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我的抗战经历
2018-11-11 09:13:38 来源：团结报数字报 点击： 复制链接
王健，曾用名王建，汉族，1925年生，毕业于黄埔军校18期，参加过豫中会战、中国驻印军汽车兵团。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1946年考入山东大学文史系学习至1950年。1950年分配至青岛铁中任教，先后担任历史、语文教研组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脱离教育岗位，至1979年恢复名誉重返铁中任教。重上讲台后，连年被评为青岛铁路分局先进工作者、济南铁路局优秀教师、青岛市优秀教师，并获得山东省和铁道部颁发的“三十年教龄”奖状。退休后依然尽力为社会作贡献，和山大校友共同创办了“山青学校”。济南铁路局和青岛铁路分局授予他“老有所为”荣誉称号。
王健
我叫王健，1925年生，山东安丘人。我在曲阜读小学，毕业后考入曲阜私立明德中学。那时候，日军已经打进来了，济南、曲阜等几个地方相继失守，学校停办，我又辗转天津换了好几个地方才读完初中三年课程。
1942年我17岁的时候，就读于北平由山东同乡会创办的“私立山东中学”(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31中)读高中。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5年了。那时候，日本兵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随处可见。北京的老百姓吃不饱饭，所有粮食都被日本军队征了去，老百姓只能吃“混合面”。所谓“混合面”，就是用花生壳弄点大豆玉米就烙到一起，不易消化，排便困难，但即使是这种劣等食物也经常短缺。我所在的学校有日本教官，实际上是学校的“太上皇”，他们可以任意体罚、殴打学生。老师、同学之间稍微有些对日不满的言论，就被押往宪兵队，长期关押。所以我在北京读高中以后，就深刻感受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几个要好的同学们之间也常常在一块私下声讨日本兵的暴虐，说：咱能不能找个机会，直奔抗日战场。
机会终于来了。那时，有一位西安军校派到北京去的地下工作者，隐蔽身份是苏州胡同小学的教师，进行秘密招生。他告诉我们，现在招收沦陷区的青年到大后方去，参加西安军校进行训练，学好了军事技术然后参加抗日。1943年春天，我和山东中学的庞毓江、杨佐棠、李文川等同学一起，按照那位地下工作者提供的通道，先从北平乘火车到了河南新乡，然后转至博爱。再从博爱乘木船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黄河到达洛阳，从洛阳乘火车到了西安。这一路上，我们火车、大车、小车、步行，走了将近20天。最终，我们考入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也就是黄埔军校第十八期一总队三中队当学员，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到了军校以后，经过3个月的入伍训练，就赶上玉溪战争，也就是日本人进入河南西部。当时，日军大举进攻河南，先后攻陷开封、洛阳，逼近潼关。军校学生立刻组成战地工作团开赴抗日前线。所谓战地工作团，就是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或者入伍期满的学生组成的服务团，是一个战地服务性质的兵团，主要是在我们攻下日本人占领的地方以后，在那个地方做一些宣传慰问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配发了枪支对日本兵开战。在潼关驻扎了一个多月，与日军搏杀大小数十仗，始终没让日军再前进一步，将日军阻挡于潼关之外。我们还经常到灵宝和陕州这些地方去，做宣传教育工作。这一仗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抗日战争。为此，我们受到了胡宗南的特别接见。那时，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能阻挡日军进攻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三个月后，我们回到了西安。那时候军校生活很苦，因为是战争时期，穿的都是粗布棉衣、粗布军装。至于鞋子，一般是草鞋，夏天赤着脚，冬天包块布。至于吃的，就一人这么一个馍，就是我们常说的馒头，饭量大的真的是吃不饱。所以，各方面都很艰苦。
大概是从1942年开始，中国军队在印度成立了一个训练营，招收一些有知识的爱国青年从军，要操作的武器都是比较新式的武器。由于中国的军队长期以来靠抓壮丁补充，所以有时候不太适应这些新型武器新的战术。国民党政府就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口号，动员组织十万青年参加到青年远征军里去。军校的学生听了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振奋，报名的很多。不只是学生，就连军官和工作人员，比方说上尉中队长、上校副大队长、指导员，都卸下军衔参加这个中国远征军。我们学生们报名的也很多，我就在那里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半个月后，我们自西安机场乘美制运输机飞抵云南，然后驻曲靖营房，经过体检和文化测试后，即飞赴印度兰姆伽军事训练中心。