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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大同:战斗在敌后
2018-09-26 15:10:45  来源:山东省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受地下党员老师的影响要求参加抗日活动

  我是1921 年生人,出生在一个破产家庭,日照市子庄村人。到我父亲这辈,已经家道破落,生我的时候,仅分给1 亩地。那时,我姥爷家在南方做买卖,过得比较富裕,因此,我是在姥姥家上的学。我的两位小学老师一个姓王、一个姓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我非常好,经常给我讲红军的事,说红军是穷人的部队。从那时候起我就对红军、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小学毕业后,国民党在子后成立了一个初中, 我就去那里上初中,可是没上几个月,日本鬼子就在沿海登陆了,我们的学校就被遣散了。那个时候,我父亲也已经去世了,没办法,我就去我姥姥家的店里——一个卖油盐酱醋的小铺当店员。1940 年5 月份的一天,我在店里想起日本鬼子的侵略导致我无学可上,越想越生气,就顺手在一份包装纸上写道:“打倒日本鬼,不怕喝凉水, 坐着车翻着滚……”还没等写完,正好被掌柜的看到了,他大骂我一顿,说:“你不要命了啊,写这些东西。”于是我就不写了。

  为了寻求世界大同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我们村有个小学,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经常去那里找老师玩。一次,我在那里听见我们村里的一个大地主说:“我们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枪好, 打得远。”我听了很不服气,我说:“那不一定,我不怕,我要去当兵打鬼子,非把他们打回老家去不可。”一个老师见我很坚决,就问我:“你真想干吗?”我说:“我真想干,我要干我就干正式的。”他又问:“最近西边来了一个部队,很艰苦,但是对群众挺好,你愿意跟他们干吗?”

  “苦我不怕,只要对群众好我就愿意跟着干。”

  “那行,我帮你问问吧,你回家等信吧。”

  “行,我去我姥姥家,有信了你通知我。”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一点消息,我就忍不住回到村里找那个老师。见到他后,我问他:“我让你问的那事怎么样了?”他说:“你别急啊,我帮你问了,他们还没回复我呢,你再回去等着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我又去找他。他还是说没回信,让我回家等信。

  没办法,我就回到家里等信。又过了两三天,这是6月份的一天,他把我叫到学校,拿出一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让我填,我这才知道我们村小学里有个党支部,那个老师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几次让我回家等信,其实是在试探我参加革命坚决不坚决。就这样我就填了入党志愿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参加革命。

  因为我下边只有4个妹妹,我是家里的独子,那年我19岁,母亲知道我要参加革命,死活不让我走。我就一直闹,后来,母亲看我心意已决就放我走了。走的那天,母亲给我做棉袄棉裤,边做边掉眼泪,我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人都是有感情的,母亲的养育之恩,真是没齿难忘。

  1940年的10月份,我就去了滨海区,来到部队要先登记,登记员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对他说:“我叫傅承伯,但是我想换个名字,要不就你给我起个吧?”他对我说:“换名字,那你自己想一个吧。”我就想,叫什么名字呢?这时候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讲孙中山,我对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很是佩服,于是我就把名字改成了“傅大同”。不久,我就在党支部当了宣传队员。11月份,又派我到五地委党训练班学习。

  1941年1月,我学习完后,回本县巨峰区任区委突击委员。1942年4月,上级又派我到滨海区党委党校学习,8月我被任命为日照县分阳区委书记。1943年4月,改任日照县分岚区委书记。这年6月,面对日伪军的“扫荡”“蚕食”,上级抽调包括我在内的十几名干部深入到敌占区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我被任命为滨海区敌工部武装队党内小组长。当时分了3个小组,组织组负责发展党员,武装组负责镇压坏人,还有一个叫工作组。那时候,武工队的待遇和部队上一样,一个月两块钱,不过我们发的是日本钱。我们一般都是在晚上从子后出发到昆山一带的村里活动。因为我是日照当地人,我就找熟人领我们去,每次到了一个村,我们就去村长家做思想工作。白天我们就住在大地主家,为什么住在大地主家呢?因为在那里相对安全,村长不敢报告给鬼子和汉奸,因为他们来了烧杀抢掠,村长也捞不着什么好处。那个时候最大的危险就是伪军、汉奸多,鬼子并不多,一个城里顶多有一个小队。

