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追忆我的抗战岁月
2018-09-23 08:51:32  来源：山东省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我叫方正，1923年出生，山东兖州人。1939年春，在泰北参加抗日工作，10月任《泰山时报》记者，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见证《泰山时报》的光荣历程

　　《泰山时报》的兴衰几乎同茶业人民的抗日斗争历程相始终。“1938年秋，中共泰山特委成立，1939 年9 月改为泰山地委，主要负责泰安、莱芜、章丘、历城、淄川、博山、新泰7 县党的抗日工作。由于抗日根据地处在日军据点和顽固军队的分割包围之中，省委与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尤其是泰莱地区很难看到《大众日报》。为了更好地向人民大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泰山地委成立不久，便在当年10 月10 日组织创立了地委机关报——《泰山时报》。”

　　《泰山时报》为三日刊、四开四版的石印小报，每版可容3000字左右。一版主要刊登国内要闻、社论;二版刊载本地区新闻，特别是抗日斗争要闻;三版是国际新闻及世界动态;四版为文艺专论等。每期报纸印发1000 余份，通过战时邮局逐期分送到本地区各县委机关、区、乡、村各级党组织以及抗日武装、团体。

　　泰山时报社分为编辑部、经理部、印刷部。编辑部负责稿件的采写、誊刻，由编辑、记者和誊写员共同完成。编辑部配有无线电收报机，可接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经理部负责经费的筹措，采购出版用的机械、纸张、印油、石印板，接送稿件，还承担着战时邮局的工作。战时邮局配有7 匹战马，确保两日内将刚出版的报纸送往所辖7 县各处。印刷部负责排版、印刷以及印刷厂的安全保卫，很大程度上安保工作由当地武装负责，他们不仅对地形熟悉，更能发动广大群众来共同保护印刷厂。三个部门各设一名主任，报社社长由地委委员、宣传部长高启云同志兼任。

　　报社编辑部头两年一直跟随地委机关在各块根据地之间流动。而由于生铁铸造的石印机重达800 余斤，十分笨重，不可能随机关经常转移。刚开始，印刷部设在章丘麦月村，1941 年春转入莱芜房干村，3 个月后，为确保印刷安全，地委指示设立两个印刷厂，一个在茶业区的上王庄村，另一个在紧邻雪野区的小楼村。日伪军如果在章、莱沿线扫荡，报纸就在博、莱交界的上王庄村印刷;反之，敌人进犯东部，印刷厂人员就步行30 里到西边的小楼村印刷。与此同时，经理部跟随印刷部的移动而动。编辑部将每期写好的药纸(类似铅印的刻纸)交给经理部，由经理部武装押运至印刷厂。

　　由于采取这种灵活机动的方式，加上根据地民兵、群众的全力掩护，使得泰山时报社的印刷器材从未遭到敌人的破坏。

　　然而，在1942年10月17日的吉山战斗中，《泰山时报》编辑部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跟随汪洋主力先行的资深编辑李爱文(莱芜人)、李新华(莱芜人)、滕振戈(泰安人)、郝克昌(肥城人)及年仅17岁的誊写员孟华全部壮烈牺牲。跟随地委宣传部及电台部的善后人员编辑部主任宫达非、编辑董彩、记者方正、誊写员查仲谦幸免于难。这几个人成为日后《泰山时报》的骨干力量，担负起党报宣传的重任， 继续编辑出报，直至终刊。

　　“吉山战斗时，当我们善后人员在地委高启云部长带领下，离开刘白杨村到达高白杨村东时，吉山方向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听阵势敌人是有备而来……报社编辑部和地委电台部的同志都是非战斗人员，为了保护电台和编辑部机关，高启云毅然决定改变行军路线，从凤凰山下的曼里村穿插至法山峪，爬上吉山北面的潘家崖村。这时，枪声逐渐停了下来。我们都急着下山去看看，但高部长认为下山去也无济于事，还是保护电台和编辑部要紧。在不停的转移中，我们来到了坐落在悬崖边上的逯家岭村，又登上了卧铺村东面的摩云岭。站在摩云岭上，已经看到博山城的电灯亮了。高部长说：‘不知道上王庄的印刷厂怎么样了，我们到那里看看情况吧。’于是，一行十几人摸黑下山来到上王庄，幸好印刷厂完好无损。印刷厂设在村西靠山根的一户较富裕的人家。户主范金明，一个40多岁、中等身材、精明能干、热情豪爽的庄稼汉。他妻子王氏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和善人。他的儿子范玉瑞，才13岁。印报的石印机就设在他家南屋的二层楼上，叫二层楼，其实是用青石垒砌的摞屋子，每层不过20平方米。因为没有楼梯，上下要靠木梯。当工作人员工作时，将木梯抽掉藏在一旁，不大的门口用石板挡住，一般情况下不易被人察觉。印刷厂的邹明主任和经理部的燕益明主任与上王庄群众一起为我们做饭。后半夜，又来了一拨十几人，是地委副书记刘莱夫带领的从吉山战场突围出来的，他们目睹了战斗的惨烈……”

