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范：隐姓埋名入虎穴 忍辱负重传情报
2018-09-28 09:40:35  来源：山东省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头脑机灵，被派遣潜伏到日军特务机关

　　我叫罗国范，原名郭善堂，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石棚村人。我是1919年出生的，在家族内排行老四，小时候因为长得英俊，聪明机灵，家人给我取的乳名叫‘四喜子’。因为家境不错，得以到莱芜县立师范读书。在学校当老师的姐夫对我要求严格，我却不领情，还用猪尿泡吹起来扮鬼吓唬过姐夫，这件事遭到了县教育局的通报。

　　抗战爆发后，我听说徂徕山有军队，我想参军。了解到徂徕山的部队是八路军，父亲说：“穷党的军队没有根，参军也要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军。”然而听说徂徕山的部队打鬼子，我毅然前去投奔。徂徕山起义后建立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以下简称四支队)，一团一营三连连长是武中奇，因为我没带枪故意拒绝了他。我便采取放跑堂哥家牛引堂哥去追赶牛的“调虎离山”之计设法从堂哥家里弄到一支土枪。再次见到武中奇，“行啊，你小子挺有办法，你就在这里干吧，”武中奇说。从此，我成为四支队的战士。3个月后，连长看我特别机灵，让我当司务长负责伙食。后来我又成为四支队的募集队长。

　　这期间，我在一次筹粮过程中被日军抓住，在当地老百姓和村长的帮助下，我凭机智最终得以逃脱。

　　我曾以《老百姓一句话救了我的命》记录了这段经历。八路军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离开老百姓我们一天也不能活。

　　1941年底，鲁中军区准备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和优秀战士组成特工组，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开展工作。敌工部部长王芳(新泰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部长)看中了我，说：“郭善堂这小子机灵，他在敌占区有办法。”

　　当时，军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敌工部长、组织部长四人同我谈话，罗舜初司令员说：“小郭，组织决定调你到敌占区工作，说穿了就是让你去演魔鬼。演好了，老百姓骂你打你，八路军也要杀你。演不好，小鬼子要杀你。你考虑考虑，党组织决定让你去，不能讲价钱!”“首长，打鬼子我不怕，但是到敌人那里我害怕，电灯我都没见过。”“党委已决定了，必须服从。你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那边情况复杂，金钱美女诱惑很多，不能变质。第二，危险性相当大，要有牺牲准备。第三，这段历史不留档案，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战争结束后，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能证明。”我后来还想找罗司令员说说，司令员说：“你别啰嗦了，记住一句话：那个地方金钱美女很多，不要湿了裤子，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党相信你!”

　　现在的某些干部，贪污受贿，胡作非为，最后倒台了吧!对得起人民吗!牺牲了多少同志才打出个新中国，我就不想想这些。

　　左右逢源，我成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香饽饽”

　　敌工部长王芳布置任务，让我设法打入泰安、济南的日本特务组织，长期潜伏下来，设法搞敌人的情报，并提供了几位联络人。我接受任务后，坚定地出发了。我通过在莱城日本浅石洋行的联络人办理 了良民证，改名林洪洲。

　　我进入浅石洋行后，因工作成绩出色得到浅石的赏识和信任，被推荐到济南的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部，获得山田参谋长的赏识。后来又陆续获得济南日本宪兵队和日军在济南的四家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的工作证明书，他们都想让我为其提供情报。

　　通过什么让鬼子信任自己的呢?

　　我向鬼子提供的情报，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最重要的是不能对根据地造成危害。有些本来要公之于众的事情，我根据王芳的指示，提前向日军作了透露。如1942 年，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开展大生产运动，我把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山田参谋长和一家特务机关。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正式公布在《大众日报》，我又把报纸送给他们。他们都觉得我提供的情报及时而准确。

　　后来，我陆续发展人员组成特工小组，建立党支部。应付这些特务机关并非易事，虽然一个情报可以多处投送，但又不能完全一样，必须稍加变化，加以区别， 这样最后汇总到日本高级特务机关才不被识破是出自一人之手。干情报工作，你不能当首长，拿官架子。什么都得亲自干，到处结交朋友。我善于结交，很多任务的完成都与其结交面广有关。

　　敢打日本军官，我混成了众人皆知的“大特务”

　　虽然在日军特务机关工作，但是我并没有卑躬屈膝，而是巧妙借助各种势力，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为自己赢得生存空间。

　　1943 年，我有一次到济南一家澡堂洗澡，突然走进来一个日军大尉和他的朝鲜翻译。看到我休息的位置有个位子，非常霸道地让其让位，我并不示弱：“干什么?”日军大尉一怒之下，打了我几巴掌。看到对方两个人，身上带着枪，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出门叫了辆黄包车，到日本宪兵队向山本队长报告，路上我把宪兵队发给我的证明书用脚踩了。山本问起来，我说被一日本军官打了，“我受点委屈倒没什么，最大的问题是我把你们发的证明书给他看，他不承认，还用脚踩了，这是对宪兵队最大的侮辱”。“混蛋!”山本队长命令把这个人抓来。

