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禹城抗战老兵董益三：19次舍命只为正义事业
2021-03-29 11:02:17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董益三一直住在禹城市委老家属院。人民路东侧,有一条东西延伸的小巷,走到东头,便是董益三的家。推门而入,一片绿意入帘,红艳的月季在阳光下神采夺目。盛夏时节,走进屋内,并不觉得闷热。时年94岁的董益三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切开早已洗好的西瓜。

　　“六派”相争,下定决心跟党走

　　“卢沟桥事变之后,乐陵有六股力量并存。为了扩大队伍、增加武装力量,六派都在动员、招揽年轻人。”董益三回忆道。

　　“卞维线、苗增坤、赵元顺,瞎胡混。一个占了王家集儿,一个占了杨安镇。没的吃,下了乡,要大洋,要大枪。逼得庄伙人家无急奈,联了庄,请老师安坛房。制大刀,制长枪,叫他一命见阎王。”顺口溜中调侃的卞维线、苗增坤、赵元顺三人,就是当时乐陵土匪民团的“土鳖司令”。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有地方势力趁机打出“抗日保民”的旗号,却借机四处搜刮民财粮食。“白天这一股来向群众要粮敛款,摊派车马民夫,夜间那股又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说起当年民不聊生的情景,董益三连连叹气。

　　除却当地留存的国民党军、日军汉奸队、自治联军(因身着黄色衣服,又被称为“黄狗子队”),还有一派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董益三的父亲董观政曾读过私塾,开过戒烟所,还在城里学写呈文。“有一日,我去城里找我父亲,见到了正在征兵的共产党的部队。”回忆起与共产党部队的初次相遇,董益三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他们一直称呼我为‘小弟弟’,还给我馒头吃,这让我觉得很亲切。”

　　1938年初夏,中央军委派出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组成东进抗日挺进队,肖华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开赴冀鲁边区,部队抵达乐陵后,曾开办短期学校。“短期学校有位老师叫李进德,他是高文衢家,他给我上过课。学校常常开展抗日救国教育,给我们开设政治课,教唱抗日革命歌曲,接触到先进科学的革命理论。”这为董益三日后参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加之在平时生活中,董益三看到八路军部队纪律严明,时常帮助百姓下地收粮,他愈发觉得“共产党真心为人民,他们领导的队伍才是好队伍”。

　　“我是从三个方面下定决心,跟党走的。”董益三认真地总结道:“第一,这是正义的部队,干着一番正义的事业。第二,他们为事业艰苦奋斗,积极工作。大会小会、田间地头,总能看到八路军苦口婆心地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动员大家齐心抗日,说服青年参加军队、抗日救国。第三,真心为老百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事。大爷、大娘、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这些称呼挂在嘴边,让人感觉多亲切啊。”

　　参军入伍，深夜送信有胆量

　　“受到八路军为百姓做好事的触动,不知不觉中,我一心要向八路军靠拢。”参军前,董益三常常召集村中的孩童,教唱刚学会的革命歌曲,拿着粉笔在自家大门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1938年12月12日,董益三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马金山是我的队长,他们家和我家是邻居,我管他妻子叫姑,叫他表叔。”董益三说。马金山对邻居家机灵懂事的董益三十分关心,教他战术和射击,“还教我唱京剧,晚上我们睡一床被子”。1939年8月22日,作为通讯员的董益三迎来了第一次考验:送信。“那天,马队长把我叫到跟前说,有项任务需要完成,把这封信送到县民先队队长手里。”董益三将路线谨记在心,踏上独自完成任务的抗日之路。70多年过去了,董益三仍清晰地记得当年送信路线:“当时我们驻扎在袁家,我一路向西,途径乐陵通商河的公路,到达唐家后,找到通讯站的工作人员,询问接下来的路线。根据他说的,我问着路,过了吕家桥,到了吕门楼子,县民先队队长就住在那儿。”从下午3点出发,董益三走了6个钟头,其中两个钟头是夜路,到达目的地已是晚上9点。“我胆子小,入伍前晚上去厕所要提着煤油灯,还得有个大人陪着。但为了完成这次任务,走夜路我也不怕了,心里只想着一定要完成任务。”　董益三出色地完成任务,得到马队长的称赞,这令16岁的他开心不已,工作更加勇敢。

