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口述史》八：独特的“四清专家”
2019-04-18 10:35:06  来源：烽火HOME  点击：  复制链接

　　1964年我以省委工作队长的身份调到玉溪市刘宗旗公社开展“四清"试点工作，由文山调来70多名干部参加省委试点的学习，以省委农工部的干部为骨干。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社员群众，对不法地主、富农开展斗争。要他们守法改造，对干部、社员坚持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没有伤害社队干部。蹲点的公社和生产队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还大大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玉溪地区的“社教”试点工作结束后，又调我去宜良县开展“社教”工作，刚到宜良，马上又调我们到安宁县。原来，安宁县是省委的“四清”工作的试点。由阎红彦书记挂帅，省委副书记薛韬主持工作。薛韬是安宁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我是分团长，《云南日报》社副总编夏雨是分团副团长，我们这个分团设在鸣矣河。薛韬的点设在县城连然大队。

　　在安宁四清工作团的会议上，根据我在玉溪四清的工作经验，我谈了对开展这项工作的认识，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觉悟进行政策教育，解除顾虑。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最终要表现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是否调动起来，生产是否有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上。然而，团长薛韬对四清工作的指示却是“四清就像四平街战役一样，是兵临城下，要穷追猛打，彻底交待问题，敌人不投降，决不手软。”从我在玉溪。四清"的试点工作经验，以及我多年在云南农村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社队干部中的确有个别的存在多吃多占，多记工分，账目混乱的情况，但是，还没有发现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等情况。

　　在鸣矣河试点时，我们通过干部会、社员会、座谈会等不同方式，正面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对社、队存在的“四清”问题，通过座谈、个别谈话等方式，发现和找出确实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根据上面的统一要求，对社、队干部划分为一、二、三、四类。然后，有针对性地一一加以解决。做到本人心服口服，干部、社员、群众满意。

　　开展这项工作时，工作队一进村，干部、群众不了解“四清”的内容和目的意义，必然存在很多思想顾虑，疑神疑鬼。干部群众存在观望现象。我们从正面宣传社会主义教育的意义，交待政策，目的是要进一步发展、改善和提高社员生活水平。这样便解除了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对于划分的几类干部，我们在核实问题的基础上，宣布除确有问题的所谓。“四类”分子外，一、二、三类统统下楼，领导生产。这样做的结果是保护了绝大部分干部，没有伤害干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没有受到损害。

　　然而xx蹲点的社队(城关公社)，是按他极左思路开展工作的。一进村，便由工作队夺了生产队长的权，由工作队长代替生产队长指挥生产，干部不动，社员观望，生产无法进行。其次，开批判会、斗争会，有一位贫协主席在斗争会上还挨了打，进行人身攻击。还写出《简报》说是“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情况都是农工部的同志随时向我通报的。因为农工部的梁林、付文海、李文辉、李武杰几位同事都在这个试点处工作。

　　在安宁四清工作团的汇报会上，我汇报了鸣矣河试点工作的情况，许多同志都同意我们的试点工作方法和经验，惟一唱反调的就是XX。他批判我右倾、保守、行动慢。还说我是玩小聪明，先定二十三条，后发十五条。抢先解放社队干部，还得意忘形。我认为我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工作，对他的批判肯定不服气，免不了要争辩是非。当时，大多数同志虽然不便在会上公开表态支持我，但是，都认为我的工作方法是正确的，并以不同的方式给予鼓励。

　　xx当然辩不过我，此事后来闹到阎红彦书记那里去了，阎红彦说:“你王云不走，xx不服气，或者你回农工部吧。”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议论纷纷，都有看法，但又无能为力。

　　当时，昆明军区副政委陈鹤桥同志也在安宁四清工作团，调我去他那里给他当副手，起初我不愿走，陈副政委对我讲，你的做法是对的，值得肯定，你不走，xx不好下台，还是到我这里来吧。他的司机把我的行李搬上了轿车，我为了顾全大局才离开鸣矣河。

　　实际上，xx的左，直言之是为了保他自己。他可以不顾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只要不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保住他的乌纱帽就行了。我敢于和他顶撞，是因为我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民说话。他却利用手中权力，打击报复我。

　　安宁四清前，省委组织部拟宣布我去省林业厅任副厅长。但因临沧地区要开展四清试点工作，当时是省委委员毛甦生要我协助他搞四清，于是省委决定我到临沧地委工作、担任地委常委副专员职务。

　　四清的点在临沧县蚂蚁堆公社的杏勤大队和昔本大队。我到了以后，发现这里的“四清”把“四类”分子划的太多，比如劳动力强的，家庭副业搞的好，生活比较富裕的，便划成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是“宁左勿右”的具体表现。当时，毛廷生自带的两位处长也在这里，一位是于佐(省财办的副处长，后为省委秘书长)，一位是张文俊(省财办的处长，后为昆明市副市长)。这两位处长都同意我的观点，毕竟我是搞过三期四清工作的，根据我的工作经验，不能重新划阶级，更不能扩大打击面。

　　我向毛甦生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不能扩大打击面的问题，他不同意，还说“抓不到阶级敌人，怎么给省委交待”。我据理力争，他生气了，骑着毛驴便要下山。后来，好说歹说，他才同意坐下来再作研究。后来，我们安排了复查工作，才得以纠正，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也指出“不能形左实右”。毛甦生才算口服心服了。在这之后不久，“四清工作”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回临沧地委，任地委常委副专员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18 10:35:5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王云口述史》六、七：在省委农工部十二年

下一篇：《王云口述史》九：渡过十年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