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铚秀：忆项英将军
2018-11-23 09:04:41  来源：《济南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项英同志于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职员家里。幼时丧父，因家境苦寒，12岁小学毕业即辍学。15岁到工厂当学徒。1919年他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董必武、陈潭秋等筹办的工人夜校，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树立为推翻旧社会制度而奋斗的决心。一次工头虐待工人，引起工友义愤，项英为工人鸣不平，发动了一次小范围的罢工，几经周折，终于使工头认错，获得初胜。从此，他对开展工人运动树立了信心，决心摸索人民解放的道路。

　　1921年10月，出席党的“一大”的包惠僧回武汉，组织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项英得悉后，主动去找包惠僧，要求参加工会工作。经考察，包认为项英有觉悟，有理想，就派他到江岸参加筹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俱乐部正式成立后，项英用这一阵地，开办工人夜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讲工人受剥削与求解放的道理，视工友为兄弟，深得工友信赖。1922年4月，项英由包惠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组建谌家矶的扬子机器厂和汉阳厂的工会，颇有影响。当时的湖北督军萧耀南，将工会组织视为眼中钉，即派兵镇压，武力查封工会，引起工人群众愤慨。工人拥戴项英领导罢工，迫使资本家与军阀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这一胜利，鼓舞了工人的斗争热情。越来越多的工友参加工会，武汉当时成为工人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随后，武汉地区的各工会联合成立起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改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的总工会，项英任组织部长。后经各地工人积极分子的努力，京汉铁路以长辛店、郑州、江岸三大站为中心，组织起16个工会，会员发展到2万余人。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军阀吴佩孚对此恨之入骨，下令禁止，派军警查封大会会场，强行封闭郑州铁路总工会。为此，激怒了工人群众，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开展全线总罢工，以回击军阀暴行。吴佩孚在工人罢工后，派军队开进各车站，镇压工人罢工，威逼工人复工。当时项英身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毫不畏惧，代表工人同军阀代表谈判，而军警无理将他强行扣押，以枪杀威胁让项英下令工人复工。项英在军阀枪口前，毫无惧色，坚强不屈地说：“头可杀，复工命令不可下!”此后，工人群众无不愤怒，前往包围了前来镇压的军警，经斗争使项英得到释放。

　　2月7日，吴佩孚用尽威胁利诱手段皆告失败，便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之下，下令屠杀工人，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二七”惨案。项英经工人掩护才免遭毒手。“二七”大罢工虽然失败，但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惊天动地的光辉一页。

　　在此之前的1922年7月，项英作为武汉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项英又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由于汉口党组织遭到破坏，党中央调他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经他努力，在沪西19个纱厂中建立起工人俱乐部，发展会员达2000多人，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和中坚分子。

　　1925年1月，项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2日，日商开办的棉八厂工头殴打女工，日本资本家又无理开除工人，引起工人义愤。经项英请示中央之后，决定组织罢工。党中央为领导好这次罢工，指定李立三、邓中夏、项英等负责，成立罢工委员会。罢工坚持到2月18日，有22家日商纱厂中的35000多名工人联合起来参加罢工。上海学生与其他各界纷纷声援。日商自知理亏，被迫于3月1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

　　项英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项英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参加了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

　　1928年春，项英被指派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不久，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回国后，负责中央工会工作。1929年11月，项英在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上作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报告》，向当时全国的280万工人提出新的战斗任务。1930年12月，项英调赴中央苏区，肩负组建中央苏区中央局和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开始了新的工作。

　　二、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1年1月起，项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还担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在中共第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从1931年至1934年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期间，项英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瞿秋白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一个师和几个团，约3万人，分布在湘、赣、闽、浙、鄂、皖、粤8省的14个地区坚持了长达3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从1934年秋开始，至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止，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4年秋至1935年春，是从正规战争转变为游击战争阶段。

　　开始，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没有得到清算，指挥反“围剿”的战斗中，仍旧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同占绝对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正规战争”。致使红军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压境之下，节节受挫，使得红军力量遭受很大损失，苏区的县城全部陷于敌手。项英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检讨自己犯的“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项英一面吸取血的教训，一面和陈毅一起作了研究，重新部署眼前的斗争。

　　长征途中的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和2月13日，两次给南方根据地中央分局发电指示：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指定项英、陈毅、贺昌等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项英为主席。项英接到指示后，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作了认真研究，部署红军分9路突围。他和陈毅准备转移到粤赣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地区。3月4日，在突围之前，将研究部署向党中央的报告发出之后，埋掉电台、烧毁机密文件才从容转移。从此，他们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

