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下医院的日日夜夜　口述／王利华
2017-12-12 10:19:32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点击：  复制链接

　　王利华，女，1922年生，山东文登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参加了昆嵛山武装暴动，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一名战士。1937年参加天福山起义，1938年参加胶东抗日联军第三军。1943年调任西海“地下医院”护士长，是大泽山所里头村休养所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在胶东军区兵站、运输公司、省公路总局、交通厅、卫生厅任医生、院长、科长、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厅妇幼保健处处长、干部保健处处长等职。1982年按副厅级待遇离休。现居住在济南市省政协宿舍。

　　2015年，我们到济南采访了王利华老人，听她讲述她的抗战故事。

　　拒绝丢弃伤员 荣获英雄模范

　　1941年8月25日，由海阳窜回文登的国民党郑维屏部，勾结文城及威海日伪军1500余人，于是日凌晨包围驻崮头集孙端夫率领的东海人民武装。因是夜间包围的，站岗的都抓去了，队伍不知道让日本鬼子包围了。早晨天刚放亮，当敌人开始行动攻打我军的时候，毫无准备的队伍立刻被打散了。

　　当时我在那里从事医护工作。在崮头村的西头有座山，战士们都往那座山上撤。我也跟着跑，跑到崮头村西出村口时，看到在路边的沟沿上趴着一个伤员。当时大家都忙着撤退，没人注意他。我看看那个伤员肱骨处中弹了，流了很多血。我问他怎么不跑，伤员说他跑不动了。我焦急地说，赶快撤离，敌人马上过来了。他告诉我，他右胳膊中弹了不能打枪了，他有个马拐子枪，可以把枪给我，让我打鬼子。我说那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我架着你走。他说你架不动我啊，你这么个小个，我是大个。我一咬牙伸过膀子架着他受伤的胳膊，搂着他的腰就走。我说你别管，你跟着我走， 我架着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咱俩死也要死在一块。

　　到了大沙河沙滩，这里刚下完雨，水淹到我的膝盖以上，进去就飘飘的，我使劲地架着伤员的胳膊，过了大沙河。快到西山下时，伤员就倒下了，说自己不行了，让我先走。我解下腿上的绑腿，想绑着他拖上山。这个时候，东海的参谋长在西山上从望远镜里面发现了我们，让通讯员来帮忙。通讯员跑过来后，俺俩把伤员抬到山顶上去了。山顶上有一块草地，就在我准备包扎他受伤的腿时，从西山突围没突出去的队伍回来了，一个姓张的医生看了伤员的情况说，这个病人不行了，流血太多了，赶紧给他打强心的樟脑液。樟脑液刚打上，日本鬼子从西边又冲上来了，机枪、重机枪猛烈地扫射。敌人就在西面打机枪，大伙就都向东山跑下去了。这个伤员怎么办呢，我和战友把伤员推上了一匹马，两个人在两面架着他，随着马跑，把他架下了山，山底下是个林村，就架到这个地方来了，东海有个卫生处他们也到这儿来了，我就把伤员交给这个卫生处了。当时我军的政策就是不准扔下伤员，卫生人员就得在战场上拉伤员， 死了也得扛下来。因为这一件事，后来我被选为胶东军区的劳动英雄和卫生模范。

　　冲破艰难险阻 来到地下医院

　　1943 年秋天，我在胶东卫生学校学习结束以后，被分配到西海军分区(王门) 地下医院任护士长。西海军分区，以大泽山为基地，那里环境很艰苦，全部都是转来转去的游击区，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敌人到不了的地方，只有大泽山的主峰北峰顶， 上面住着司令部的一个通信排，算是西海地区唯一的小后方了。

　　一出发，我们这支七八个人的小队伍就把军装都包了起来，换上了便衣，女同志把头发挽成了小髻,挎个篮子，装扮成农村妇女的模样，就这样向西海走去。急行军走了四五天通过敌占区，在大泽山西找到了军分区司令部后，又跟着他们转移，一夜搬了两次家。后来带路的小刘同志领着我到了村头的一个小破草房前，这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负责带我去见所长。