　　反霸锄奸,钳断敌人电话线

　　1940年,马金山凭借出色的工作,升为乐陵县锄奸团团长。据董益三介绍,锄奸团由从各区队抽调的50人组成,每人配备一支匣子枪,主要任务是铲除汉奸,争取中间派。

　　4月的一天,一位老大爷碰到锄奸团战士,哭诉冤情:“前几天,俺在善化桥集市上卖牛,好不容易有个钱,结果被汉奸盯上了。他们非说俺是共产党,硬是上来搜身,搜到卖牛钱,说俺要用钱给共产党伤员买药品,就打了俺一顿,抢走了牛钱。俺回家躺了整整一个月啊!”听闻此事的马金山与各区区长商量,决定进行一次锄奸清扫行动。行动前,马金山详细讲解行动部署与安排,共分为三个组,每组负责一两个汉奸,叮嘱切勿伤至百姓,也要保护好自己。他还鼓舞大家要胆大心细,机智勇敢,参加动员的董益三听得满腔热血。

　　第二天早晨7点,董益三跟随队伍进入集市,三个小组成功混入人群,未引起汉奸的注意。这时,两个汉奸在卖地瓜的老农面前拿瓜不给钱,不远处还有一行汉奸正在欺负卖粮食的百姓。“看到各组人员到位,马队长一挠头,行动开始。”董益三马上抽出怀中的枪,对着汉奸一枪击中,那人应声倒下。听到枪声的人群一片混乱,锄奸团战士趁机撤离。“那天,我们击毙了3名汉奸,缴获3支枪和100多发子弹。那是我第二次击毙敌人。”

　　一年前,董益三第一次击毙敌人,也是在集市上进行的一次锄奸行动。据侦察员报告,官道刘家汉奸每逢农历初三、初八两天总会前往东南四华里的王家集赶集,欺侮百姓,占尽便宜。行动前,战士们装扮成赶集村民,或是背着口袋、粪筐,或是提着篮子、推着车子。“我们一组对准一个敌人,我跟马队长、董春堂为一组。”一位乐陵北关王姓汉奸出现在集市上,马金山看到后,拿出手枪对准其头部,低声说道:“缴枪不杀。”这汉奸却想要从肩上拿枪开火,董春堂早已有所准备,把他连人带枪紧紧束住,董益三抓着其臂膀,马队长对着其头部开枪。看到敌人还在挣扎,董益三也立马朝其开枪。这时,侦察员前来报告,敌人大部队正赶往集市。马金山对着天空鸣枪三声,“告诉”大家即刻撤退,董益三等人带着缴获的两支大枪、数十发子弹,混在散跑的人群中撤退。

　　除了真枪实弹杀汉奸,平日里,董益三跟随部队挖公路、割电话线,开展游击战,不断给敌人制造麻烦。1939年11月,马金山动员民先队50多人破坏杨安镇到官道刘两据点间的电话线,夜间10点开始,“工作时间”为1个小时。董益三负责监视北段杨安镇敌人的情况,倘若1小时内有敌人出动,鸣枪三响为号。当晚,一切风平浪静,成功完成任务。破坏电话线后不久,董益三还跟着队长烧毁杨安镇城门。“我记得那天晚上,天格外得黑。在夜色的掩护下,我们每人背着一大捆干柴,轻手轻脚地来到杨安镇东门。”董益三等人将柴草堆积于东门外,在大门和柴草上浇满煤油,把点燃的粗香捆在柴草中,香火烧到柴火,顿时腾起一片火海。火势蔓延,惊醒了据点中的敌人。但惧怕遭到埋伏,敌人不敢出城追击,只能从城内接水救火。趁着敌人一片混乱,董益三等人又相继点燃了南门、北门。