　　宪兵队一名军曹带着士兵来到澡堂，军曹喊：“凡是日本人统统出来!”打林洪洲的日军大尉等都出来了，他们都害怕宪兵队。我指认后，宪兵军曹打了日军大尉四巴掌，我狠狠打了翻译。整个澡堂都非常紧张。大伙说：“这个林先生这么厉害，把宪兵队都搬来了。”从此，我敢打日本人，在济南名声更大了。到了宪兵队，日军大尉只承认打人，不承认踩了证明书。宪兵队继续打，打得日军大尉最终承认了。后来这位日军大尉被关押到监狱，罪名是侮辱太君。在那种情况下，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不能软弱。越软弱，在鬼子面前低三下四，越给中国人丢脸。我堂堂正正打了日本鬼子。老百姓你传我我传你，这是一种正气。

　　超强自制力，我经受住了考验

　　混成了“大汉奸”后，我每天面临各种诱惑。潜伏期间，追求我的女人很多，鬼子想给我找个女人，但我坚决拒绝。山本队长问起来，我以“身体那方面有问题”应付。

　　鬼子宪兵队有个叫秦伯恒的汉奸，日本人很信任他。秦伯恒向山本队长打报告说：“林洪洲这个人可能和共产党有联系。他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有两次我们到会馆去，问他看中哪个姑娘，他总推说身体有病走了，这样的人在特务中间太少了。”

　　这引起了山本的怀疑，派人把我带到了济南，关进监狱。在山本亲自审问时，我以攻为守：“我姓林的不敲诈，不嫖女人，有点特殊。你们得了解我，我忠心耿耿为你们效劳，报告了很多情报。为什么我能了解共产党那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敲诈勒索，老百姓愿意接近我。想用林洪洲，你们就得保护我!”很快，我被释放。后来为了打消敌人的念头，组织派人把我在老家的妻子接了过去。

　　我现在想想也高兴。我当了日本特务后，很多人想找我当后台，金条元宝有的是，我要是贪污受贿，稍有不坚定拿钱的话，解放后在济南工作时，老百姓就会来检举了，我早坐了法院，闹不好也掉脑袋了。这是个严重的教训!

　　当然我也犯过错误。有一次，我缴获了国民党的电台，并因此立功受奖。我一高兴，喝醉了酒。酒后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被日本警察拿着警棍捅了一下。我大骂，对方说自己是日本人，我说：“什么他妈的日本人，打你个王八蛋!” 还追着打了两枪。山本队长听说此事后批评了我。向组织汇报后，王芳严厉地批评了我：“你这是违反党的秘密工作纪律，绝对不能喝醉酒。”我向组织作出了保证。我这个人一经表态的事就绝对不再干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喝醉过酒。

　　心思缜密，行为坚决，完成任务却不暴露自己

　　潜伏在敌人内部，保护自我是首要任务。

　　潜伏期间每一步工作的进展，我都及时向王芳汇报。联络员是新泰东都镇春风酒馆的掌柜王春风，他是王芳的哥哥。王春风后来为张家庄煤矿搞炸药时被敌人发现，最终被鬼子残忍地电死了，他至死没有透露秘密。

　　做地下工作最怕出现叛徒。我在大汶口工作期间，得知王芳部长的警卫员刘寿山出走并可能叛变这个消息。王芳指示，如果发现他投降敌人，要坚决除掉。

　　我有一天在日本特务公馆与刘寿山不期而遇。刘寿山对我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我首先迷惑刘寿山，得知其叛变后，便想办法除掉他。我制定了三套方案，却几次都没有得手。刘寿山看上一个女人，想要借结婚敛财，主动向我求助。我抓住机会，让刘寿山去找当地的商会长，“你就说自己是大汶口的保安队长宾野的朋友，是我林洪洲的表弟，让会长帮你向各家商号发喜帖。”刘寿山照做了。商会会长问起时，我却说不认识刘寿山，让其赶紧向宾野汇报。痛恨敲诈勒索的宾野听说有人打着自己的名号敲诈，立即派人把他杀了。

　　所谓“留情不出手，出手不留情”，这是我面临的一次巨大考验，最终我巧妙除掉叛徒，还得到了敌人的信任。

　　抗战期间在八路军的反“扫荡”斗争中，我送出了几次关键情报。“鬼子保密观念相当强，想弄点东西非常困难。但时间长了，鬼子需要利用我，我就有机会了解他们的行动，再通过实地观察，综合分析，得出敌人的作战意图。”在日军合围泰宁军分区机关时，通过“敌人一有行动，就要抓民夫”的习惯，我提前一天向组织汇报;鬼子部署合击鲁中军区的马牧池战斗，我得到消息后及时报告，为两次反“扫荡”胜利立下头功。