　　我和联络站的同志到了西头，走进一家小院子里，一个大嫂正在洗菜。我们一起进了东间，看见王所长在炕上盘腿坐着。一见我们进来，他从炕上跳下来，亲热地和我握手。原来他早已接到我要来的通知，对我的安全已做了周密布置。我们很快便熟悉了，他开始向我介绍地下医院的简单情况……正在这时，外面忽然跑进来一个女的，气喘吁吁地说：“黄皮子又来了，掌柜的你还不快下去?”屋里的大嫂赶快把锅台旁边的一块土坯掀起来，露出一个很大的洞，对王所长说：“赶快下去吧!”王所长对那个女同志说了一句：“范淑香，这是刚来的护士长，你安排一下。”交待完，只见他一伸腿跳进洞里，身子一缩就不见了。范淑香带着我绕到一个小菜园里，在一个叫韩淑美的女同志的帮助下，我们躲在了井洞里。范淑香很爱说话，和人见面熟，不等我问，她就对我讲了好多事。她告诉我，地洞口通在井筒子上，这是经过长期斗争摸索出来的好办法。这样的洞口有一个好处，情况紧急的时候，封了另外的洞口，伤员们的大小便仍可以像提水一样，从井边的洞口运出去，敌人在村里也发觉不了。我问她：“现在洞口都开在井里吗?”她说：“花样可多了，鸡窝里、碾盘底下、炕洞里、锅台旁边、草垛下面，到处都有洞，全是在最不显眼的地方。”我们正说着话，井上面有响声，顺着井绳垂下一个小桶来。范淑香说：“这是暗号，现在敌人走了，我们可以上去啦。”我们又像刚才一样顺着井绳上来。

　　他们已给我找好了房东，范淑香马上领我到房东家里去。在这里找到房东也有一套手续，要和房东定一个假关系，编一个假名，报在敌人的花名册上，算作她家的一口人，也像做秘密工作的时候一样，要有一套准备好的口供。在房东家安顿好了以后，天快黑了，我们来到村东头一间小屋，里面有一盘石磨，范淑香力气大，一只手掀起磨盘往旁边一转，就露出一个洞口来。她说：“咱们从这里下去看看。”我说：“好。”她用双手扶着洞口，腿一伸跃下去了。我也照她那样往下一跳，呼通一声，掉下去好几尺深，原来洞子两边都有踏脚的地方，我没有踏住，一下子就掉进去了。范淑香点起一盏小油灯，领着我往里走。在洞里人站不起来，只能弓着腰走，拐了一个弯，看到有几个伤员在通道旁边的草铺上躺着。洞子里凉森森的，和在上面不一样，伤员们有的穿着棉袄，有的盖着被子，重一点的躺着不能动，轻一点的都倚着枕头或是坐在铺上，黑影里看不清伤员们的脸。在这个阴暗地方，我觉得他们脸上似乎都没大有血色，头发有的很长，乍一进来，真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是听他们一谈话，我又觉得他们非常热情。一听说我是刚从前方来的，伤员们争着让我讲一讲前方的情况。范淑香告诉我，这一部分伤员是肺部受伤的，他们特别需要新鲜空气，所以把他们放在靠“门口”一点的地方。她指着那盏小油灯说：“在洞里不但不准抽烟，连点这样的小油灯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必要时不点，因为一盏小油灯点的时间长了，也会使洞里有限的空气变坏。”我问范淑香：“人长期躺在洞里，已经够难受的了，再不点盏灯， 伤员们能受得了吗?”范淑香说：“那也没办法，除去吃饭、换药的时间点灯以外， 平时尽量不点灯。不点灯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伤员旁边，和他们讲故事，讲些笑话， 使他们得到一点安慰。”自从接触了伤员，和伤员们谈过话以后，我的心情也变了， 再也不觉得在这直不起腰的地洞里闷人，再也不觉得那种潮湿的气味熏得慌，心里只想着伤员。像我们这样，每天还能出洞透透空气，见见阳光，伤员们却常年累月地住在这个黑洞里，如果没有革命的热情，他们一定会熬不下去的。这个洞子再向里面走还很大，伤员分配在三处。范淑香又领着我往里面看，还没到跟前，老远就听到打呱哒板的声音。我弓着腰摸到前面的时候，发现一大群伤员在说他们自己编的快板。范淑香领着我转了一整圈，最后，到了尽头的地方，有几个空着的小地铺，我们在这里坐下来休息。我随手摸了一下，摸到了一个小圆镜子和一把小梳子，觉得很奇怪。范淑香说：“这是我们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几天不上去，晚上就在这里睡。” 这些十八九岁的姑娘们，使这黑暗阴沉的地方增添了不少生活气息!我下决心要尽快适应这种新的生活环境。这天晚上我没有上去，躺在地铺上，起初有点不习惯，后来也就睡着了，直到范淑香叫我醒来，我觉得似乎天还没有亮，范淑香笑着说：“在这里你睡到晌午也是这样，天怎么会亮呢?”我这才恍然大悟，到洞口一看，外面的太阳已经老高了。天一亮，洞里的人忙起来了，看护员们端着脸盆给伤员们洗脸、理发。地洞的墙壁和洞顶上经常往下掉土，伤员们的被褥上免不了沾些土粒，每天都要打扫好几遍。换药的时候，医生、看护员每人都提个小篮子，篮子上蒙块纱布，也是为了防止土块掉进去。因为地铺都很矮，工作人员必须跪在伤员旁边，伤口也必须用布遮着，防止上面掉土，轻点的伤员自己拿布遮着，重伤的就要一个人张着布，一个人在下面换药，这项工作也很吃力。宋医助的脊椎骨据说是参加挖洞时塌方砸伤了，他还是跑来跑去地护理伤员，别人劝他少干点，他却说：“我这样弯着腰正适合在地洞里工作，反正好人也直不起腰来。”

