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刘中华,1917年出生于山东文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入伍,历任营指导员、团政委、旅政治部副主任、军分区政委、华东野战军9纵27师政委、30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担任华东海军第6舰队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去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中华老人
八路军骑兵积极训练,为战略反攻做准备
1945年7月下旬,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攻占山东诸城
115师政委罗荣桓
115师遭围剿,我带加强营掩护陈光、罗荣桓
1937年10月,沿津浦线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占领沧州和德州之后,又进占了离济南只有130多里的禹城。日本鬼子的飞机,几乎天天都在济南上空盘旋侦察,有时还发出警告性和骚扰性的扫射。
此时,20岁的共产党员刘中华被关押在特种监狱“济南反省院”里。远处隆隆的炮声已隐约可听,刘中华知道敌人攻进来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干什么?刘中华的疑问很快得到解答。来“反省院”探望的亲友说,韩复榘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随时逃跑,逃跑不及就做汉奸。
在不久前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刘中华和他同在“反省院”的战友们向当局进行了说理斗争,他们问:“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大敌当前,为什么还不释放我们?”他们决定绝食,最后在写了一份《抗日志愿书》后,他们被释放。
获得自由的刘中华立即投入到抗战中去。
起兵天福山
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动员群众,很多地主士绅是开明的,他们都支持抗日。
开明士绅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图为李(左)与林伯渠的合影
出狱后的刘中华回到家乡文登县,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不久,他和胶东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书记理琪给了他一封指示信,让他“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如何组织抗日武装?枪支从哪里搞?”接到这个指示,刘中华感到高兴的同时又茫然无措。
他和战友宋竹庭决定去找特委书记理琪。刘中华记得那一天是12月23日,理琪和他们详谈了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要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创建抗日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省委给胶东编排的统一番号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根据当前的准备情况和现有的人员武装,决定先成立一个大队,即“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理琪说,各地凑齐的人员和武器第二天就可以来齐。
1937年12月24日,特委召开了干部会议,理琪庄严地宣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正式成立。理琪说,今天成立的虽然只是一个大队,然而它标志的却是第三军的成立,不久的将来要创立起第二、第三大队,亮出第三军的旗号。
第一大队下属三个支队,余得水任大队队长,宋澄为政治委员,刘中华被任命为第三中队的指导员。“指导员主要做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快我就当了大队指导员,营指导员,1938年是团政委。当时能干什么?主要就是靠着敢干、肯干、听话。”刘中华说,20岁的他可以做指导员,是因他是老党员,坐过牢,经受过考验。而当时的战士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孩,相对于他们而言,刘中华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同志了。
第一大队成立后以党的名义公开展开武装活动,从天福山出发,以文登县为轴心,用10多天的时间,在全县境内绕行一周,开展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吸收爱国青年参军,以扩大抗日的武装队伍。还有一个任务是收集各种枪支武装,特别是豪绅地主过去防身保家所存藏的武器,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为抗日救国保家乡而捐献出来。
刘中华说很多地主士绅是开明的,他们都支持抗日,但是当时部队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和不满。比如派饭问题,部队成立之初不能自供饮食,每天三餐都只能依靠所过村镇向各家摊派管饭。当时的原则是富人多派,穷户少派或不派。但吃了饭不打欠条也不记账,实际上等于白吃。而在出枪问题上,对于不肯捐献的顽固分子,部队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全家搜查甚至捆绑吊打。这为后来的“岭上事件”埋下了祸根。
刘中华回忆,部队24日那天是在天福山玉堂庙前广场上举行的成立大会,庙门前是一面“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红旗,是几位女同志连夜赶制出来的。就这样,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便正式诞生了。这就是“天福山起义”。“我们的部队可以说是第一支敌后抗日游击队,当时有40条枪,50多人。其他的游击队大都是在1938年春天成立的。”刘中华说。
这支队伍便是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的前身,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集团军”的基底。50年后,刘中华写了一首绝句来纪念这次起义:
半岛圣地天福山,革命英豪聚万千。