　　泪别队长,却给日俘送面条

　　对董益三而言,马金山是带领他走上正义道路的引导者,更是在困难环境中陪伴他成长的“父亲”。马金山带领队伍与敌人多次交锋,都取得胜利,更为抗日队伍补充了大量枪支弹药。敌人对其痛恨至极,称其“马阎王”,并向汉奸悬赏,活捉或打死“马阎王”者,都有重赏。一日,汉奸侦察到马金山住在杨安镇西南洼里陈家,赶忙向日军告密。拂晓时分,日军包围村子,马金山誓要带领队伍冲出包围圈。“敌人太多,太密了。东、西、南三个方向都冲不出去啊,最后,在东北方向撕开了口子,准备冲出去。”可谁知,一挺机枪正埋伏在此。马金山带头冲出时,三发子弹全部打中其胸部。许是感念马金山的英勇,第三发子弹的半截弹壳卡在了枪膛里,子弹再也推不上去,敌人机枪无法发射,马金山为战士们赢得生存下来的机会。他躺在地上,用尽力气招呼战士们:“赶紧出去,快走!”看到疼爱关心自己的队长倒在血泊中,董益三根本迈不开腿,哭喊着,硬拉着马金山,要背着他一起走。“马队长说:‘别管我了,我不行了,你带着我的枪快走!’现在想起来,我就难受啊。”说着说着,董益三忽然如孩子一般放声大哭:“马队长,我的马队长就这么走了!没留下一点血脉啊,他还不到30岁!他那么厉害,咋能说走就走啊!”一阵安抚后,董益三心情慢慢平复,缓缓地说道:“后来,鬼子把队长遗体带到杨安镇,让人们都出来看看,说这就是‘马阎王’,‘马阎王’很厉害。然后,他们就把遗体留在那儿,夜里老百姓把马队长抬回家里。”

　　泪别马金山后,董益三被调至阳信县六区,任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向克的通讯员。1941年9月,日军在左家洼扫荡时,遭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堵截,严重受挫。战斗结束后,董益三组织周边村子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同志们,为战士们送饭送水,抬送伤员,押送俘虏。“有一个日本伤员,我们怎么喊他,他都没反应,也不动弹。我就朝着他头顶上方开了两枪,他竟坐起来要拿枪打我们。我们赶忙在他附近扔了颗手榴弹,趁着烟雾冲过去,缴了他的枪,把他抬到孙家后方医院。”

　　按照优待俘虏的政策,董益三给日本兵送去鸡蛋面条,“那时候,我们都吃窝窝头,鸡蛋面条多么珍贵啊。”倔强的日本兵却抬手打翻了饭碗;卫生员为他伤口换药,他却用脚蹬掉,拒绝治疗,以示对国之忠。董益三压住内心要为队长报仇的怒火,坚持用行动感化日本兵,慢慢地,日本兵放下戒备和傲气,接受饭食与治疗。伤口痊愈后,日本兵被送到部队建立的日军学校,经过日军学校的教育,加入我方部队。“那些俘虏被抓后,很不理解,他们坚信,来中国是为了把中国人从水深火热的生活里解救出来。他们是来做好事的,为什么中国人不感谢他们,还打他们。我一听,就知道他们在日本被洗脑了,得送他们去日军学校。那里有人会日语,把道理讲给他们听。”董益三补充说道,“我还碰到一个日共党员,他来到中国后,不相信他们长官所说的‘道理’,就跑出来投降,也被我们送到日军学校了。”

　　铁家营洼,殿后突围死里逃生

　　1943年2月3日,农历腊月29日。这个日子深深地印刻在董益三的脑海里,因为,这天的战斗是他参与的“最危险、最惨烈”的战斗。

　　1942年,被认为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一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年。《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书详细记载了1942年前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行动:“从四二年二月开始,日寇又大举向华北各解放区‘扫荡’,‘扫荡’的方法,也较四一年为残酷。假如在四一年‘无人区’和‘并村’的办法还没有认真实行的话,那么在四二年就认真实行起来了。假如四一年的‘扫荡’主要在交通要道及其两侧地区的话,那么四二年就普遍到穷乡僻壤,进行反复地‘清剿’了。假如过去敌人使用毒气还限于在战斗中的话,那么,四二年后,敌人却进而对民众放毒,并散布鼠疫病菌了。假如过去敌人提出的‘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总力战’等还在开始采取的话,那么,四二年以后便更加彻底地执行了。总之,日寇凡能想得到可以摧毁、破坏、缩小我根据地和毁灭我军民的办法,它都尽量采用了。”

