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野老兵：我所经历的抗日战争
2020-02-21 09:13:13  来源：搜狐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河北威县位于冀南中部，曾是冀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机关的驻地，因此，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敌人企图用以公路为链子，以据点为锁子的“囚笼”战术来对付我抗日军民。邢济公路，威南公路以及一些小公路，纵横全县。并沿路三五里筑一碉堡(驻伪军一两个班)，一二十里设一据点(驻日伪军、伪警察等)。当时形势非常险恶，斗争环境十分艰苦，“夜宿炮楼下，仰观路上灯。行军必过路，天天有敌情”。就是当时斗争环境的真实写照。

　　我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于1941年7月在中共地下党员老林介绍下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才14岁，担任了冀南军区武委会警卫员。当时的孙庄村明的已经被日军、伪军、国民党政权组织占领，其实在暗中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政权组织和武装，孙庄村的抗日村长是孙家其。我随之被调到位于清江县豆方屯村的中共清江县县委地下交通站，在站长孙西珍的领导下任通信员。1944年4月张兴接任交通站长。李子元是清江县委书记，刘洪范是政委，县委当时分为四个区管辖。李子元的警卫员是侯化文、李朝寅，县委秘书是刘金海。1944年4月又调县大队任侦察员。我家一直是中共冀南区党委、政府设立的地下交通站，我担任交通员。从区到县跑交通、传情报，李子元经常来家隐蔽、吃饭、休息。

　　1942年至1943年，威县是由抗日根据地沦为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艰苦阶段，威县党组织和抗日军民遭受很大损失。但是，中共威县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率领小分队和武工队深入到接敌区、敌占区，寻求一切机会袭扰疲惫、打击敌人，炸毁日军炮楼，火烧伪军据点，铲除敌特汉奸，镇压危害抗战的坏分子，分化瓦解敌伪军，粉碎敌人的大规模扫荡和多次“围剿”，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蚕食”进攻，并且不断向敌人据点、炮楼、公路沿线的敌占区发展，成绩显著，被命名为冀南区“抗日模范县”。

　　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和“囚笼政策”，在此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威县抗日模范县的局势开始恶化。敌人在七级、贺钊、河岔股、雪塔、经镇、寺庄等较大的村镇安上了据点。在斗争异常严峻的形势下，我们采取了相应的对策：①能隐蔽的党员暂时隐蔽起来;②能打入敌人内部的就打入敌人内部;③不能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党员，可以转移到外地;④我们的人员转入地下活动。总之，斗争仍在有组织的进行。

　　威县县委在狼窝村召开县委会议，研究了贯彻冀南区党委和四地委会议精神的意见。随后，又在枣科村一带召开了各区和县直机关负责人会议。传达会议精神，研究具体措施。根据当时环境恶化的形势，要求“县干不出县、区干不出区”，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会议刚结束，人员还没散去，即闻讯贺钊和城里的敌人向我扑来。为避免损失，迅速转移到清江县的柳町和韩庄一带。在转移时政府秘书罗管亚光荣牺牲。

　　县政府为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贯彻了精兵减政的措施，经研究确定撤销县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文救会、武装科等组织，成立县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主任孙步华，组织部长李一平，宣传部长杨晨哥，武装部长米光，青年部长王蓬仙，农民部长朱增梅，妇女部长崔玉勉②，文化部长李磊石③。同时，要求各部长一律到区兼职，区一级干部到小区或中心村兼职，也有个别同志被批准回家作暂时隐蔽。同时相当多的一些干部回家后不敢出来了，也有向敌人自首的。

　　那段时间日伪军经常强迫大批民工为他们修筑炮楼，我们就千方百计地进行扰乱和破坏。有一次，敌人在威县村北修炮楼。我们就到该村附近隐蔽下来。他们白天修，我们就在县委领导下组织周围村庄的党员、干部和县大队的游击队员晚上去拆，使这个炮楼好久也修不起来。后来敌人施出了一条毒计，叫村里的群众晚上轮流守着炮楼，如果被拆了就追查责任。日伪军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无比义愤。看守炮楼的群众对我们说：“你们拆吧!拆了就把我们一起带走。”这么一来，那些看守炮楼的群众家属都成群结队地哭闹着找皇协军要人。闹得敌人昏头转向，没有办法了，就派人找我们交涉，要求我们放人。我们就对来人说：“放人好办，得答应一个条件。今后不准再在这里修炮楼，不然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炮楼始终没有修起来。