武装起义创三军,抗日烽火红满天。
轻取牟平城
拿下县城后部队研究认为,游击战不能这样占领一个县城,应该到山区去。
12月25日凌晨,按照既定的部署,一大队出发了。每过一村,他们都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唱抗日歌曲和招募群众进行大会、小会的抗日宣传活动。此外,还组织动员一些爱国青年参军,调查豪绅地主的私存枪支。
经过短短几天的宣传,部队得到了沿途村镇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社会上层的爱国士绅名流也对这支部队大加赞赏。大敌当前,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
1938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因放弃山东在汉口被蒋介石枪决。这让山东的抗日力量感到大快人心,抗日活动日渐高涨。
“1938年春天,敌人从青岛出发,占领了牟平县城。牟平县长投降做了伪军。我们趁其立足未稳之时,攻下牟平城,把县长抓了。”对于三军的第一仗,刘中华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细节。
那时候部队已经有300人,但要靠着300人硬拼一个县城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靠偷袭。部队从驻地急行军80里路,拂晓的时候来到牟平县城外。县城由一条护城河围着,但是有一道水道门没有关,周围也没有警戒,刘中华他们轻松地进入牟平县城,捉住了投降的县长。这次行动之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牟平县的公安局长做了内应,他没有关那道门,把周围的警戒人员也调走了。
拿下牟平城后,特委机关转移到离该县西南3里处的雷神庙,机关在那里开了一个会,研究今后的抗战政策,说游击战不能像这次一样占领一个县城,而应该到山区去。因为刚拿下一个县城,名义上是开会,其实是在休息。
早上八九点的时候,鬼子得知牟平失守的消息,100多个人开着车从烟台赶过来了。当时一中队在雷神庙担任警戒任务,而刘中华的三中队是在城的西关,完成攻城任务后原地待命。
鬼子来得很快,当时的特委领导、大队领导和一中队共有三四十人,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牟平县的公安也加入了战斗,从后面攻打鬼子,日本人害怕,就退回去了。
“我们牺牲了两三个同志,其中包括特委书记理琪。”理琪不是真名,刘中华至今仍然不知道他的真名,当时很多地下党员都是以化名的方式出现的。但刘中华知道理琪是河南人,为了革命事业专程来胶东,“理琪为胶东的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十年后,当刘中华看到一部电视剧《烽火胶东》有丑化理琪后,他曾多方呼吁更正。
刘中华第一次经历枪林弹雨是在1938年11月,“鬼子从平度向蓬莱、黄县和掖县进攻。这3个县的县长都是我们委派的,原来的国民党县长跑了。”刘中华说。共产党接管了这3个县,尽管第三军发展很快,但其力量仍然不足以和日本军队正面交锋,“敌人人多就躲,人少就打伏击。很多人还没有枪,光有手榴弹,枪都要靠缴获而来。一方面来自敌人,一方面是来自地主豪绅,缴了他们的枪,说你不抗日我抗日”。
在这次战斗中,刘中华负了伤,两颗子弹打在他的两腿上。仗打完后,他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1939年,115师在山东梁山伏击日军第30师团1部,歼敌300人
漫漫延安路
春天出发,穿过敌占区,到晋东南时已是深秋,刘中华因病终未到达陕北。
刘中华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即接到职位调动的命令。胶东5支队组织部长病故了,组织上让他去接任。
他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皮还没有长出来,医院的护士孙玉琦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他一次。孙玉琦是医院的护士班长,卢沟桥事变后她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在医院里做伤员的护理工作,同时也做群众工作。那个时候,根据地有党、政、军、民四套系统,刘中华从军队系统调到党务系统,而像孙玉琦这样在群众委员会下的,则是属于“民”的系统。
这一天,孙玉琦又去看望刘中华了。刘中华痊愈之前,他就是她的病人,而当他已不住在医院的时候,孙玉琦就每过几天去看望一次。这是她的工作。
药换好后,政委宋澄进来了,看到了他俩,笑呵呵地说:“你们关系不错啊。“刘中华知道他的话外之意,赶紧说:“哪里的事啊。”宋澄是和刘中华一起坐过监狱的,要年长他几岁,平时像兄长一样关心他,这一次的关心俨然一个命令:“你行了吧,你也不小了。”宋澄说。
即使在那个时候,刘中华也还没有到婚嫁的年龄,当时他22岁。但当他听到宋澄的话后心动了,他对眼前这个精心照料过他一个月的护士产生了感情,很快,他们结婚了。“我是那支部队最早一批结婚的。”刘中华说。
1939年春,中央将召开六中全会,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中央要求各大区派代表到延安汇报该地区的敌后情况。刘中华作为胶东代表,和山东代表团一起前往延安。
他首先到鲁中沂蒙山区,那是中共山东的总部。代表团一行人开始往西走,他们要穿过敌占区,有将近100人的武装部队护送他们。
这个时候正逢鬼子开展春季扫荡,“我们只有偷着走,过了铁路,被敌人挡回来,再过,再被挡回来,在鲁西转来转去好几个月。”
就这样穿过敌占区,来到根据地,再穿过敌占区,再来到根据地,一路辗转。他们出发的时候是3月份,柳树才开始发芽变绿,等他们到达晋东南18集团军总部的时候,已是秋意浓浓的10月。
彭德怀接见了他们,嘘寒问暖。“朱老总也骑着一头毛驴来看望我们,他可朴实了。”孙玉琦补充说,她跟随刘中华一起前往延安。
要去延安,还得经过严密的封锁线。在沂蒙山区的时候一个战友送给刘中华一匹大洋马,他的脚掌是平的,不能走远路,有了这匹马,刘中华当上了“骑马干部”,而孙玉琦背着一个包跟在他后面走。“叫我坐我也不坐,没有这个职位是不能骑马的。”孙玉琦这样说,而当时的刘中华,是山东代表团的副书记,时年22岁。
两个月后,代表团出发了。但当天中午,在行进途中,刘中华的“冷摆子”又犯了。从他的大洋马上摔下来,晕了过去。代表团把他和妻子安排在老百姓家中后继续前进,因为已经不能再停留了。病稍好后夫妻二人回到18集团军总部,集团军的领导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还要去延安,如果要去的话,派部队护送他去。
“我去延安的目的是学习,在这里学习也是很好的,再说也赶不上代表团了。”刘中华权衡后决定留在晋东南,进了那里的党校学习班。“朱老总给我们讲游击战,杨尚昆讲政治经济学,陆定一讲苏共党史。同学中有刘华清、陈锡联、许世友等。”