　　11月的一天，编辑部、经理部、印刷部在上王庄的印刷厂召开会议，报社代理总负责人宫达非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上王庄村党支部的3名同志，茶业区抗联队长“爆炸大王”李念林，副大队长刘白杨，村抗青队长刘俊林，范金明作为党员特邀参会。宫达非说：“印刷厂设在这里已经两年多了，虽然在当地党组织、民兵、群众的全力保护下，没遭受任何损失，但我们不能存侥幸心理，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研究、商讨一个稳妥的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几种方案，但都不太理想。范金明说：“我有个设想，请同志们琢磨。村西北有条柿子沟，离这里不足三里地，沟里是我家的几亩地。前几年为了种地方便，在靠北山崖的地方盖了两间石屋子。柿子沟沟深路险，三面悬崖连接成怀抱一般，只有沟口一条小路可通，因为沟里没有别人家的地，所以很少有人进去。我们把石印机安放在那里，经理部还住在俺家，编辑部又不在这里，这样分离目标就小多了。一旦鬼子进了村也很难找到石印机，工作人员可轻装进山躲避。”大家一听这个办法好，都纷纷表示赞同。当天夜里，民兵联防队的二十几名人员帮助我们把石印机抬到了柿子沟的石屋里。范金明安排儿子小玉瑞赶着自家的羊群在柿子沟的出口周围放牧。表面是放羊，实际是放哨，防止任何陌生人进入柿子沟。茶业区联防队和上王庄村里的民兵也积极配合，在柿子沟周围放哨和巡逻。

　　1944 年，山东根据地的抗战形势逐渐好转，敌人对于根据地的封锁越来越乏力。省委与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开始顺畅起来。在泰莱地区可以看到三日前出版的《大众日报》。在这种情况下，泰山地委报上级批准，停办《泰山时报》。这份在山东根据地内唯一一份由地级创办的党报，在历经5 年艰苦卓绝的刊行岁月之后，于1944 年9 月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编辑部和印刷部的大部分人员编入大众日报社，部分进入地委宣传部。

　　“《泰山时报》刊行的5 年间，我在茶业待了近3 年。我是1941 年秋从泰北来到《泰山时报》编辑部的，一直到停刊，3 年的时光，我在莱北这块热土上度过，其中大部分时间就活动在茶业的青山绿水间。吉山战斗之后，廖容标司令与其他党政领导重新组建了泰山地委，地委随廖司令的主力部队活动在莱北与章丘、淄博交界的山区。茶业区全境成为这个活动区域的中心地带。报社编辑部则改变了原来跟随地委行动的路子，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穿行于茶业的村村寨寨与地委所在地之间。下法山村、中法山村、上法山村、卧铺村、逯家岭村、上王庄村都曾是报社编辑部的常驻之地。我们始终与印刷厂保持较近的距离，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茶业人民为我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供我们吃住，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茶业人民为抗战付出了太多太多……”“1978年，我与夫人重回上王庄。二层石楼未动，西屋未变，但范大哥人已仙去。当年的小玉瑞已是50多岁的人了。尽管风吹日晒，繁重的劳作使他看上去有些显老，但身体还算健壮。谈起当年的趣事，引起一阵哈哈大笑……1994年，我与夫人再一次踏上茶业这片热土，想起那些为抗战做出巨大牺牲的老区人民，我无以回报，将1万元钱和240套历史书册捐献给汪洋中学，那是汪洋等烈士们牺牲的地方……”

　　忆抗日英雄刘俊林

　　说起茶业人民，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刘俊林。“说起刘俊林，大家都知道他是狼牙山五壮士式的抗日英雄。我在一部电影剧本《俊林峰》中看到他是一个身形伟岸、果敢刚毅、勇猛无畏、爱憎分明的形象，但我记忆中刘俊林同志的形象不尽如此。”

