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老战士王淑清的抗战岁月
2018-11-14 17:09:47  来源：山东省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王淑清，女，1911年生,江苏省铜山县何桥镇人。她与丈夫刘家廉是一对对党忠诚的抗战夫妻。他们夫妻二人在抗战期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敌占区以诊所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1963年退休，1982年转为离休。现安居在曲阜市老城区内。

　　2015年4月初，王淑清老人的孙子刘屹，按省史志办的组稿要求，听他奶奶讲述了她的抗战故事。

　　我丈夫刘家廉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天津学习过医学，因为医术精湛，便在徐州开了家私人诊所，自谋营生。1930年，我们结婚。婚后，我在他的熏陶下也慢慢学会了为病人消毒、换药等医学知识。在徐州期间，有姓蔡和姓程的两位共产党员与刘家廉来往密切，我开始意识到他与共产党发生着某种联系，尽管那时处于白色恐怖统治时期，我对此并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所做的一切。1937 年的一天晚上，国民党政府的警察突然闯进医院，二话不说便将我丈夫带走，我赶忙追上前质问道：“你们干什么?我们自己开的诊所，为什么抓人?”对方只冷冷地说了三个字：“有嫌疑!”我担心丈夫的安危，多次想去探监， 却被一次次无情地拒之门外。好在国民党没有抓到证人找到证据，我丈夫在监狱中有惊无险地度过了9 个月。就是在这9 个月里，他结识了同被关押监禁在一起的共产党员张新华。1938 年，刘家廉被释放出狱，之后我们便离开徐州，回沛县继续开诊所。新四军路过沛县时，我们还曾为新四军的伤病员看病打针。但是随着日寇的步步紧逼， 我们被迫放弃沛县的诊所，回到老家房村继续行医。当时正值徐州会战之际，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不甘心国家被侵略的热血青年都自发地参加到抗战中来，我丈夫便是其中一位，他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青年救国团，在地方青年救国团任乡团长。

　　1939 年2 月，微山湖区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苏鲁豫支队后方办事处第五游击大队。同年夏，我丈夫在微山湖遇到了游击队副大队长张新华等人，因为他医术高明，加上游击队缺医生，张新华等人便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能不能参加八路军，开展抗日工作。我丈夫毫不犹豫，当即就答应了。他回家后，便将此事告知了我，我二话没说，同他一起用挑子挑上收拾好的医药用品及行李，奔赴微山湖东，住在夏镇三孔桥。组织上还专门为我们在三孔桥设立了一个医院，以公开营业为掩护，实际上是专用于治疗八路军的伤病员。当时，鲁南山区环境恶劣，有不少山里的伤病员和其他地方送来的八路军伤病员都被运送到夏镇，隐蔽在三孔桥附近的老百姓家中，由我们负责治疗和照顾。同时，我丈夫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替其他八路军队伍购买西药及医用品。

　　1940 年，驻湖面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摩擦，破坏抗战，制造了屠杀我党政军干部的“千里井惨案”和“六一三惨案”，冯子固与耿聋子、周侗等五支部队围攻我滕沛边区，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困难。为了保存力量，除留一部分同志坚持工作外，其他同志撤退至湖西。为了照顾未撤退的伤病员，我们夫妻接受组织任务留了下来，继续以经营医院做掩护，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将八路军伤病员隐藏起来，使他们免受伤害。当时留在夏镇的伤病员有30 多位，一切食宿和治疗完全由我们负责，战士康复后，我们再想办法将他们安全地送回山区。

　　巧躲日寇被转移 亲人遇害激勇气

　　一天，我丈夫突然接到组织通知，要求他外出躲避，医院只留下了我一人继续开展工作。第二天，一个名叫朱广闲的游击队叛徒带着国民党顽固派，绑着一位姓杨的受伤指导员来到医院，用手指着我问：“是你给他换的药吧!这是八路军的医院!”面对叛徒的指证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我并没有畏惧，回答道：“俺开的是医院，指着看病吃饭，不知道来看病的是什么人，只知道看病要钱……”这次经历虽然有惊无险，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将医院转移到夏镇闸口。一次，一队鬼子路过医院，看到里面摆放的药品,便闯进医院进行抢掠，我丈夫上前阻止，被鬼子打倒在地，为了掩护伤病员，只好任由鬼子掠夺。迫于形势的严峻，组织上又安排我们转移到微山湖岛上。