  为抗日做党的地下工作不惧危险巧妙与日伪军周旋

  1943 年12 月30 日下午,我和另外一名同志到范柳村执行任务,在穿过公路往北边走的时候,被汉奸发现了,汉奸就向灵山铺山上据点的伪军报告了,然后四五十个伪军就开始来逮我们,我就和我的战友分头逃跑,他往西南跑,最后跑出去了,我往西北跑,没跑出去,正好跑到敌人包围圈里。当时我带着一把手枪,是坏的,也没有子弹,本来我还和武工队的队友说打算过了年,去后方兵工厂找我四叔去给我修枪的,还准备找他要些子弹的。就这样,我被敌人逮捕了。敌人逮住我后,简单地问了我一下姓名、住址之类的问题后,一个小队长模样的人对我说:“你说出一个人来, 把他逮住后我就把你放了。”这是让我出卖同志啊,这种事我是坚决不会干的。我就说: “没别人,就我自己,那个人我不认识,是刚才在路上碰到的。”他看问不出什么, 就叫两个伪军把我押到一个靠南山根的棚屋里,把我吊到了梁上,并说不老实的话, 非得把我的腿打折不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害怕,从我迈出家门的那天起,我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过了一会,其中一个伪军先出去了,另一个伪军把我从梁上放了下来, 给我拿来一碗饭和一杯水,我二话没说就把饭吃上把水喝干,我心想增加体力,做好挨揍的准备。那人等我吃完后,就问我:“你在这附近有没有亲戚啊,好让他们来保你啊。”我怕他装好心试探我,我就说:“没有。”后来,他就递给我了一张包烟的纸和一截铅笔头,让我写出来。通过和他交流,我发现他确实没有问题,我就在那张纸上写:“尹春浦外祖父,我已来灵山铺。”落款写的是我上学时的名字“傅承伯”。他就按我告诉他的地址把信送了出去。

  因为是过年,他们也没有管我的,白天就把我绑在院子里,晚上再把我关到那个南屋里。这期间,我就想好了答对他们的口供。后来,他们审问我时,我就说:“我叫傅承伯,我想去当兵,我二舅父和国民党日照县县长是朋友,我外祖父就写信让我去找他,我去了后,他就把我留下了,才过了十几天就发生了‘八三事变’,就把他逮捕了,我出来找人保他,在路上就碰到了你们。”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小队长的老婆来给他送饭,我一看原来是家乡熟人,她妹妹和我还是同学,论辈分我喊她个姑姥娘。我就喊她:“姑姥,你来了啊?”她一看是我,就说:“啊,你怎么在这里?你吃饭了没有?”我说:“没吃,我吃饭没管的。”那时我已有三四天水米不进了,但是当时并没觉得怎么样,一直等着他们拷打我呢。她就说:“你在这里吃点吧。”从那以后,那个当兵的就时不时给我点地瓜、煎饼之类的吃。这样到了1944年正月十四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押到了大队部,在一个西屋里,县长又审了我一次,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说法答对他们。他们嘀咕了一阵就让卫兵把我带出去了,过了大约半个钟头,他们又提审我。进屋以后,我发现在县长坐的桌子旁边多了一个人,在那喝水,我仔细一看,心想坏了,因为什么呢,那个人我认识,是我二舅父的会计,他知道我是干共产党的,我心想他是不是当了汉奸了,看来今天是不能活着出去了,我把心一横,管他呢,大不了吃个枪子儿算完。这时,县长开了腔,他简单地问了我几句话后,对我说:“以后别再干八路了,再干抓住了,可真枪毙你。”说完就对那人说:“带走吧。”这时我才弄明白,原来我舅父的会计是来保我的保人。因为我舅父是商人,认识的人比较多,那个县长和我舅父是朋友关系。会计姓李,他领我出来后,带我到东关饭店吃了一顿面条,才回的家。