　　1942年8月，泰山地区地委机关和军分区教导队在茶业区的船厂村、阁老村及雪野区的吕祖泉村、北栾宫村一带学习、培训。为了方便报纸印刷，《泰山时报》编辑部提前脱离地委进驻茶业区的刘白杨村。刘白杨村离上王庄村的印刷厂只有七八里地。这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抗日村，群众基础非常好，泰山军分区第二战地医院就设在这里。敌人多次派重兵搜捕，都化险为夷。为此刘白杨村献出了60多位烈士的宝贵生命。

　　在当地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由刘白杨村抗日青年游击队的12名队员，接送编辑部人员从船厂村来到刘白杨村西北半山腰的几户人家。此地紧靠凤凰山(原名鸡冠子寨)，如有敌人进犯，可迅速撤入山里。抗日青年游击队队长名叫刘俊林，初次见面时他只有19岁，中等个子，面色黝黑，一路上少言寡语。他把编辑部安排在一秦姓人家，将成员分散在周围的4户家中。把我和孟华领到紧靠石崖的一个小院子里，北屋是3间正房，东西各两间偏房，全部是用青石砌成的草披房。这时从北屋里走出一对中年夫妇，刘俊林介绍说这是他爹娘。两位老人急忙让我们进屋歇息，刘俊林便忙着去收拾东偏房，说是让我俩住，我跟孟华赶忙过去搭把手。后来，刘俊林跟我学习文化，在我和孟华的介绍下入了党。

　　1942年10月11日，泰山地委书记汪洋率领泰山军分区教导队及警卫营指战员500余人进驻刘白杨村。刘俊林和他的队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在茶业区党组织的指导下站岗放哨、安排住宿、筹措钱粮。伤病员的增加也加大了他们的工作强度。10 月17 日, 发生了惨烈的吉山战斗。我们幸存下来的人员在地委宣传部部长高启云带领下，辗转来到上王庄村。晚上，刘俊林带领十几个游击队队员找到这里，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你死了呢。”说着上前抱住我呜呜地哭起来：“太惨了，俺村的民兵牺牲了5 个呢。”我安慰他一番，问了他村子里的情况，特别是战地医院的安危。他说：“你放心吧，俺抗青队豁出命也要保护好医院。”我把他领到我住的石屋里悄悄对他说：“听说你经常去县城为医院抓药，我正想着采写这方面的稿子，下次你一定要叫上我，我想实地体验一下。”他犹豫一会儿笑笑说：“行是行，到时候你要听俺指挥，俺怕这样做对老师不敬呢。”我说：“什么敬不敬，这次我给你当学生， 还怕你不收我这个徒弟哩。”

　　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刘俊林突然来到上王庄村，说要去博山城抓药，邀我一同前往。我听后很开心，终于有机会实地体验了。他把一身破衣服塞给我说：“换上我这身破衣服，再把脸上弄脏些，小白脸进城惹白二狗子猜疑。”

　　我征得宫达非主任同意后，跟随刘俊林上路。他领着我进入法山峪，穿过卧铺村， 爬上摩云岭，翻过齐长城上的风门道关，沿着禹王山北麓的山间小路，来到博山城西靠山坡的一个破煤厂里。此时天已经黑了，刘俊林带我走进两间被煤尘熏黑的砖房里， 见到了煤场主人。他向煤厂老板介绍我是八路军。又向我介绍说：“他是刘俊风，是我堂哥，五年前就来到博山城做煤炭生意。每次抓药我都是来找二哥。”刘俊风抓住我的手说道：“你是廖司令的人吧，整个博山城没人不知道廖司令的威名，小鬼子一听他的名字就害怕。我也很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可俊林兄弟就是不同意，宁说我在这儿的作用更大。唉，真羡慕你们呐，能甩开膀子跟鬼子干。”听他一席话，我渐渐明白了刘俊林带我来这里的目的。原来他在博山城发展了地下人员。我忙说：“刘老板， 你为八路军部队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作用当然比一个人扛枪上前线大得多，这次来又麻烦你了。”刘俊风说：“这哪来的话，都是为抗日出力。自从小鬼子来了以后， 控制了所有的煤矿，生意也就没法做了，这倒是落了个清闲。我和李家窑煤矿的矿长徐老黑有着多年的交情，日本人用得着他。因此，弄点药材他有他的办法。自从去年合作以来，每次都很顺利。他恨日本人，也想为抗日出把力……兄弟，这次来主要弄点啥药?”刘俊林说：“二哥，现在医院紧缺消炎药，可院长说消炎药日本人控制得严，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刘俊风说：“没问题，咱们先吃饭，饭后你们早点休息，我去找徐老黑。”