　　我们转移到微山湖岛上后，我公公因为想念我们，便杀了口猪，以卖猪肉的名义到微山湖看望我们。他到微山湖后，将猪肉送给了游击队，住了一天便回家了。结果这个事被国民党顽固派耿继勋(外号耿聋子)的人知道了，他们派了几个人抓住我公公说：“你儿子干八路，你来往是给八路通风报信!”说完，将老人拉到西门外残忍杀害，我丈夫的二叔等亲属想办法安葬了老人。二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所作所为极为恼怒，一次喝醉酒后在大街上痛骂，结果被国民党顽固派拉到乱坟岗上打死了。微山湖游击队的侦查员为方便到各处打探消息，经常化装成挑着挑子做小买卖的商贩，刘家廉亲属被害一事很快被侦查员探听到，并告诉了我。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把这个噩耗告诉了我丈夫。他悲痛欲绝，想立即回家一趟，游击队的领导们怕他出事，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担心是有道理的，国民党的顽固派以为打死了我公公，我丈夫必然会回家，他们在房屋周围和几个路口、码头埋伏了20多天。亲人的被害不仅没有吓倒我们，反而更激发了我们革命的勇气和决心。

　　泰山庙里急遇险 开辟湖上交通线

　　1943年，我丈夫根据组织安排在外从事地下工作，在夏镇的伤病员全由我一人照料。我的四女儿即将出生时，因为当地老百姓有讲究，不让在家中住，就同伤病员一起住到夏镇泰山庙。泰山庙中有3 个院落，中间院落供奉着泰山奶奶，东院住着和尚， 西院供奉着千手千眼佛，院内还有老百姓放的棺材。几位男伤病员被安排住在东院。我和几位女地下工作者住西院，其中一位是湖西区党委书记潘复生的爱人赵玉琴，因身体有病，组织上特别安排我照顾她。庙门口住的是微山湖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梁道友的母亲。当地伪区长的小通信员叫张三，经常去庙里玩，偶然发现了藏在庙里的游击队伤病员，鬼子很快得到了消息。一天，几位女同志正围坐在一个焦炭炉子前有说有笑，赵玉琴写着信，忽然，梁道友的母亲满脸惊慌地冲进来说：“你们还吃!还不快走! 鬼子正在东院翻着呢，你们快跑吧!”其他几位地下工作者从庙后翻墙跑了，赵玉琴因为身体虚弱，没能跑，心里有些害怕。我赶紧将她写的信夺过来扔进火炉中，对她说： “你坐在这里，别出声。”并站在她旁边陪着她。不一会儿，鬼子稀里哗啦搜查到西院，到处翻找，连放在那里的棺材都一个个地翻开查看，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恼羞成怒的鬼子走到我们面前猛地打了她一拳，嘴里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翻译官是个大高个儿，穿一身黑衣服，挎着洋刀，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说：“这是俺妹妹， 她有传染病，她婆家不让她在家里住，让她在外边看病，我没事儿抱着孩子来伺候她。” 翻译官对着鬼子翻译后，鬼子转身就走了。

　　自1942 年起，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微山湖南岸(微山至夏镇)在当时为我鲁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东西交通的重要咽喉，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为敌伪顽军及我游击队共同关注的目标。湖滨平原上，敌人的碉堡林立，沟路纵横。从湖西到鲁南、由华中去陕北的交通线，完全被敌人切断，上下不通，左右失去联系，对我十分不利。山东分局和鲁南、湖西区党委的首长对孙新民(时为微山湖抗日游击大队政委)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湖上交通线，护送过往的干部。要服从大局，做好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千方百计地保证湖上交通线的畅通。

　　根据上级的指示，微湖大队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日伪军淮海省郝鹏举部，驻扎在夏镇的一个伪警备队的团(该团团长叫尹洪兴)，像一扇铁门扼守着交通要道，对我军东西交通造成很大的障碍，只要捅开尹洪兴这把“锁”，便可打开通路。该项任务复杂艰巨，必须找到一位极为可靠的人才能完成。微湖大队考虑到刘家廉医术高明， 机智灵活，且在该地的时间较长，熟人较多，于是决定派他打入尹团内部。当时，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争取伪军与我游击队互不侵犯，调查敌人的行动并及时报告，为敌占区我游击队和敌后根据地购买重要物品如医药器械和军需用品等，争取策反伪军，让其加入我游击队。