　　之后，项英与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干部会议，确立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斗争方针。对红军部队进行了新的调整，把正规部队化整为零，编为若干个小分队，分散进行游击战。这次会议，对胜利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从1935年夏至1936年底，是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依靠人民，以灵活的斗争方式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阶段。确保这些边区红旗不倒，使边区与红军游击队得以保存、发展。

　　项英与陈毅转移到大余、南雄之间的北山游击区。国民党构筑起数以万计的碉堡群，对红军进行所谓的“围剿”、“清剿”、“追剿”、“堵剿”、“驻剿”。他们放火烧山，烧毁大片山林，妄图将红军烧死在深山老林里。国民党的报纸报道当时的惨况：“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项英与陈毅等领导同志，及时教育部队、认清形势，坚定信念，稳定了部队;指挥红军游击队不断奔袭敌人后方，先后取得乌径、游山墟、西华山钨矿等战斗的胜利，并截获了从韶关开往大余满载军火的3辆汽车。这些胜利鼓舞了士气，震慑了国民党当局，坚定了红军战士的胜利信心，同时也鼓舞了群众。

　　第三阶段，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段时间。

　　这一阶段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面对全国兴起的抗战高潮，不得不接受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但他背地里下达密令“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共方武装力量及地方组织”。国民党当局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对红军主力停止了军事进攻，但对坚持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先后调集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地方保安团，实施了疯狂的“搜剿”、“追剿”、“堵剿”，企图在3个月内，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最后全部消灭之。因而在1937年的上半年，各游击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这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斗争岁月。

　　1936年12月，项英到南雄检查工作时，突然听到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经与同志们研究，立即写了一篇阐述“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及意义的文章，指出这一事变，会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要迎接全国抗日战争高潮的到来。同时，项英与陈毅一起召集游击区负责干部开会，强调决不能在此大好形势下松懈麻痹，还要准备对付面前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项英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真相之后，立即又发表了题为《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战争高潮》的文章，谴责日本侵略者，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当局及一切爱国力量联合抗战，为保卫中华民族、为保卫祖国独立而奋斗。不久，项英又从一家报纸上看到毛主席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如获至宝，立即与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一起研究，并以项英名义写了一篇《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游击队必须遵照党中央的路线和要求，与国民党淡判，争取合作抗日，促进统一战线的实现”。接着，项英和陈毅召开了粤赣边区干部大会，统一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的思想。

　　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弹少粮缺饥寒交迫、失去和中央联系的情况下，依靠坚定的革命信念，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英勇不屈，和国民党10万重兵周旋3载，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

　　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功绩。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项英关于南方游击队的报告之后，专门作了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并提到“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意义，在于牵制国民党军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在8省14个革命边区，保存了革命力量，为后来组建新四军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力量的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三、对新四军组建和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从1937年秋开始，项英同叶挺、陈毅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为尽快把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组建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日，进行了紧张、艰巨的筹建工作。

　　9月下旬，项英与陈毅在南昌与熊式辉谈判达成协议后，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11月7日，项英奉命到达延安，和正在延安的叶挺第一次见面，一起商谈了新四军组建问题。随后，参加了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发言，同时还汇报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筹备情况。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曾山，陈毅、黄道、方方、涂振农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等为委员，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会后，项英经西安，同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成员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会面，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的组建和组织领导的决定，就新四军干部的配备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25日在武汉太和街26号，同叶挺召集有关人员召开了有50多人参加的新四军干部大会。会上叶挺、项英就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讲了话。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成立。

　　项英在同中共代表团、长江局负责人和叶挺、张云逸研究商定了编组最后意见之后，由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在军以下编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属两个团，在隶属关系上，新四军由国民党三战区管辖(第四支队由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的协议，从而使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问题最后得到圆满的解决。

　　在新四军最初整编时，部队思想工作极为艰巨。因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长期分散在边沿山区打游击，从原先天天与国民党军队作殊死斗争，突然转变为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从反蒋转变到联蒋，而且要以蒋介石为抗战领袖，思想上感情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可想而知，这个思想政治工作的艰巨性。

　　1938年1月6日，项英以新四军副军长身份，率军部机关由武汉移驻南昌后，立即与在那里主持联络工作的陈毅同志会面。又接连听取了闽赣边游击区负责人黄道、闽东边游击区负责人叶飞、皖浙赣边游击区负责人李步新等同志的汇报，传达了党中央指示，研究集中整编事宜。

　　项英主持的东南分局，把向各地游击队传达中央指示、动员集中编组、开赴抗日前线作为紧迫任务。分局领导成员分赴各地传达贯彻。项英和曾山、陈毅先后分赴湘赣边游击区和赣粤边等游击区，进行传达动员，作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2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转达蒋介石命令，要求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于2月20日到达皖南歙县、岩寺一带集结，第四支队在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集结。由于各地游击队高度分散，路途遥远(最远的有1000公里)，交通不便，联络困难，多数于3月底到达。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散布在南方8省40几个县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胜利完成了下山、开进、集中整编的艰巨任务。全军4个支队，共1.03万余人，枪6200余枝。开进之顺利，速度之快捷，正如张鼎丞同志所说：“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