　　在地洞里呆了一天，我虽然不习惯弯腰曲背，忙得腰酸腿痛，但心里却很高兴。我很快就和伤员们熟悉了，摸透了他们各人的脾气，相处得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绰号叫“老排长”的伤员。

　　结识“老排长” 集体晒太阳

　　还是我初来的那天，范淑香就忙着领我去看这位老排长，在地道拐弯的一个地铺上，我看到了一位身材魁梧、约莫有50岁的老人。他头发斑白，胡子挺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范淑香推了他一把：“老排长，又在想什么心思?”老排长回过头来，用他那严肃的眼光瞅着范淑香，回答说：“是啊，我想前方，想我们的战友们。”我听他说话，又觉得他不像个老年人，后来一问才知道，他不过三十一二岁，是少白头。这人也很爱说话，一见我就问长问短。后来我问范淑香：“他年龄不很大，为什么叫他老排长?”范淑香说：“你不知道他那个怪脾气，长那么两根穷胡子，十天半月不让人刮。”我笑着说：“大概你给人家刮痛了吧?”她说：“不是，他就是那个万事不求人的脾气，两只手坏了，但死也不肯麻烦别人，喂他吃饭，他不吃，非叫人把被子叠起来，把饭放到上面，自己用嘴啃着吃，结果不是翻了，就是撒了，最终还是别人喂他，他怕耽误别人工夫，总是急急忙忙地快吃，怎么说他也是不听。”我说：“这倒是个好人啊!”范淑香说：“人是真好，别看他对自身满不在意，可洞子里的事，数他管得多呢!哪个伤员心里有了事啦，谁和谁闹了点别扭啦……总是他来解决，大家都说‘有事找老排长，他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有一次，老排长对我说：“时间不短了，该总动员晒次太阳了。”我觉得他的建议很好，但是还没领会他说的“总动员”的意思。我向领导提了出来，王所长说：“正打算要晒一次太阳，今天就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我当时想，晒太阳晒就是了，怎么还用着专门讨论呢?后来才知道这个问题的确不简单，通常动员全部人力，也得两个钟头才能搬出来，下午还得照样再搬回去。晒太阳的地方必须选择宽敞、靠近洞口而又不会被人看见的地方，要布置岗哨，封锁消息，还要准备万一有情况的时候紧急抢运回洞。每次晒太阳，都要头几天派人到敌据点去，通过内线，侦察确实敌人没有出动的时候才能行动，而且还要有个“气象学家”估计一天的天气是阴是晴，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决定晒太阳那天，我们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来办这件事，这真是老排长所说的“总动员”了。大家养精蓄锐，为这场紧张的战斗做好准备。像老排长那样自己能活动的伤员不用费事，上去下来都方便，他还能帮助别人。抬运重伤员却有想象不到的困难，在地洞里不能使担架抬，只能把伤员放在褥子上，慢慢地向外拖，拖到洞口上， 要用布带把伤员捆在软担架上，再直上直下地往上搬，前面有一个人，担架绳套在脖子上，手扶着墙，脚蹬着踏级，用力地向上拉，后面再有一两个人托着，这才能把伤员运出来。为了不让伤员受到震动和磕碰，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这天选择了几个空草场，我们按上述办法把伤员搬抬到事先看好的地方，再用里面的草垛巧妙地堵住墙上的那些缺口，叫人看着一点也不怀疑。在伤员安静地躺着晒太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唯恐情况会有突然的变化，直到下午把伤员一个个搬回洞里，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晚上伤员们都说：“周身血脉活了。”老排长还兴奋地讲了好多战斗故事，直到大家入睡后，脸上似乎还反射着那被吸收的宝贵阳光。我们虽然很累， 但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分秒必争 抢救“小雷手”