　　我在4年时间里，挫败了日特务机关意图用假币破坏我根据地经济的图谋，发现了一再表示要参加反战联盟、潜入抗日根据地的间谍松井，巧妙营救共产党员武中奇的弟弟武思平，等等。我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却没有暴露自己。

　　被视为“大汉奸”，多次死里逃生

　　我在日军特务机关潜伏期间，因汉奸秦伯恒在日本宪兵队山本队长面前说他“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很特殊，可能和共产党有联系”而被捕。我被释放后，山本为了进一步考验我，故意派我到新泰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过程中，一天晚上，东都百姓王老倔不知怎么发现了我，知道我是个“大特务”。王老倔那天偷偷摸到我跟前，使尽浑身力气，用铁粪叉子朝着我的脑袋砸了下去……王老倔事后连夜投奔到八路军独立营，向营长报告说：“我打死了大特务林洪洲。”营长非常高兴。但事情传到王芳那里，王芳大吃一惊，亲自找到王老倔了解情况。王老倔说：“两粪叉子打下去，脑袋开了瓢。我看到他一动不动，才走的。肯定被我打死了。我要是有把刀子，就会把他脑袋割下来。”王芳又气又急，但也不能说什么。

　　我被打昏，后来醒过来，爬了400多米到了王春风家中，经过治疗后送到日军军营。山本派去监视我的宪兵把其遇害经过向山本汇报，山本指示认真抢救，经过抢救，我最终恢复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见到王老倔说起此事，王老倔很愧疚。我说：“你打的是敌人，你如果知道我是共产党那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这一粪叉子还救了我的命。”

　　我被打后，山本有些愧疚，很快把秦伯恒找来质问：“你说林洪洲和王芳有来往，王芳为什么派人杀他?”秦伯恒最终以诬告罪被流放到东北做了劳工。

　　同时，不知道我是我党忠诚的情报人员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群众，非常痛恨这个在日本人面前红得发紫的“大特务”“大汉奸”，都想寻机杀掉我。一次，根据地泰西区公安局局长韩格非本打算争取我，但是觉得困难，便趁着我和日本人在一块打牌时派人送信给我，想借日本人的手杀掉我，万幸当时鬼子没有检查这封信，我才死里逃生。

　　我一次次躲过劫难，但是我的部下却不都这么幸运。莱芜苗山共产党员李庆亭，是我的特工小组成员。李庆亭有一次跟随日军行动，发现日军携带假币在根据地边缘地区使用，企图破坏根据地经济。他立即借故离开回根据地汇报，结果半路遭到八路军鲁中泰山专区公安队伏击，当场中弹牺牲。

　　公安队欢庆胜利，为民除害。他们却不知道，打死的是自己的革命同志。鉴于这种血的教训，为了保护潜伏敌人内部的人员，军区根据王芳的建议，正式下发通知， 对重要的汉奸特务，今后不要随便捕杀，如需处置的，应上报军区批准。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军区这样做的苦衷。

　　日本投降时，我还在泰安大汶口。军区敌工部一位姓曲的干事通知我们全部撤出来，我非常兴奋地撤到了莱芜。但没想到曲干事误传了上级指示，组织上本打算让我继续隐蔽在敌占区，为蒋介石挑起的内战做准备。

　　首长让我回去，我只得执行命令。被送到济南市郊时，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张北华告诉他：“济南城国民党到处贴了逮捕大汉奸、特务林洪洲的通缉令，你回不去了。”

　　回到莱芜，我急于回家看望多年未见的父母，当时村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 人们得知“林洪洲”回来了，愤怒地高喊“打倒汉奸特务林洪洲”，拳头劈头盖脸地向我打来，我被打得鼻青脸肿。我大声喊：“老乡们，你们别打了，你们也判不了我死罪，要枪毙、杀头让政府来判。”于是，我被五花大绑送到县政府。县政府秘书打通了王芳的电话，得知实情后，告诉乡亲们：“由政府来处理，你们回去吧!”

　　在回军区的路上，军区此前下达的命令并未撤销，公安局又执行军区的命令把我绑了起来。在送往军区的路上，我先后遭遇挨饿、在屋里当着众人的面大便等窘迫遭遇。直到送到军区后，才被松绑。

　　我老家的亲人，因为家里出了我这个“汉奸特务”也遭到过清算。我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没有贪污，没有受贿，没干坏事。工作上有没有缺点?有，但是投机倒把的事从来没干过。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9-28 09: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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