　　据董益三回忆,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坐镇德州,以数万人的兵力开始扫荡,并指令济南、天津日军在公路旁挖掘宽1.2丈、深2.3丈的县境封锁沟,又在各县境内修筑纵横交错的公路,将广大平原分成“一枪可以打穿”的片区,并建起“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1942年下半年,日军在冀鲁边地区挖封锁沟2800华里,筑公路8000华里,建据点岗楼840余座。“一分区平均7个村1个据点,二分区平均8个村1个据点,三分区平均9个村1个据点。你说,我们咋行动?难啊!”董益三感慨道。

　　1942年至1943年初,日军多次集合兵力对一二三分区进行大扫荡,其中损失严重的有三次:1942年6月,一分区四柳林遭遇日军“扫荡”,伤亡200余人;1943年1月,日军对二分区王家楼进行“扫荡”,我军伤亡50余人;三分区铁家营洼战斗,就是那场令董益三记忆深刻的“死里逃生”之战。

　　“那时,我是虎山小队的事务长,在那片活动的有阳信县政府县大队、庆云县大队和一个中队、五小队以及我所在的虎山小队。”虎山小队住在铁家营洼西南大王家,3日清晨,队员刚听到西南方有零零落落的枪声,接着便是一拥而上的日军,他们试图将我军一网打尽。正往村东姜家转移的队员,看到从村西头跑来的百姓,得知西门外早已满是日军。队长闫士正当机立断,将连队一分为二,分散活动,保存力量。董益三与队长一组,队长在前引领队伍,要经过马颊河转移至张皮肖家西南的道沟中,董益三则负责殿后。“前两天下了大雪,沟里堆满积雪、泥巴,我们顾不得冷、脏,赶紧跳进去,隐藏在沟里。还好,敌人在沟南二里处经过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一直躲到黄昏,才赶到集合地点。”由指导员邓文祥、事务员崔明山带领的另一组队员未能冲出包围圈,全部牺牲。铁家营洼战斗中,我军牺牲了300余人,事后才知道,战前一天,日寇调集天津、沧州、宁津、乐陵等地1万余兵力,出动骑兵、装甲队,动用200余辆汽车、轻重机枪120挺、大小炮50多门,只为将该区抗日力量一举歼灭。董益三清楚地记得那些和他并肩战斗、沉睡在那个冬天的战友们:“冀鲁边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专署教育科长姚思清自尽,阳信县县长武大风、秘书石庭悦,五小队队长李清寿等人牺牲,五小队指导员贾明忠被俘入狱,后在狱中过世。”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2月14日,董益三第19次直面敌人。“我当时住在商河八区张家村,敌人一早包围了村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进村。”紧急关头,村长张立升计上心来,要把董益三送到村西头,商河大汉奸头子田三秃子的姑姑家,敌人不敢前去搜查。张立升与董益三走在路上时,被汉奸一把拦住问道:“什么人?干什么去?”“我是村长,他是闾长,我俩去给你们找吃的啊。”张立升上前应道。“到了那儿,我跟他家的长工推了一上午磨,安全脱险。”董益三说。

　　时光如水,战火的烽烟早已飘散。回看过去,董益三越发觉得,当年走上抗日道路是多么正确,又是多么幸运。“这是一份正义的事业,为了它,我愿意付出一切。看到国家现在如此富强,我觉得很开心,当年经历的困苦都值得!”

　　(时间：2021年3月22日 来源：大众报业 通讯员：刘一颖、李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3-29 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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