　　我们的伤员当中，不但有战士，还有民兵。有一个顽皮的“小雷手”，是我来了以后才接收进来的，也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天夜里，我和范淑香两个人去接伤员，一个小孩一只胳膊在拉地雷的时候被炸伤了。他清醒了以后，讲起了负伤的经过：那天，他们几个民兵看见3 个敌人押着老百姓，敌人怕我们的地雷，让老百姓走在前面，眼看着送上来的敌人，但不能拉雷， 大家都很窝火。这时，他急中生智，故意站起来“嗷”地喊了一声，敌人果然丢下了老百姓，回头向他们这边扑过来，他就势拉响了地雷，可是自己却忘了趴下，结果也被炸伤了。我们给他检查了一下，左胳膊伤得很厉害，骨头炸断了，皮肉也开始发黑化脓，按一般的情况，恐怕只好截去这只胳膊。我们的医生叫张燕，大连医学院毕业的，技术一流，他能做复杂的外科手术，而且动作很快，一次截肢20分钟就能做好，这在我们这里是特别不容易的。张医生亲自给他检查了好几遍，再三考虑，说：“小孩子骨头嫩，尽量想个办法，叫他这只胳膊长上，将来还能拉地雷。”

　　手术室一定要设在地面上，手术也一定要安排在白天，这就不得不在敌人袭击的空隙中迅速进行了。我们的手术室原来是一间小学校的普通房子，积满了灰尘，平时放些破烂家具作为伪装。给小民兵动手术的那天，我们扫地、喷水、洒药，架好手术台，铺起白桌布来。手术台是特制的，有放药品和工具的地方，小台桌上放着一切需用和备用的东西。一切布置好了，侦察情况的同志来报告没有敌情，然后才开始抬伤员，手术室墙角上的秘密洞口打开了，伤员们从这里被慢慢地抬出来。小民兵经过几天的休息，已经有了精神，大眼睛骨碌骨碌地看屋里那些摆设直转，不知道要他来干什么，稍微露出了一点惊慌的样子。张医生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他躺在手术台上。小民兵嚷着说：“千万不要把我的胳膊锯了，我还要埋地雷呢!”张医生说：“小鬼，别担心，一定想法给你治好!你放心好啦。”小民兵高兴地笑了。打开绷布一看，伤口已经发黑腐烂了，整个胳膊像半节枯树枝子，大家都很担心是否还能治好。张医生很沉着，仔细检查过伤口之后，就叫下麻药。手术紧张地进行着，屋里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得见。忽然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指导员刘子坚同志，他轻轻地掩上门，蹑手蹑脚走到张医生跟前，靠着他耳朵低声说：“敌人进庄了，快一点。”声音虽然很小，我们大家还是听见了，不由得一愣。怎么办呢?敌人每次来，少不了东翻西找。手术室里这一摊子都摆开了，如何能瞒过敌人的眼睛?伤员已经麻醉了，皮肉揭开了，手术一定要做完，而且不能有一点惊慌忙乱，手稍微擅抖一下，也会给伤员带来损失啊!我们几双眼睛都瞅着张医生。张医生连头都没有回一下，仍然全神贯注地做着每一个手术动作，镇静地拨弄着伤员胳膊上坏死的皮肉，一点一点地往下切除。现在，就是敌人闯进来用枪指着他，他也不会放下手术刀。指导员悄悄地走了，一会儿又返回来，急切地问：“怎么样，还要多长时间?”张医生没有停止手里的工作，低声地回答：“最少还要15分钟。”指导员吐了一口气，回头对我们大家说：“敌人在村长那里，暂时把他们笼络住了，大家要沉着，尽可能争取时间，做好手术。”时间过得多慢啊，仿佛一分种就像一两天似的，我们已经隐隐约约听到，外边敌人杂乱的叫嚷声，屋里却静得只听见拿放工具时的轻微声响，张医生脸上冒出豆粒大的汗珠。他自己不能擦， 别人用毛巾给他轻轻地揩掉。指导员进来好几次，从他脸上焦急的神情，我们可以知道情况是一步紧似一步，在这种情况下要拖住敌人，需要多大的机智，需要冒多大的危险啊!碎骨片一块一块地取出来了，消毒棉花一团团地扔在旁边，张医生为保全这个小英雄的一只胳膊，在做最大的努力。