　　第二天早晨，刘俊风又去打探弄药的事。我和刘俊林待着没事，我说：“俊林，博山城你熟，我想买个缸子用。吉山战斗爬山时，用来吃饭、喝水、刷牙的粗瓷碗打破了。现在吃饭用的是房东家的葫芦瓢。”他说：“好吧，进了城别东张西望，你跟在我后面就行了。”

　　刘俊林带我来到最繁华的柳杭街，这儿做买卖的的确不少。很快就在一个杂货店的橱窗里看到了几个搪瓷缸子。一问价格，五毛钱一个，我吓了一跳，五毛钱是我一个月的津贴啊。但又一想还是买一个吧，要不还得端那个葫芦瓢。买好缸子后揣在怀里，跟着俊林来到一个小饭馆前，一看是辣椒炖豆腐。我说：“今天我请客，每人来一碗。”二人找了个靠着窗的小方桌前坐下，不一会就端上两碗热气腾腾的辣椒炖豆腐，就着烧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不禁感叹道：“多少年没吃这一口了。”刚说完，只见临桌站起来两个便衣模样的人，其中一个从怀里掏出枪，上前抓住我的领子说：“你小子是干什么的?听口音离这儿远着呐。”我吓出一身冷汗，没想到说话漏了馅。正不知道如何应对间，刘俊林连忙用博山话赔笑说：“大哥，他是我表弟，兖州来的。姑姑、姑父都不在了，来投靠俺家。这不俺带他出来转转，熟悉熟悉街面。”另一个便衣说：“我看你小子来路也不正，你家在哪儿?”“俺家在羊栏河，离这儿不远。”便衣又道：“我还不知道羊栏河?走，到你家去瞅瞅，别上了你小子的当。”俊林镇定地说道：“看就看，不看看你还不放心哩。”俊林边说边拉着我就走，两个二狗子端着枪跟在后面，不一会来到城外南面的一片杨树林里。一个二狗子说：“你带我们来树林干啥?”俊林说：“俺家就在林子对面，这就到了。”他大声对我说：“表弟，你先回家沏一壶茶，招待两位大哥。”二狗子同时冲到俊林面前，用枪指着他说：“你小子耍啥花样?要走一块走。”我正寻思着俊林为啥让我先走，只见他瞬间抢过两把短枪，同时飞脚把一个二狗子踢倒在地，手中的短枪砸向另一个二狗子的头部，倒地的二狗子还没爬起来，枪把儿已经砸了下来……眼看着二狗子没了气。俊林说：“快来帮忙，用二狗子的衣服绑上石块，沉到羊栏河里。”一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等我们两个回到煤厂，此时刘俊风正好弄药回来，我俩不再耽搁，悄悄钻进西边的树林，消失在莽莽大山之中。路上我问他：“你为啥让我回家沏茶，这不明明引起二狗子的怀疑吗?”他笑道：“要的就是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只有靠近我，才能快速下手。”“你这功夫是打哪里学的?”他笑笑说：“啥功夫，从小跟二叔瞎练的呗。”

　　这次惊险的博山之行，让我对刘俊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这个腼腆的小伙子，不但果敢、迅捷，更是一个充满智慧、不怕牺牲的革命斗士。

　　1944 年4 月6 日，刘俊林为了保护战地医院，为了解救被敌人围困的同志，带领5 名抗青队员把敌人引上了火龙台，3 名队员先后牺牲。弹药用尽之后，刘俊林与李文富将枪摔断，毅然跳下高高的悬崖(李文富被半山腰的树枝挡住，后被群众用绳索救下)。穷凶极恶的敌人从北山转到山崖下，朝刘俊林的身上又捅了29 刀。当我闻讯赶到现场时，已经围满了当地群众，爆炸大王李念林正带着民兵收敛烈士遗体。见到刘俊林的惨状，我悲痛欲绝，嚎啕大哭……

　　在将刘俊林的壮举电传给中央新华社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久久难以平复，只有挥泪以诗悼念，将诗稿发在《泰山时报》上。

