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山东分局为了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山东分局赴延安报告团,由分局组织部部长程照轩带队,从地委、县委、区委和部队团、营、连、排抽调人员组成。我当时在博山县委工作,是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奉命参加了山东分局赴延安报告团。
1939年4月24日,我们从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整装出发。报告团由八路军两个连队护送,全体团员身穿草绿色军装,戴着“八路”臂章,浩浩荡荡,威武雄壮。我们人衔枚、马摘铃,先穿过新泰国民党顽固派陈三砍的防区,又以夜行军的姿态,三穿津浦铁路封锁线(因正逢陆房战斗),再过冀鲁豫、冀南大平原,大雨滂沱中爬过高耸入云的太行山,直达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骑马到我们住处接见了我们。刘伯承、邓小平又专门约我们到一二九师师部,介绍抗战形势,热情鼓励我们。对领导的指示,我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检查了行军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整顿了思想。为了便于通过国民党辖区,我们又换上十八集团军的灰军装和臂章,南下中条山、中岳山,穿过晋南的长治、壶关、阳城、晋城、沁县,直达黄河边垣曲,高唱着《八百壮士一条心》乘船渡黄河,从渑池坐火车,夜过潼关直达西安,住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三天后我们分乘两辆大卡车开赴延安。1939年10月16日,在皎洁月光下,我们齐声高唱着《延安颂》,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延安。遥望着月光下的塔影和万家灯火,我们欢呼雀跃,心潮澎湃。
向中央汇报工作
到达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中央办公厅就分别找我们谈话,一个人、一个人地叫去谈,一天谈两个人,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中央机关的同志非常热情,嘘寒问暖,让你无拘无束,没有压力。我将发动群众,宣传抗战,争取道会门武装,成立县大队,开展对敌斗争,发展党的工作,办油印小报等一一汇报,并把家乡的社会情况、阶级情况等也向中央的同志作了介绍。报告团的同志为中央机关谦逊细致的作风深受感动,对如此认真详细的调查方法交口称赞。
在中央党校学习
中央党校建在延安城北大砭沟山坡的窑洞里。一报到,校长邓发就把我分到四十班。我在中央党校学过的课程有:《中国问题》、《联共党史》(许力群讲)、《党的建设》(刘之明讲)、《列宁主义》(邓发讲)、《待人接物问题》(洛甫讲)、《统一战线问题》(王明讲)、《青年运动》(冯文彬讲),还有时事政策等。领导人作报告很多,陈云、李富春、王首道、艾思奇、罗迈、董老、吴老、林老、徐老等都作过报告。刘之明讲生活辩证法,其中讲到恋爱三条原则:志同道合、年龄相当、双方自愿。邓发讲党的建设,其中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张国焘的分裂,张国焘借清明节到黄帝陵扫墓时逃走等。邓发讲中央党校原来为保密起见,对外称中山书店,现在已经几百人了,犹如妊娠妇女,不能说是吃饭撑的吧,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正式作为校训还是后来毛主席送的四个大字。党校的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有歌咏队,并时常举行歌咏比赛。我还参加过歌咏队,队长是姚铁,经常练音、练嗓。还有军体队,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党的小组会、支部大会,都按时召开。副校长谢觉哉强调:“只了解和相信共产主义还不能是党员,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也还不是好党员,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长期苦干,除死方休,将此三者完全做到,才是好党员。共产党员要心地光光的,心上没有毛。共产党员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并不足怪,只要把心上的毛拔掉,才能作到心地光光的,能够负起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任务。”
领略领袖风采
在中央党校学习,大家最想看到的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有一次,听说毛主席到了招待所,大家蜂拥而去,一看不是,扫兴而归。终于有一天,我见到毛主席。那天,毛主席身着灰棉军装,两个警卫员一前一后,徒步去党校邓发校长那里,大家以敬仰的目光凝视着领袖远去的身影。另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40年2月1日的延安万人大会上。毛主席在大会讲话,他声讨卖国贼汪精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痛斥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把时局搞得乌烟瘴气。毛主席严辞驳斥了反动派要取消陕甘宁边区,他说:“陕甘宁边区有十好: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徒,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吃磨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不是取消,而是全国都要学,学共产党、学八路军、学新四军。”