学习班3个月一期,1940年春,刘中华从党校毕业,和许世友一起回到山东。
挺进扫荡区
部队转移了,鬼子就在扫荡区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遭了殃。
滨海地区二旅二团政委,这是刘中华回到山东后的职务。滨海地区打仗很少,但在1942年,刘中华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到敌人的扫荡区,让敌人追着打。
1942年,日本军队在山东地区发动2万人的大扫荡。敌人的扫荡是以消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为目标的。所以,凡是遇到扫荡,部队的政策是立即撤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让敌人扑了个空。部队安全转移了,敌人就在扫荡区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遭了殃。
115师代理师长陈光(115师师长原为林彪,平型关战役后林彪去苏联养病,其职位由陈光代理)、政委罗荣桓从群众的利益考虑,认为丢下老百姓不好,于是就带了部队挺进沂蒙山区的敌人扫荡区中。
115师遭到敌人的围剿,情况日益危急,于是就命令滨海地区的二旅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个加强营挺进鲁中区配合115师。
“一个营3个连,加强营就是4个连,不到500人。”二旅把这个任务交给刘中华,他带着加强营突破沂水河、沐水河封锁线,进入鲁中区。“叫我们去的目的是吸引敌人,让我们成为敌人的目标,离敌二三十里的地方,不靠近他,带着敌人转山沟。”
115师打了一个硬仗,陈光说要咬着牙教训一下敌人,刘中华的加强营也打了一个硬仗,“敌人像蚂蚁一样,装备比我们好很多。我们的枪大多是装一发子弹打一枪的那种,有机关枪可宝贵了。”多年以后,刘中华说当时他很清楚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是抱着牺牲的精神去的,他的这个任务妻子并不知道,也许就生死两茫茫了。有一次他在山头察看敌情,如果不是机警的警卫员一把把他拉下来,敌人的子弹就打在他身上了。
他们坚持了半个多月,敌人扫荡结束,加强营掩护陈光、罗荣桓回到滨海地区。随后数年,陈光和罗荣桓一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取得了甲子山、梁山、剡城等著名战役的胜利,当初不到一旅人入山东,到抗战结束时,已发展到10余万人。但之后,陈光蒙冤,这位战功显赫的猛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开除党籍,1954年含冤离世。
“1940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1943年开始精兵简政,以部队为主,军政合一,实行一元化领导。”那个时候身任滨海军区政委的刘中华还兼任地委书记,“1937到1939年是发展武装充实部队,1940到1943年是巩固抗日根据地,老根据地没有年轻人,只有小孩、妇女和老人了。”刘中华说。
1943年刘中华被调到胶东,任胶东军区南海区政委。“在哪个地方都不能超过3天,晚上行军,白天睡觉,而白天又睡不着,用毯子把窗户蒙上也睡不着。”一年后,身体垮下来的刘中华被调到中心根据地,在莱阳、文登一带,敌人不来扫荡,就比较安稳了,但其驻地距离敌人也就10里路左右。
1945年七八月份,中国军队开始反攻,中共在山东成立中海军分区,聂凤智任司令,刘中华为政委,带领部队向青岛进军。快到青岛的时候日本宣布投降,刘中华他们就准备到青岛受降。但日本人不向共产党投降,中央迅即改变方针,放开大城市,抢占中小县城。
“日本鬼子一个小队占领一个县城,主要的县城派一个中队。鬼子缩在据点里不出来,打伪军不成问题,平度、莱阳这些地方很容易就拿到手了。”刘中华说。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王牌军
在国庆50周年的阅兵式上,当徒步第六方队戴着新式头盔,身着迷彩作战服,手持自动步枪通过天安门时,观众感到的是一种与前几个方队不同的不怒自威的肃刹之气。这个代表作战部队第一个通过天安门的队伍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集团军。第27集团军是解放军历史上的著名部队,是一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被人们称为“常胜军”的精锐之师。属于中央军委部署的全军战略预备部队。
这支部队在1937年诞生于胶东半岛。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领导在天福山成立的队伍和以1935年“一一·四”暴动保留下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该部队后改编为“山东纵队第5支队”。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1945年10月,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奉命进军东北后,留下的部队重新组建第5师、第6师和警备第3旅。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5师、第6师、警备第3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共3.1万人。司令员为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参谋长聂风智,政治部主任刘天浩。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隶属第3野战军第9军团。
抗日战争期间,这支部队揭开了胶东抗日斗争的序幕。在血战雷福庙、激战大青扬、打万第、反扫荡、反蚕食、解放烟台、平度等战斗中,先后歼灭日伪顽军7万余人;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军在打莱芜、攻孟良崮、克周村、下潍县及参加济南、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中、先后与国民党“五大主力”中三大主力交手;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这个军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作战。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9-01-28 1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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