在沾益机场候机飞往印度时，正值春节前一天，我不禁想起远在山东的母亲和亲人，心中百感交集。2月17日夜晚，我登上了美国军用运输机。我偷偷看过怀表，20时零6分，我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时刻。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可容纳45人，机舱内没有座位，大家都是席地而坐。起飞以后，我透过舷窗朝下观望，心里默念道：“别了，祖国!别了，妈妈!”随着高度不断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许多人感到头晕、耳鸣、阵阵作呕。我扫视了一眼驾驶室，发现指针已超过万米刻线，这个高度标志着开始飞越“驼峰”了。飞越“驼峰”也就是飞越喜马拉雅山。此时此刻，同飞机的官兵都脸色苍白，虚汗淋漓，四肢麻木，有的人甚至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虽然机舱里还有一个氧气面罩，但是大家已经全身瘫软，根本没有力气爬过去吸氧。经过几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印度的汀江机场。舱门打开时，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大家好像喝醉酒似的，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下舷梯。此时，许多人感到耳朵生疼，耳膜被压迫的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第二天一早，进行严格的消毒、注射防疫针。从国内上飞机时，我们穿着棉衣棉裤。眼下，都换成了短裤和衬衫，从严寒一下子走进酷暑。然后坐了三天火车抵达兰姆伽训练营地。
那时，因为坦克威力大，我就一心想学操作坦克。但是由于当时编制的原因，我们这群人被编到汽车兵团，我任上士班长。班里有1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士，7辆GMC型大卡车和两辆军用吉普。在三个多月的汽车训练时间里，我们要学驾驶、仪表的识别、汽车零部件的作用、车队行车规则、困难地形驾驶及防空知识，还要练习爬吊杆、翻山、爬树等。紧接着，我们接到了任务，要开着美国军用卡车，翻越中印公路。我清楚的记得，我们汽车团驾驶着美国军用卡车(GMC，十轮大卡)，越过高山，经过孟康河谷，再经过缅甸的密支那，来到了中缅交界之地。当时的中印公路，全长共1700多公里。这1700多公里的公路是怎么筑成的呢?是中国老百姓跟着军队上的工程军，在原始森林里边开拓出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经常遭到日本人的轰炸、破坏，所以中印公路是边修、边通、边走。可以说是前面一边打着仗，一边修路，汽车在后面赶着前进。在那时，中印公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所有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海上运输都被封锁，只有从印度、缅甸这些地方通过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进行空中运输，但是由于空中运输成本太高，运力也很有限，只有打开中印公路，在印度的一些援华物资，才能通过公路，源源不绝地运到国内。所以说，中印公路是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是一条生命线。汽车兵团的任务就是把在印度的一些物资，包括汽车本身、汽油、枪械，这些东西通过中印公路运回给国内，支援抗战。中国在印度、缅甸的远征军，当时第一批是十万人，约有60%牺牲，回到国内的只有四万人。牺牲的人中既有战死的，也有因病死亡的。印度有一种瘴气，不仅蚊子可以传染，蚂蟥也可以传染，一旦得病很难治愈，我能幸存也属万幸。另外，道路险峻也是一个原因，1700多公里的路程要足足开16天。道路都是在原始森林中开拓出来的，非常狭窄，而且坑坑洼洼，两个车要交错的话很勉强。在很多高地，常常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湖泊和深渊。我所在运输队中有一个西安联大的同学，就在运输途中翻车掉到山下。还有一位和我同队名叫宋章的，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工程师，也在开车途中出了车祸。
1945年7月12日8时半，我们这个编号为CC281的车队出发回国。车队主要由百辆崭新的吉普车组成，还有十轮大卡车、中吉普车、卫生救护车、大吊车等。我聚精会神地手握方向盘，沿山腰盘旋前进。差不多11点，车队到了印缅交界处的鬼门关。车辆等待宪兵检查，宪兵检查的很仔细，足有三个小时才结束。午后两点，车队继续前进。鬼门关对面便是一个陡峭的大山坡，路越爬越高，越高越险，仿佛已高达云层。同时立感空气稀薄，呼吸颇觉困难，车子像老牛一样喘着粗气在山间慢慢爬行。深夜11时终于抵达新背洋宿营地。7月16日，我们离开了密支那。7月20日，车队驶抵滇西门户畹町，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9-01-27 10: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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