在延安,我还见到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和蔼可亲,常在党校门前操场上与战士们打篮球,与年轻人争抢不已。朱总司令的大儿子朱琦在党校和我一个班学习。朱琦在四川老家时,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多年,国共合作后才要回来,他身上还有一些旧军人习气。他说他有一次向父亲要钱花,总司令说,我一个月才5元钱,哪有钱给你呀。后来朱琦到冀中去工作,朱总司令还专门嘱咐冀中军区司令杜文达要对朱琦严加教育,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耍威风摆架子,不要搞旧军队作风。皖南事变后,我党从苏联用飞机运来一架大播音机,朱总司令招待驾驶员,送他一双筷子,驾驶员高兴地说,我回去要给我妻子说,中国人吃饭用这个,喝水也用它呢!我们还见到周恩来同志,他从莫斯科治伤归来,党校的学员筑土台子欢迎他,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都讲了话,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脑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的领袖风范就是无声的命令,形象美好,人皆仰之。任弼时一篇文中讲过领导有四方面: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行动领导。大生产运动中纺线比赛时,任弼时就夺得了第一名。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国民党欲置边区于死地,卡断粮饷,实行严密封锁。边区23个县,13万平方公里,又不能增加人民负担,只有靠自己。党校曾因停发经费难以维系,校长邓发写报告说,如大旱之望云霓,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笔复信“库空如洗”,得自己想法。于是党校做出四条措施:发动员工伐木烧砖;办中山合作社和食堂,对外营业;长途贩盐用牛驮卖;开荒种粮种菜。党校一年停课三个月组织大生产,副校长谢老动员说:“过去常说巧妇难作无米之炊,现在应该说,能作无米之炊才是巧妇。”延安的山顶光秃秃的,全是黄土高原冲积而成,组织学生开荒,一个班为一队(约50人),两人一张镢头,班主任光管吹哨子,十分钟吹一次,歇人不歇工具,刨的刨,荡的荡,效率很高,平均每人每天开荒一亩地。秋天,党校还盖了一座7间屋长的大礼堂,从设计到施工,都是学生自己动手,我负责打土坯。学员中各种人才都有,有黄埔军校学员,有留洋的,能用英语记笔记。还演了一出苏联话剧《毁灭》,来庆丰收。
在延安时,敌人的飞机常来轰炸,排排窑洞里边都连着,以免炸塌闷死人。国民党还伺机进攻边区,党号召我们擦亮刀枪,时刻准备着。延安的生活很活跃,文化生活也好。有一次万人大会上,冼星海同志亲自指挥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500人的歌咏队,歌声在红缨枪的海洋中荡漾。延安还设有文化俱乐部、青年俱乐部。哲学报告,历史报告,天文地理报告经常举办。还有街头墙报《轻骑》,一些名人也参加进去投稿。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抗大、女大、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联合举办过一次时事化装表演,在党校门前中央大礼堂举行。民主、多彩的延安生活把国民党、社会党、青年党等一些反动谬论,驳得体无完肤,真是大快人心。1941年,林伯渠等延安五老,曾成立《怀安诗社》,赋诗歌颂延安精神。叶剑英诗:“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兮少者怀”。李石涵诗:“陈歌以展义,长歌以骋情”。使人们看到,他们不单是革命者,也是有时代感、使命感、历史感和艺术感的诗人。
俨然一次小长征
从延安归来时,朱德、徐向前专门去送我们,欧阳平带队,名曰战地工作大队。走陕北绥德、米脂,从晋西北过黄河南插文水、交城。因日寇强化治安,实行“三光”政策,一过黄河这边,沿途几乎没有完整的村庄,常常露宿街头。过平汉线时,过了七次才打过来了。每次行军,下午日头很高即走,约30里到敌小封锁线,半夜到达铁路线,有深沟,有鹿砦,每个班抗一架梯子。第一次过被敌人打了回去,天明到达小封锁线时,敌人要抓活的,多亏部队抢占制高点将敌打退。一路上又渴又累又困,我们遇到一口井,借用别人的水壶打水也没喝成,幸亏天明了,一处群众放水浇地,我连喝三大缸子才有精神了。第二次过时,半路敌人有埋伏;第三次刚要行动敌人飞机来袭扰;第四次南下百公里想从邯郸过,又被敌人打回来;最后在第七次,炸毁敌人的铁甲车,打退增援的敌人,用梯子爬过深沟,扒开鹿砦才钻过来。因为有部队护送,我们只有一死一伤胜利穿过平汉铁路。后来经过冀鲁豫大平原、湖西、鲁南等,都是在硝烟弥漫中穿行的。从1941年4月14日告别延安,经10余块根据地,过20多道封锁线,穿八百里敌战区,行程六千余里,历时一年,到达滨海蛟龙汪山东分局驻地。欧阳平政委(后任济南军区政委)说:“这真像是一次小长征!”
延安精神育我魂
往返三年整,烽火延安行,万难千苦过,思想有升腾。我自己觉得延安精神使我思想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明确了,信念坚定了,实现共产主义信心更强了。我15岁上中学时曾在作文中写,将来一定要学习苏联,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只是一种憧憬;而1938年入党参加革命,思想深处也还是赶走日寇就家走,而从延安归来,就决心干一辈子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人民服务到底。延安精神,延安作风,艰苦创业,我们要永远发扬光大。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时讲过:“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60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邓小平还告诫我们:“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60年至70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1 1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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