  回家后,过了几天,我舅父找人给我重新办了身份证。我呢就找到我原来的地下关系——在我姥姥家店里的一个伙计,让他给武工队于队长捎话:“你赶快告诉于队长,我出来了,下一步怎么办?”他回来告诉我,于队长说让我利用回身面目,做敌据点工作。又过了几天,我舅父告诉我:“你别在这待着了,准备准备,过了十五,你去青岛。”我心想:“这可不行,我已经跟党组织联系上了,不能去青岛。”看来不能留在这了,我就找到我的地下关系让他带我到山上找到组织。去了以后,组织上对我被捕的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查,确定我没问题后,日照县的敌工部长还是说让我回去。可是呢,我以为这次出来,就不回去了,来之前,我找我表弟要了张纸和一截红铅笔头,给我舅父写了一封“抗日留言”信,表达了我抗日到底的决心,压在了我的枕头底下。没办法,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我就又回去了。我先在家待了几天,然后又去我姥姥家见我二舅,我说:“二舅,我不愿去青岛,我还想在这里。”因为我二舅已经看了那封信,见到我后,很生气,不敢留我了,说:“这里用不着你,你回家吧。”

  没办法,我只好先回家去。回到家后,我去找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姓郭,家里开了一个小铺。因为我们是同村,同年入的党,关系一直很好,彼此都很信任。我想让他给我找找组织,我说:“你帮我说说,我这个身份在敌占区工作不行,能不能把我调到别处?”他说:“我也准备走。”我问:“你几月份走?”他说:“4 月份,到时我帮你问问。”

  奉命建立地下交通站,掩护、输送抗日干部和物资

  1944 年4 月份,我们村支部的郭书记走后不久,县里来了信了,用毛笔写的, 信上说,让我把家里安排好,准备出来学习,以后搞城市工作。我看完后,就把信撕了。然后,我就按要求去了县委,县委写了信,把我介绍到滨海区区党委。那时,区党委书记是孙汉卿(解放后曾任青岛市委第二书记、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他又让我把被捕的情况写了个材料。审查完后,就让我去学习班学习,准备搞城市工作。1944 年6 月,青岛滨海区党委城工部就把我派到了青岛市内开展工作。我以在我岳父家开的商行里店员的身份作掩护,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吸收了一批船员入党,掌握了两只船(一大一小)归我党使用,护送来往的地工人员,为海西的解放区送人、送物资。

  我们在做地下交通员的工作中,必须严格按党的纪律去干,以做生意的身份来掩护。我都是单线联系,接收了任务用暗号联系,对上暗号后只负责接送人,不知道来人的身份,也不能随便问。我们装扮成老百姓或做买卖的生意人,骗过日伪军的盘查, 有时候也花钱买通码头上的人,写张路条,将人或者货物藏到船舱底下躲避过日伪军的检查,送到海西解放区。到了那里当地民兵就把我们绑起来送到公安局,分别询问对上暗号后,把送的人或物资交代好,我们再返回青岛。抗日期间无数次做这些工作, 我们都不能给任何人说,也不知道掩护的是什么人,这是党的纪律。

  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委会的人三次找我问曾经掩护过的一对夫妻的情况, 我都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两人是中央领导人董必武的外甥和外甥媳妇,他们是搞飞机制造的,那是从国外回来到安徽兵工厂路经我处。他们问我当时说了什么话,跟谁联系了,我都说不知道。

  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人,都是以灰色身份为党工作,在敌后默默地干事,虽然不是真枪实弹地跟日本鬼子干,但也危险万分,随时会有暴露身份、被抓甚至牺牲的危险。

  我为参加了抗日的工作而感到骄傲

  在抗日期间参加革命、入党是我自愿的,我是独子,不顾家里反对参加武工队,没想到害怕,当时年轻,有一股抗日的热情,为党做抗日工作是我的光荣。

  解放后在那些政治运动中我也被审查、被下放,被定为右倾等。从1956年我被定为行政14级后一直没提级,直到离休后才根据省委组织部文件享受厅级待遇。尽管这样,我仍为自己能够参加抗日战争,在地下为党、为抗日做了工作而骄傲。比起那些在前线抗日流血牺牲的同志,我是很幸运的,能活到今天,能享受到幸福的生活,我很满足。谢谢党组织对我们这些在敌后看不见的战线上工作过的人的关怀。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9-26 1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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