　　于是，我们夫妻二人便按照上级要求，利用地方上的关系在夏镇三八街以私人名义开了家诊所，一方面掩护来往的地下工作者，一方面想办法与尹团建立联系。正巧尹洪兴有个小儿子，身体患有疾病，我丈夫他瞅准这个机会，通过关系被介绍给尹洪兴为他儿子治病。凭借高明的医术，尹洪兴儿子的病被治愈。尹洪兴又让他帮自己戒大烟，后来大烟也戒掉了。通过这样的来往，他很快取得了尹洪兴的信任，继而又让他给部队看病。由于尹洪兴的部队没有医务人员，便让他在自己的队伍里担任军医官。就这样，我丈夫顺利打入了尹团内部。我则在诊所中配合他开展各种地下工作。时机成熟后，孙新民决定与尹洪兴在夏镇我们家中进行面谈。关于这段经历，孙新民曾在《微湖情》中写道：这天晚上，一弯新月悬在湖上。我和警卫员小方化装成走江湖的行医，来到夏镇刘家药店。铺板已上，店门半掩，按照事先约定，门槛上坐着一位奶孩子的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朵鲜艳的红花。看到那朵红花，我知道一切顺利，便走上前去搭话。“请问大嫂，刘先生在家吗?”“您是瞧病，还是抓药?”她上下打量着我，反问了一句。“不，俺是来会朋友的。”“好!里面请吧，当家的刚好在。”她笑着站起来，让开门路。我和小方跨进门槛，刘嫂就插上了店门……我丈夫成了微湖大队与尹团的联系人，孙新民、郑悌等游击队的领导和尹洪兴进行会面时，都将接头地点安排在我们家中。其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伪眼皮下为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实现了尹部队不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不关押逮捕我抗日同志，双方互不侵犯;二是通过对尹洪兴做工作，使他自动撤除了位于南庄的两个碉堡，为保障刘少奇等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人从敌人的鼻子底下安全通过作出了巨大贡献;三是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专门和伪军内部从上而下的军官、士兵层层建立关系，使我军东西交通往来及重要的运输工作畅通无阻，湖东根据地逐渐恢复，连成一片，终于开辟了湖上交通线，微山湖也成为了连接湖西、鲁南山区、华中、陕北的桥梁和中转站;四是不断将情报和敌人行动的有关情况提供给游击队;五是利用在伪军内担任军医官的身份，搞到大量稀缺药品和禁运器械等，通过火车从天津运至临城，再从临城运到夏镇诊所，通过诊所做掩护，将它们秘密送往鲁南山区和湖西的根据地。然而，正当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甚至开始积极谋划策反尹团之际，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独与敌人多周旋 营救丈夫刘家廉

　　1944 年的一天，我丈夫根据组织安排，利用尹团军医官的身份再次去天津购买药品和器械。由于叛徒的出卖，走的第二天，敌伪部队来了个大换防，尹团部队被全部换到了徐州，接替他的是伪军聂司令的部队，而且该部队三营的张营长就住在诊所的隔壁。由于事先不知道，我丈夫还是按原来的方式先将药品和器械卸到临城，并将药品先运到夏镇诊所。得知尹团被换防后，他并没有退缩，为了将组织上需要的弹花机、轧花机、织袜机等机器交给游击队，他再次来到临城取货物，不料在火车站遇到了敌伪特务，随被抓捕，带上了去往枣庄的火车。路上，他考虑到自己面前有两条路， 要么死掉，要么跑掉，于是下定决心跳火车逃跑。在敌特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从窗户跳下火车，不料被摔得昏死过去。之后又被敌特抓上火车，被死死捆住押往陶庄。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丈夫每次出远门都要对我说明什么时候回来，这次也不例外，说好第二天就回来，却怎么也等不着了。此时我对他被捕还不知情，但隐隐意识到他可能出事了。我一面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一面托组织打听着丈夫的消息。一天， 叛徒张二从隔壁张营长屋内跑到诊所，把枪往桌子上一撂，恶狠狠地喊道：“刘先生在家吗?”我答道：“刘先生跟着尹部队走了!”张二立马奸笑着说：“你不认识我了?咱可不是外人，你还在三孔桥给我换过药。”我嘴上虽说：“俺可不认识你。” 心里却想着：“就是扒了你的皮，我也认识你的骨头!”过了没两天，张营长就把我叫了去。他先是套近乎，后来就直接打听我丈夫的情况，我始终坚持说跟着尹部队换防走了，他一看实在是问不出什么情报来，便直接说出了我丈夫如何被捕，如何跳火车，等等，并进行敲诈勒索，说要想见我丈夫就得请客吃饭。如此反复几次我并不为所动，最后他急了，拿起皮鞭朝我抽了两鞭子，同时恐吓要把我抓起来。为了不影响地下工作的开展，我只好来个缓兵之计，对他说：“现在家里是真的没有钱，要不让俺大爷(通信员李洪奎)回家去，看看能卖了房子或者地，俺好能请客。”过了几天， 他又将我叫去，我说：“这个房子和地，不是一次就能卖出去的，实在没有办法， 要不再等几天……”他说：“你就是滑头……”过了几天，他又问，我说：“要不让俺大爷再回家看看，实在不行就先借点钱……”第二天晚上再次将我叫去，我说：“俺大爷还没回来呢，也许明天就能弄来钱……”他终于失去了耐心：“你要再说谎，明天还拿不来钱，我就把你抓到宪兵队去!”这天晚上，我的几个孩子已经深深入睡，而我和李洪奎、老安嫂却怎么也睡不着，3个人围坐在火炉旁，心想这可如何是好。最后，我说：“李大爷，老安嫂，你们都别管我了，真要是把我抓走了，你们把这几个孩子帮我照顾好，就拜托你们了。”老安嫂说：“你放心吧，俺把这几个孩子当自己孩子待……”大家都掉下了眼泪。过了没一会儿，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哐哐哐”的敲门声，接着是稀里哗啦的皮靴声，我心想：“这次是真的要被他们抓走了。”没过多久，又是一阵稀里哗啦远去的声音，大家都提心吊胆，不知道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等到天亮后，才打听到昨晚发生的事。原来，在尹部队调走后，换防到此地的聂司令想在老百姓中有个好印象，而张营长一家都吸大烟，为了能弄到买大烟的钱，就到处勒索，结果被人告到了聂司令处，聂司令为此很生气，连夜派人将他抓了起来。