　　1942年夏秋，我们依靠青纱帐同敌人进行游击战。可是到了秋末冬初，青纱帐逐渐消失了，在那一望无边的平原地带，没有青纱帐作掩护，打游击是十分困难的。怎么办呢?后来，受到在地里挖坑藏身办法的启示，都觉得挖地洞是个好办法。

　　开始，很多地方挖的地洞都是一个口的小洞，我们叫它“蛤蟆蹲”、“望天猴”，有的也叫“蒜臼式”或“瓦罐式”。而且洞口都很隐蔽，有的在锅台下，有的在夹皮墙中，有的在神堂后边，有的在坟头边，有的在井底下，有的在鸡窝里。这些地洞挖起来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次，县委书记李子元带领我和李朝寅在一个村开展工作，快中午时，日军把村子围起来，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有老乡把我们引到一保垒户家中，让我们藏在锅台下面的地道里。河北农村进屋就是锅台，它是和炕连在一起的。谁知，这家老乡挖的“蛤蟆蹲”太小，容不下我们三个人。我年龄小，又是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就安排李子元和李朝寅两人下去隐蔽，我负责在上面掩护，并圪蹴着折棉花柴装作准备做饭，让老乡把门全部打开，在院子里扫地。刚安排妥当，日军就闯进了院子，对我们两人分别盘问起来，那个时候早已经把我和老乡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都相互交待清清楚楚。日军看问不出什么情况，便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的扒东西，闹腾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就把墙根上放的几棵白菜给抱走了。

　　针对皇协军大都是本乡本土人员的实际情况。我们普遍采取了给这些人员记“红黑点”、“善恶薄”、“保证书”等形式，争取和瓦解敌人。“红黑点”就是敌伪人员谁干了好事，就在他的名字下面记一个红点，谁干了坏事就给他记一个黑点。记到十个黑点，我们就想尽办法要把他干掉。“善恶薄”就是敌伪人员谁做了好事或坏事，我们全给他记上。做好事就记在“善薄”上，做的坏事就记在“恶薄”上;“生死薄”就是把敌伪人员做的好事和坏事都记在帐薄上，给每个敌伪人员都立上一个“生薄”和“死薄”。记在“生薄”上的，我们捉住他或解放后也不杀他。记在“死薄”上的，我们捉住他或到解放后捉到他，都要将他杀掉。“保证书”就是凡是经过我们的宣传教育，能够转变立场，做到与我们打仗时朝天放枪，平时也不捕捉我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革命群众，不烧杀抢掠，不奸淫妇女，不打联络员，能够设法营救被捕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者，我们就秘密发给他一张“保证书”。“保证书”上还印着“身在曹营心在汉”几个字，凡有“保证书”的均不按汉奸论处，并保证其个人和全家父母、妻子儿女的生命及财产的安全。敌伪人员凡是愿意给自己“留后路”立功的，可与我方敌工组织建立秘密联系，还承认他的革命资格，算作我方工作人员。我们将以上规定的办法，通过内线关系，敌伪人员的亲属，给敌人上大课、散发传单、张贴油印宣传品等办法广泛向敌人宣传。我们并将某些敌人做的一桩桩一件件坏事公布于众，对敌人震动很大，敌伪人员都在考虑自己的后路。当时，在群众中和敌伪人员流传着这样两首歌谣：“红黑点，记得清，做好事点上红，红点点上是主动;做坏事记黑点，黑点多了就枪崩”。另一首是：“八路军，真是怪，红黑点，记好坏，记红点，没有事，记黑点，掉脑袋。”敌人对这种办法很害怕。有一次，敌人在“扫荡”时，有一个敌伪人员暗中放走我一名抗日干部。事后就有几个敌伪人员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方报功，要求给自己记上红点。我们这些机动灵活、多种多样的敌工斗争形式，非常生效，对促使敌伪人员转向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后来开展对敌斗争工作也就顺利多了，对整个抗日战争也起了推动作用。