　　新四军组建之初，首先面临部队的部署问题。国民党当局规定新四军的任务是：在苏南、皖中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14日项英与陈毅同志共同向中央建议：新四军部队组建之后，应尽量前伸，向苏浙皖边区配置。第二天，毛主席电复同意此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区发展游击战争。同时指出，当时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是苏南茅山地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4月初军部进到岩寺后，叶挺、项英遵照毛主席关于苏南最有利发展的指示，确定派先遣支队去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24日毛主席以赞许的口气电复项英：“先遣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项英和叶挺、陈毅等研究部署，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28日出动。我当时在二团任侦察参谋，调先遣支队任侦察参谋，荣幸地参加了这一光荣的军事行动。从接到复电到实施开进，仅用了3天时间。这也可以看出新四军军长叶挺与副军长项英的指挥才能。

　　5月13日，四支队第九团一部在皖中巢县以南的蒋家河口设伏，歼灭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这是新四军首战告捷。6月17日上午，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卫岗伏击日军车队，这是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初战告捷。此后，第一支队二团取得新丰车站的战斗胜利，第三支队在皖南取得马家园战斗的胜利。南京的雨花台畔、麒麟门外，也响起了新四军游击健儿的枪声。当年6月至8月，先后取得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影响，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增强了胜利信心。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项英通知陈毅、粟裕等赴云岭听取周恩来传达党中央指示，并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项英对这一方针积极贯彻，具体部署。项英在3、4月份，自己或与叶挺一起向中央、中央军委的多次报告中，对开展江北工作提出过积极建议，包括组建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担任江北指挥部的领导。

　　项英协同叶挺指挥新四军各部队，在苏南，苏北、皖中、皖东等地猛烈打击日伪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皖南，新四军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进攻和“扫荡”，特别是在1940年10月，日军出动万余人，进至距云岭约有7.5公里的徐村桥及汀潭一带，一团、三团等部队与敌浴血奋战，军部机关和直属队一部人员也赶赴前线，终于打退了日军这次大“扫荡”。毙伤日军近千人，保卫了军部机关和后方基地的安全。并收回了原友军五十二师驻守的泾县县城交回友军五十二师。

　　新四军组建之后，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必须不断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项英和叶挺用很大精力抓了部队的整训工作，分别两次召开参谋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项英先后作了《指挥机关与参谋工作》、《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报告。并提出了“一面作战，一面建军”;“一面建设，一面创造”;“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等口号，作为建军的指导方针。

　　同时，项英十分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他说：“党的领导决定斗争的前途。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营垒，就不能与敌人坚持斗争”。1939年7月16日，项英主持了在皖南泾县云岭召开的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

　　项英重视干部的培养与提高，为此创办了新四军教导总队，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他重视部队的文化工作，同李一氓研究，成立了新四军文化工作委员会，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和技术人才到新四军工作，对提高部队的素养起到很好的作用。

　　从1938年到1940年的3年期间，新四军共作战4000余次，歼敌9万余人。新四军由组建时的1万多人，发展扩充到9倍之多。并在大江南北建立了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切，是新四军各级领导与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自然与项英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然而，新四军的节节胜利与壮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于是他们蓄意要消灭这支抗日的人民武装。

　　1941年1月，国民党调集8万大军，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包围和伏击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的9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指战员虽奋力拼杀，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之外，其余大部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与国民党交涉时被扣押，军部领导袁国平光荣牺牲。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后牺牲的还有张正坤、胡荣、冯达飞等支队领导同志。战斗结束后，项英隐蔽在赤坑山蜜蜂洞，准备待机北渡，不幸于1941年3月13日深夜被叛徒杀害，年仅43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周子昆同志。

　　我是这次事变的幸存者，亲身经历了新四军浴血奋战的惨烈场面。这次事变的主要原因正如中共中央发言人于1941年1月18日谈话所说：“这次惨变，并非偶然，实多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但项英同志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北渡的指示不坚决;对蒋介石顽固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认识不足，缺乏应付突发事变的思想准备和应急方案;事变发生后又犹豫不决，指挥部队突围的决心不果断，以致贻误了战机，使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对此，项英同志负有重要责任。

　　项英虽已离开我们有半个多世纪，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他是新四军主要奠基人之一，对新四军的组建、集中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那崇高的革命精神以及在革命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3 0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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