　　终于，张医生搓了搓手，点了一下头。我们知道手术完毕了，这才松了口气。伤员很快运回了地洞，手术室也快速恢复了原状。这时从窗口里已经可以看见敌人在大街上乱跑。

　　事后我回想起来，才更感到当时的情形是多么危险，也更体会到张医生那种从容镇定的精神，是出自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对同志的深厚的阶级感情。

　　我高兴的是，小雷手一天天好起来了，他很精明，很爱活动，吊着绷带在地道里到处串，我们也都喜欢和他闹着玩，这个顽皮的小家伙给我们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后来，他那只胳膊完全好了，他真的参了军，到我们的部队去了。

　　有惊无险反“扫荡” 沉着刚毅渡难关

　　刚到秋天，敌人就开始大“扫荡”，医院决定暂时转移到北障绝密区去，避开敌人的锋芒。王门离北障20 多里路，中间全是敌占区，一夜要全部搬完，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天一黑，大家都紧张地忙碌起来了，担架一个跟一个向外抬，差不多用了整整一夜，伤员们都搬进了北障的地洞。

　　北障的地洞是大洞子，一个洞能容纳20 多个伤员，最重的伤员集中在一个洞里， 我们打开药包，点上灯，马上动手给伤员换药。我刚拿起镊子，就听见头上“噔噔” 一阵响，像是有人用锤子敲打我们的“屋顶”，地洞的四壁似乎微微地抖动起来，头顶上还扑啦扑啦地掉下一些小土块来，我以为是有了情况，心想：这是什么事，敌人在刨我们的洞吗?回头看看别人，他们却像没有听见似的。我问范淑香：“你没听见上面响吗?”她满不在乎地说：“怎么听不见，还不是老一套，敌人又来赶集了。” 她们来这里已经好几次了，据她说每次来都是这样，所以她就不觉得奇怪了，她叫我仔细听听。我又仔细听了一下，果然是马蹄的声音，那声音很清楚，几乎连过去几匹马都能数得出来。我说：“这里离敌人可太近了。”范淑香笑笑说：“鬼子骑在马上，他可不知道马蹄下面有八路军的医院啊!”

　　在北障地洞里住了十几天，敌人每次大集都来一趟，有时不逢集也来，我们听马蹄声听惯了，也就不觉得稀奇了。

　　外面敌人“清剿”过去，我们又按原来的办法搬回王门。在王门，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我们的地道从来没受过损失。只是在这年冬天发生了一个意外，是王门村一个反动伪属捣的鬼，我们几乎吃了她的大亏。

　　这家伪属住在新挖的一条地道的一个出口附近，有一次，我们搬伤员出来晒太阳，那个空院子墙上有条裂缝，我们大意了，没有用草好好堵严实，被她瞅见了，这家伙找了个背人的地方盯了一整天，我们往回运伤员的时候，她一个一个地在记数。白天她没敢离村，因为村里对伪属监视很严，等到半夜里，她才像老鼠一样偷偷从后门溜出去，到掖县城向日军告了密。