　　从1942年春节到五月底，威县由抗日根据地变为敌占区。日军修了县界沟，平均四个村就安一个据点或碉堡，并且用“捂村”的办法，进行疯狂的“大扫荡”，使我抗日武装无法站脚。4月29日，日军“铁壁合围”大扫荡开始了。我抗日军民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为坚持抗日付出了很大代价，例如：六区由于区长于欣(于四帮子)被捕投敌，使该区游击队全部损失。这段时间里被捕的还有七区区长李锡亭、区委高峰、黄晓光、李荣，四区区长夏西珍，特别是魏誉山、黑光也被捕了，牺牲的有二区区委副书记李朝海、区委孙佳明等。村里的抗日干部牺牲的更多。

　　在“四二九”日军大扫荡时，我最亲密的两位战友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记得有个叫张□清，当时有十五六岁，是威县七级东面有个村的人。也在县委当勤务员。日军大扫荡他没有突围出来，就躲藏在贺伍庄一家空院的三间空房里。这座房子里空荡无物，只在墙角处竖着一领旧席。

　　这时，除了他背着干部吃饭用的十几个搪瓷碗外，仅有一枚防身用的手榴弹。他把街门、屋门关好，坐在屋地上休息。

　　敌人住进了贺伍庄，就开始搜捕抗日军民。小张躲藏的街门被砸开，几个敌人端着刺刀闯进来。冷不防小张甩出一个搪瓷碗，吓得鬼子缩进了街门洞。停了一会，见没有动静，敌人又探头探脑的向院子里面蠕蹭，猛的又是一声响!敌人又缩了回来，用枪打了一阵，把门窗打的稀烂，没见还击，就又蹑手蹑脚地走进院子。只见骨骨碌碌一个东西滚向敌人，敌人又认为是一只搪瓷碗也就没当回事，谁知，这次甩出来的是一枚手榴弹，“轰”的一声响，炸倒了几个日军。日军用机枪猛扫一阵子，人终于进了屋子，但见屋内只在墙角竖着一领席，别无一物，也不见有人。敌人向席筒戳了一气，把席筒弄翻就走开了。

　　敌人撤走后，趁着天黑，小张一跛一拐地来到一个老乡家里。老乡见他满身都是血，又怜又惊，忙给他作了简单的包扎，给他吃了一个窝窝，喝了两大碗凉水。然后，由一位老大娘送他到小李庄一家堡垒户掩护起来。几天后，小张回到了县委，浑身缠着绷带，从头到脚一共有14处刀伤。小张的事迹，使人感动。后来，小张被调到武工队在清河一带坚持斗争，不久被提升为武工队的小组长。

　　还有一位是姓王的老同志，年龄比我大许多，是位非常忠厚的人，我们都在县委机关，他平常主要是负责后勤工作。有一年的腊月三十夜，老王也不知道从哪弄来了面和菜，我们几个商量多天没吃过饱饭，就包顿饺子改善一下，谁知，饺子还没出锅，日伪军就到了村口。老王眼急手快，用马勺(音)给舀些饺子倒在我们衣裳的前襟包起来就让赶快撤，我们一口气跑有十几里路，在一片小树林里停下来喘气，几个人把半生不熟的饺子分分尝尝，也算过了一个年除夕。

　　这个老王有个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是睡觉爱打呼噜，并且非常的响。这在和平年代不算什么事。但在当年开展游击战时可是个致命的缺点。为此，他没少苦恼，往往我们宿营时他很自觉的住在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地方，怕打呼噜引起敌人的注意，影响同志们的安全。那次大扫荡后，老王一直没有音讯，我们经过多方查找，并通过内线了解情况，但不知老王是牺牲、失踪还是有其他什么不明的事情。现在想，很让人伤心。

　　我那时传递情报也想了很多办法，最主要的是把情报用纸分开写，把这些纸卷成火柴棍大小的形状，再分别塞入衣角、裤角、鞋边等处，这样即使被日军搜查到一处，但也是只言片语，没有完整的情报，也不会出现更大的损失。不过，在我参加抗日战争的那几年，送过无数的情报，还真没有发生过一起事故，这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吧!

