部俘虏了敌人， 而且两个据点的敌人都还没有反应，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了战斗。战士们缴获了战利品高兴不已，我也从特别工作队长那里缴获了一部照相机，我的摄影爱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虽然已经过去70 多年了，但这一景象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从那以后，情况渐渐好起来了，虽然有齐子修的汉奸部队经常有点战斗，但都不大。

　　太行整风 坚定信念

　　1944 年5 月21 日，组织决定，由泰西张耀南专员领导地方的同志，泰西军分区由朱子伟参谋长领导部队的同志，共有30余人，到平原党校学习。

　　临行前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李引菊同志送给我一个学习手册，并且在手册上写下赠言：“薄薄的手册，蕴藏着无限的情谊。党叫你走到哪里，你就走到哪里。无论走到哪里，都决定的、顽强的——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这本手册成了我在整风中的记录本。我把这个手册一直保存了60多年。2007年，把这个手册捐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一分区和地方30多名学员，从运东出发，经过平汉铁路到达太行山的林县。平原分局的黄静(书记兼党校校长)，因病去治疗，由副校长苏振华负责，秘书长是张玺，校部住在山拐头。我们一分区和八分区的同志编成平原党校的五队，队长何光宇、支部书记戴运生。我在九组，组长是朱子伟参谋长。我们五队住在孔峪，加上冀南的3个队，共有学员2000余人。我们开始学习时事，主要是分清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本质区别和我们统一战线的实质，以解决立场问题。

　　经过近一年的学习，整风胜利完成了，同志们在理论上、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清算了小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澄清了一些糊涂概念，坚定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放下包袱，轻装下了太行山，充满信心地走上新的岗位，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6月，我从太行山回到冀鲁豫军区，形势已经大为好转，我被分配到泰西一分区三团担任特派员。这时日本败局已定，他们把兵力已经收回到大城市，小县城和据点只留下伪军，我们趁势拔除据点和解放小县城，根据地日渐扩大。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后来，日本把军队集中到济南和津浦铁路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一分区组建独立一旅，下属一、二、三团，我到旅政治部担任保卫科副科长，我们开始攻克东阿、平阴、宁阳等城，全区军民到处是一片庆祝胜利的欢乐气氛!

　　1945年11月，我们部队编入了七纵队十九旅，准备去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我被任命为十九旅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八年抗日战争，泰西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子弟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我感谢泰西父老八年养育之恩!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12-29 09: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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