　　第二天一早，敌人的马队突然来包围了村子，我们事先没得到情报，看情况不妙赶紧停止了搬便盆，进洞封好了洞口。敌人照着那个伪属画的地图一找，正找到我们这里来，60多个敌人转来转去找我们的洞口，可是找不到，敌人抓了一个叫林振浦的富农逼着他带路。这个富农对我们地道的情况是知道一些，可是他也知道我们不好惹，怕得罪了我们以后自己吃不消，所以不敢说实话，只是推脱不知道，敌人下了狠心，抓了一批老百姓来，看到可疑的地方，就逼着他们刨，后来终于刨着了。汉奸们在洞口上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下去搜，我们听到外面刨土的声音，还以为是自己人打的暗号，后来渐渐听到敌人的叫骂声，才知道是敌人在刨洞子，于是赶紧采取紧急措施。这里虽然全是重伤员，但他们也是经过多次战斗的老战士，在这最危险的时候，都表现出了沉着和坚定。我们马上决定，一面从最重的伤员开始向二层转移，一面组织有战斗力的人准备抵抗。洞里没有武器，只有几支梭镖，我们就用仅有的几支梭镖把工作人员和轻伤员武装起来，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要是真敢下来，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拚上他几个。往二层洞里转移很困难，洞又狭窄，拐弯又多，往下搬一个人要费很长的时间，还没等全部搬完，敌人就把我们的洞从上面挖透气了。趁着敌人在上面犹豫不决，不敢伸头的时候，我们又转移了几个伤员，还剩四五个伤员已经来不及搬了。敌人开始向洞里丢手榴弹、打枪，把洞里弄得乌烟瘴气，于是就封闭了第二层的洞口。敌人在挖开的地方琢磨了半天，把洞口又扩大了一些，最后决定拿着林振浦当挡箭牌，叫他领头下洞，后边有几个汉奸、日军探头缩脑地跟着。林振浦一只手拿着一盏小油灯，一只手在前面乱摸，嘴里直喊：“找不着路呀，一点看不见呀!” 林振浦跌跌撞撞地往前摸，又怕敌人在后面打他，又怕我们在暗角里给他个冷不防， 简直不知道如何好了。走到洞中间，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有我们两个人还在小洞里躺着， 便故意把身子一转，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了那个闪闪晃晃的小灯头，让敌人只看到另一面墙，再往前走，他又把身子转到另一边来，挡住了前面的另一个小洞口，后面的汉奸和日军离得远，也看不清楚，只管往前走，没发觉走廊两边有小洞子。走到了第一个洞口的尽头，下第二层地洞的洞口封住了，林振浦用手推了推墙说：“到头了，前面没路了!”汉奸气得暴跳：“八路军都到哪里去了，他们飞走了不成?”其实这些家伙都是犯了一个病，就是越往里走越心虚。虽然他们知道抓住我们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可是犯不着拿命来换这个，谁都知道在这样转不过身来的洞子里，狭路相逢， 会是怎样的结果，于是他们乱咋呼一阵也就想打退堂鼓了。不知道林振浦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没拿稳，那盏小油灯突然灭了，汉奸们你推我挤都往外跑，费了好大劲才一个个像泥猴一样从洞里爬了出去，在洞口拣了伤员的两床被子，算是他们的赫赫战果。

　　二层洞口的掩护队和外边没运走的那几个伤员表现了八路军应有的沉着刚毅，当敌人站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动声色，准备万一被敌人发现了，就和敌人同归于尽。正是这种坚强无畏的精神，才使他们转危为安。敌人上去以后，又盲目地向洞里打了一阵枪，丢进了几颗手榴弹，我们还是沉住气不动，结果一个人也没伤着。后来，敌人准备用烟熏洞，刚刚点起火来，有人来报告说，听见什么地方打枪，敌人怕有埋伏，就仓皇集合逃走了。

　　此后，我们进一步挖深了地道，那个被破坏了一半的大洞子，我们索性和敌人玩起了空城计来，半截地道就那么露在外面，里面被塌下来的土塞住了，可是地道另一头我们还是照旧住人，又另开了一个洞口，这样反而更保险了。

　　不久，我调动工作，离开了地下医院。又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从此，地下医院也就搬到地面上来了。

　　(采访: 孙玉光 撰稿: 孙春丽 蔺延军 孙玉光)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7-12-12 10: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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