　　记得有一次掩护李子元，是在一个初冬的夜晚，日军突然把我们开展工作的村子给围起来，撤退已经无处可走，我把李子元领到一保垒户家中的房屋里。这个老乡家中是腌咸菜的，屋里屋外堆的腌咸菜的篓子很多，没办法隐蔽，看到这些篓子我急中生智，让李子元圪蹴在屋墙角处，用几个篓子压在上面把他藏在篓子下面，我走出屋又把房门全部打开坐在门口装作打盹，正想着咋对付盘问时，日军拥进了院里。有几个日军从我身边挤进屋里，踢倒了几只空篓子，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退了出来。大概这伙日军冷了吧，就让我给他们掐柴禾点着烤火，他们“叽哩哇啦”说些什么也听不懂，我掐了几捆柴后也凑到火堆前来麻痹日军。随后，日军吹响了集合哨，这几个烤火的日军就慌忙撤走了，我们又一次化险为夷。现在想，那天真是万幸啊!如果李子元被日军发现，中共新野县历史就要重写啦。

　　1945年6月13日日寇败退，威城解放，9月24日解放邢台，我军战士抓捕了日寇威县维持会会长，并于12月12日在威县城公审处决了大汉奸和梦九，大快人心。县委又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反奸清算运动，组织大生产运动，支援抗日战争前线，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支援解放战争，动员参军支前，保卫胜利果实。

　　1945年11月，冀南行署通令，调整行政区划，撤销宏毅、清江、企之等县。宏毅、企之两县原威县部分仍划归威县，清江县原临冠邱特区辖地划归威县。李子元任县委书记，王其如④、常中方任副书记，李慕三⑤任县长。这个时期，县委、县政府机关驻潘村。

　　威县光复后，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奸清算运动，虽时间不长，但来势却十分猛烈。惩治镇压了汉奸县长和梦九，警务大队长郭海，柏悦村的马仲仁，大寺庄的房印远，潘固村的王中立等一伙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大汉奸、大劣绅。

　　1946年10月在李子元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是1947年的9月间，南下干部在南宫城附近的三里庄集合(南宫城当时是冀南四地委驻地)，听取和学习了地委书记乔晓光作的形势报告。威县干部编成一个中队，米光任中队长，郭林任副中队长，李子元任中队政委，赵华光任总支部书记。中队下设3个分队，分队下设班。威县县股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李子元、米光、郭林、牛忠、王济民、李朝寅、关廷秀、耿振同、赵华光、张靖如、刘增山、尚凯、王蓬仙等人。

　　1947年12月22日，我们随桐柏军区三分区部队解放了河南新野，成立了中共新野县委、新野县爱国民主政府和新野县武装指挥部，李子元任县委书记，我仍是他的警卫员。记得当时分到新野的南下干部有：马力耕、马方晓、马济东、王长富、王化远、王世勤、王会周、王庆友、王志忠、王卓、王明武、王振刚、王新文、王蓬仙、王增禄、牛忠、尹如彬、史彬如、白风仪、吕任革、刚冻忠、任魁选、刘文林、刘玉珍、刘竞宇、刘富友、刘增山、孙风鸣、孙桂生、孙瑞亭、杜成兴、李建秋、李朝寅、李德纯、杨同海、谷成修、宋双锁、宋忠勇、张玉佩、张同一、张寿吉、张明磊、张宗海、张佩英、张勇、张振涛、张登朝、张锡文、陈万春、房汝江、赵学章、段建明、侯长青、耿振同、殷玉堂、郭庆明、郭芳甫、曹振田、梁宏江、韩风岐、韩存义等人。

　　①李子元，河北威县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军南下后，历任新野县委书记，中共邓浙工委书记，南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海南行政区第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农林渔牧业部顾问等职。系中国共产党第十次、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

　　②崔玉勉，河北威县人。1938年10月参加革命，1939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北威县妇女救国会主任、宣传部部长。1948年10月随大军南下时任连队指导员，到新野后，任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南阳专区妇救会宣传部部长，南阳县副县长，南阳棉纺织厂厂长，南阳市(县级)政协副主席等职。

　　③李磊石，河北威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军南下后，任邓县裴营区区长，内乡县宣传部部长，淅川县县长，南阳地区农校校长，地直党委书记等职。

　　④王其如，河北威县人。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威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区委书记、中央土改华北局组织部干事，天津监察局局长，天津市纪委筹备组副组长，天津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⑤李慕三，河北威县人，1934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后，先后任鸡泽县县长、邱县县长、威县县长。建国后，历任河北省邮政局局长、西安仪表厂党委书记、陕西省国防工办副主任、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口述者：范玉明，曾任新野县武装部副部长等职。

　　整理者：薛军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2-21 09: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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