　　1945 年3 月，淄川县委在刘俊林跳崖牺牲的石壁上刻上“刘俊林烈士殉国处”， 火龙台更名为“俊林山”。

　　鲜血染红的烽火爱情

　　“我的爱情婚姻是用老区人民的鲜血染红的，说起我和夫人王庆芬的爱情故事， 还得从头谈起。”

　　1939 年春，方正从老家来到泰北参加抗日工作，被安排在泰山区地委宣传部做宣传文秘工作。在方正离家后不久，母亲托人找了个对象叫王庆芬，小学文化，奉父母之命回家成亲。方老回忆道：“我那时候还是个17 岁的大孩子，庆芬只有15 岁。二人就在炕沿上傻坐了一夜，我连她的红盖头也没取下来。早晨，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我隐约看到她羞答答低着头，像不经意地瞟我几眼。我感觉她模样还不错，只是没有仔细看清她的全貌。这时表哥来催我启程，说晚了就赶不到了，部队纪律严明， 7 天假是不能超期的。尽管爹娘很不情愿，也只好作别。”1941年秋至1942年春，我跟随《泰山时报》编辑部和泰山地委从泰北辗转来到了莱北地区。1942年夏天，编辑部在莱北茶业区的船厂村。当时，泰山军分区教导队在那儿学习、休整。编辑部宫达非主任从泰北回来，告诉了一个让我吃惊的消息，说我老婆王庆芬在我刚离开泰北不久就找来了，要同我一起参加抗日，是我母亲送她来的。当地党组织考虑到编辑部跟地委无固定的驻地，一个女孩子去了也不好安排，只好暂时安排她在泰北马踏乡做妇救会工作。没想到她工作非常出色，时间不长就成了妇救会会长，发动群众做军鞋，破除封建迷信，站岗放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反“扫荡”。当我得知这些后非常激动，这使我重新认识了王庆芬。于是我连夜写了一首表达爱慕之情的诗，托战时邮局送报的同志捎去泰北。自此之后，我俩便书信往来，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恋爱。

　　1942年10月18日，吉山战斗发生后的第二天，编辑部和地委电台部幸存下来的人员，在地委宣传部部长高启云的带领下，辗转来到上王庄的《泰山时报》印刷厂，与地委刘莱夫副书记带领的幸存人员会合。房东范金明把自家的一只大山羊杀了，在附近的山坡地里架起大锅煮熟了，说是为同志们压压惊……刘莱夫副书记召集大家凑钱给范金明，可他无论如何也不要，他说：“这样太见外了，为了打鬼子，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命，他们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抗战，撇家舍业，我连一只羊也搭不上吗?”同志们只好排队领羊肉、羊汤……

　　在排队领取羊肉、羊汤时，发现在我前面有一位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男人衣服的女同志。我忍不住问她：“女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她说：“俺从泰北来，来找一个人，但他可能已经牺牲了。”说着说着抽泣起来。我一听口音像是兖州人，声音像是在哪听过，急忙问：“你找谁啊?”“找俺丈夫。”“你丈夫是谁?”“俺丈夫叫方正。”“我就是方正啊!”她抬起头仔细打量我，惊喜的神色瞬间布满了她的脸：“你真是方正，你还活着!我可找到你了。”她猛地扑到我的怀里呜呜地大哭起来，根本没把周围的同志当回事。

　　回到范家的住处，她把这次来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给我听……

　　原来，1942年10月初，日伪军对泰北地区进行拉网式“扫荡”。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引开一队伪军对姐妹们的追击，她开枪向敌人射击，然后一个人向东北方向跑去。她顺着泰山山脉向东走，想到莱北茶业区找我。经过几昼夜的奔波，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来到茶业区的上宅科村，遇到了村里的民兵队李队长。说明来意，李队长答应送她到刘白杨村找我。第二天天刚亮，李队长刚打算去刘白杨，就发现了鬼子和伪军。李队长立即安排疏散群众。李队长发现鬼子根本没有进村的意思， 每一队都快速向西跑去。还没等群众疏散完，就听见村西枪炮声大作，听动静好像不止一处，大约从村西的桑科村到十里处的吉山村，到处都有激烈的枪炮声，尤其是机关枪的“哒哒”声传得很远。