　　一天，我丈夫的表叔从沛县小街子匆匆赶到夏镇，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交给了我。我不识字，交给了通信员李洪奎，李洪奎看后说，这是刘先生写的，他被关在了陶庄。我们立即将此消息上报给了游击队。组织上首先打通关系，安排我前往陶庄监狱探望他。临行前，张新华将一封信交给我，让我带给我丈夫，并且一再嘱咐要把信放好，千万不能让敌人搜了去。到了陶庄，我首先买了一个烧饼，用刀子从边上划开，将信塞入烧饼中。监狱守门的鬼子未看出异常，便让我进入，走在黝黑的监狱中，随着鬼子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终于来到了关押他的地方。那是个又黑又狭窄的小屋。我再一看他，两只手臂因受伤感染流着脓水，头发又长又乱，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一股难以言表的悲伤一下子涌上了心头。我一头扎进他的怀里，将烧饼塞给他，两行热泪不住地往下流。他只问了一句：“新娃(大女儿)上学去了吗?”我点点头：“去了。”还没等再说点别的，看门的鬼子就拉起我往外推。我回到夏镇，将情况向组织进行了汇报，组织上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救出他。于是让夏镇的张开奇(音)帮忙，张开奇是当地的大地主，他的女儿嫁给了枣庄大资本家刘小峰(音)的大儿，刘小峰与鬼子联系很密切。组织上正是希望能通过这个关系将刘家廉救出。作为交换条件，游击队允许他贩运苘麻。我跟着张开奇来到了枣庄。见到刘小峰后，张开奇寒暄了一番，便将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但刘小峰却说：“这个事情不好办，人证物证都有……”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张开奇答应继续找刘小峰帮忙，刘小峰走到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一连好几天，依然没有结果。张开奇害怕我丈夫如果真的出了事，游击队是不会放过他的，最后张开奇急了，指着刘小峰嚷道：“这点事你都不给办，你等着就是!”扭头便往外走，刘小峰赶忙叫住他说：“现在鬼子怀疑我通八路，不可能让他立刻出来跟着你们回去，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但我可以保证他的性命没有危险。”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一天，陶庄那边传来了消息，说刘家廉等21 名犯人被拉了出来，装上了去往满洲的火车。我知道，运到满洲的人是有去无回，急忙去找组织营救。没想到的是，这21 个人在运往满洲的过程中，路过兖州时，单单将我丈夫留了下来， 关到看押所进行劳动。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投降， 8 月28 日，我丈夫趁着警备松懈的时候，从看押所翻墙逃了出来，终于回到了夏镇家中。

　　抗战胜利后，我丈夫和我被先后调入鲁南二专署疗养所、鲁南一专署疗养所、鲁南平民医院、华东军区十四院、鲁南行署医院工作。1950 年，我们被组织安排到滕县工作，在曲阜进行整编时，遇到了曲阜县县长孔子玉。孔子玉非要将我们留下来， 至于组织上的安排，孔子玉说他会给组织上写信。我们就这样留在了曲阜。后来，我们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办了曲阜卫生院。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3-07 10: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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