　　李队长紧急集合民兵打探情况，他率领十几个人到达南坡峪，找到王庆芬她们， 王庆芬正在和民兵疏散隐蔽群众。此时一民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泰山军分区教导队被敌人包围在了吉山峪，到处都是日伪军。区联防队派人来通知各村，要保护好群众，防备敌人烧杀各村。”李队长安排部分民兵将群众转移到南山峡谷的树林中， 自己带领十几个人去支援教导队。王庆芬也拔枪跟随。李队长说：“你还是跟随群众转移吧，事后我再带你去找方正老师。”王庆芬边走边说：“放心吧，李队长，我大小也参加过几次战斗，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他们刚到桑科村西，发现大批日伪军继续向西压缩，战场逐渐缩小……他们顾不了许多，慌忙从敌人背后开枪。敌人好像知道背后开枪的是小股民兵武装，只分出二十几个伪军调头应对，其余大部队继续西赶。于是十几个民兵与二十几个伪军在桑科村西的河滩上展开激战。不一会，民兵的子弹便打光了，李队长只好命令撤向东南峪，伪军穷追而来。爬上一个小山坡，李队长命令副队长带领大部分民兵撤退，自己和另外两名民兵留下来阻击敌人。王庆芬坚决要求留下来，李队长大声对副队长他们说：“你们几个把她抬走，她是方正的夫人，你们一定要完整地把她交给方老师。” 王庆芬把枪顶在胸口说：“我也是抗日战士，你们这样做不公平。我意已决，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李队长无奈，只好同意。这时敌人已经爬上山来，密集的子弹射了过来，李队长猛地把王庆芬推倒在地，自己也随之倒了下来，另两名民兵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轰轰”两声炸倒了五六个，伪军一看害怕了，掉头向山下跑去。王庆芬看见李队长倒在地上没有起来，赶忙上前去扶，却发现鲜血从李队长的后背涌出。她急忙用手按住枪眼。李队长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没用了，也没帮你见到方老师，要……要靠你自己了，教导队和地委遭敌包围，凶多吉少……战后去上王庄的印刷厂打听，或许能找到……”说着他头一歪，在王庆芬的怀里闭上了眼睛。王庆芬痛哭失声，她对两名民兵说：“李队长交给两位了，请把他好好安葬，抽空俺来看他。我现在要去战场看看，也不知方正他们怎么样了。”说完她顺着南山坡向西而去，借着树木的掩护，她来到了吉山村的南山上，南山北面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时，枪声渐渐停了下来，敌人在每一条山沟里搜索着。吉山村西南的河滩周围横七竖八躺满了八路军教导队和日伪军的尸体，河水全被染红了……看样子，军分区教导队和地委机关的人……她不敢往下想，她祈愿着我能活下来，敌人还在搜山，她只好往南翻过山梁躲了起来。等到天快黑时，敌人已经全部撤走。她下山打探情况，当地的群众正在搜寻幸存者，将还有一口气的八路军指战员抬回家救治。王庆芬在死人堆里寻找是否有我，但哪里还分得清。天完全黑了下来，她只好向群众打听上王庄的位置，随即向上王庄而来，来到上王庄打听到印刷厂的住址。经理部主任燕益明接待了她。她向燕主任说明来意，燕主任说：“编辑部跟随地委机关行动，据探大都牺牲了，到底有多少人生还现在还一概不知。我先安排你住下，一切等明天再说。”燕主任派人带她来到村东一户姓王的人家。她一夜没睡，脑海中总是闪现吉山村战场的场面。就这样以泪洗面到天亮，心灰意冷无心出门，直到燕主任派人来叫她吃饭。

　　燕主任无意间的疏忽如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后半夜我们来时也没把王庆芬来的事告诉我，才有了吃羊肉时的场景……

　　后来，王庆芬被安排在茶业区妇救会工作，并很快以出色的表现担当起妇救会会长的重任。她大胆泼辣的性格，积极玩命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称赞，被誉为当代的“花木兰”。那时，由于工作性质不同，王庆芬常住在上王庄的老范家，而我则随着编辑部在下法山、中法山、上法山、卧铺村一带活动，十天半月才能抽空回上王庄与庆芬相聚。

　　吉山战斗后的一天，我和王庆芬去了一趟上宅科村，来到村东北的山上。朝阳的山坡上一座新起的坟茔是那么醒目，墓碑上清晰地写着：抗日烈士李常才之墓。王庆芬趴在坟上放声痛哭……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每逢清明都来为李常才扫墓。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9-23 08: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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