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杨伯方：亲历仁安羌大捷
2016-07-28 09:17:43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5-08-02 记者：王雷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座八米多高的纪念碑孤零零地伫立在缅甸南部小城东吁(又名同古)的一个院子里。这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留下的唯一一座纪念碑。而就在曼德勒、实皆、密支那等地，日军的纪念碑也默默地站立在一个个山头，一条条河边，一座座寺庙里。

　　缅甸当地人对这些水泥建筑无动于衷，一边是中国军人，另一边是日本军人，表面上都与他们无关，何况历史已经过去了六十年。　　

　　在东吁城边的锡当河大桥桥头，住在岸边的一家人知道在这里曾经打过仗，但谁和谁为什么开战，他们却不知道。“老人告诉我们，死了很多人。”房子里的年轻人正躲在木屋里吃午饭，好奇地望着我们。

　　就是在这条浑浊的锡当河两岸，中国远征军200师与日军55师团苦战12天。这次战斗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中唯有的两次“可圈可点”战役中的一次。东吁战役也是戴安澜将军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不久后，他被日军狙击手偷袭以身殉国，遗体被下属轮流背运回国，全国为之默哀。

　　第一次远征军以惨败告终，10万中国军人中的6万人永远倒在了异国。2年后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发起缅甸反攻，在中缅边境会师。中国军队以伤亡6.7万余人的代价毙日军4.8万余人。

　　十万战死的中国军人，在缅甸留下的痕迹，如今几乎只剩下东吁的这座纪念碑。

　　考入装甲兵团

　　“我是见习军官，坐在后面的卡车上，跟着坦克向外冲。日本人没想我们有战车，派骑兵实施包围，我们的炮一响，他们立即掉头跑了”

　　1938年的深冬，日军飞机轰炸洛阳，洛阳第一师范学校也未能免灾，校园几乎被夷为平地。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杨伯方与同学们一样，都失学了。

　　这次轰炸把杨的命运与60年后缅甸仅存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在那个时候，杨伯方的最大愿望是能通过第五军陆军装甲兵团的招兵考试。

　　“这是中国第一支装甲兵，招考条件极严格。”杨伯方当然抑制不住开战车飒爽英姿的诱惑，立即报名考试。

　　经过体检、笔试，学生们还要坐火车到南京接受复试。一名学生各项检查都合格，但还是被刷了下来，因为他脸上生过天花。“这名同学委屈地问考官，难道脸上有麻子就不能爱国了？考官回答，这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如果领袖、外国元首视察，影响军容。然后给了三块大洋，他只好哭着回家了。”杨伯方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嘿嘿笑了。

　　上海随后告急，杨伯方与学员们撤到湖南湘潭，在这里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装甲兵团，团长就是日后的中国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

　　中国的坦克是从苏联进口的“九吨半”，有一门40毫米口径炮，配三挺机枪，无论吨位、火力都超过了日本坦克。在一年后的一次实战中，杨伯方感受到了“九吨半”的威力。

　　杨伯方等学员毕业前随一团九连参加豫东会战，作为毕业见习。部队却被日军包围在陈留县，突围的重担压在了九连的9辆坦克上。“我是见习军官，坐在后面的卡车上，跟着坦克向外冲。日本人没想我们有战车，派骑兵实施包围，我们的炮一响，他们立即掉头跑了。”

　　突围顺利完成，70名学员只有一人因隐蔽在麦田里，被坦克轧伤不治，其他人安然脱险。部队突围后撤到洛阳休整一个月，其间中国组建装甲兵二团，杨伯方被调到二团，担任第三营九连一排排长，指挥三辆坦克。

　　1941年12月，中国组建远征军赴缅作战，第三营全营被改编成汽车兵，杨伯方所在的连队配属新38师，负责运送士兵及物资。新38师师长是创造了最辉煌抗战战绩的将军之一孙立人。

　　星夜解救英缅军

　　杨伯方和其他汽车兵把卡车开进树林，隐藏起来。第二天拂晓。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

　　杨伯方到新38师不久，就参加了孙立人将军的成名之战——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位于缅甸中部，是缅甸重要的石油原产地。1942年4月，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在缅甸向导带领下，采用隐蔽的穿插战术，穿过英印军布下的三重防线，抢先占领仁安羌油田西北的滨河大桥，堵住了英缅大军的退路。

　　英军从仰光一路撤退，军心涣散，总司令甚至断定日本人使用了空降战术才截断了后路。总司令一面命令炸毁油田，一面匆匆组织突围。但突围完全是徒劳的，英缅军在阵地前面丢弃了大约两千具尸体外，却始终没能向前移动一步。

　　英军7000多人被不明人数的日军包围，向中国军队发出了求救电报。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命令距仁安羌最近的在曼德勒驻守的新编38师解围。

　　敌人有多少？

　　“不知道。别说我当时不知道，就是孙将军也不知道。按常理推测，日军至少也应该有7000人。”杨伯方的汽车营只有45辆卡车，运力不足，英军又借给中方一些卡车，凑够100辆，拉着部队赶往仁安羌。

　　当时新编38师全师才7000多人，而且分散在不同的防区，一时能调动的只有一个113团一千多兵力。“孙立人果然勇敢过人，他命令113团连夜急行军到仁安羌。我们晚上出发，一路狂奔，凌晨五点就到了。”

　　杨伯方和其他汽车兵把卡车开进树林，隐藏起来。第二天拂晓，113团发起进攻。

　　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死里逃生的英缅军败兵丢下车辆和武器向北溃退。中国军队在他们身后的仁安羌又坚守了三天，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缅军官兵，外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最后主动撤出战场。

　　战后中国军队才得知，日军也只有一个联队1000多人的兵力，除少量逃脱，大部被歼，中国军队战死204人，伤318人，少校营长张琦在冲锋中牺牲。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41岁的孙立人师长因此役获得英国皇室勋章一枚。

　　营长张琦的尸体被送到后方，士兵在一户华侨家里找到一口棺材，收殓后，汽车营派一辆专车运送棺木。“后来大家翻野人山，没有路，汽车停在路边全部焚烧。张营长的棺木实在没办法运输，只好拉下来埋掉了。”

　　张琦墓地现今已无处可考，也成为十万战死异国的流浪亡灵之一。

　　缅北丛林大撤退

　　恶劣的环境增加了撤退的凶险，霍乱和饥饿也大肆攻击这支陷入丛林里的部队。孙立人违抗北撤军令，把新38师带到了印度，从而保全了士兵们的性命

　　仁安羌大捷后，紧接着的，却是中国远征军的大覆灭。

　　“我们高高兴兴地准备前进，却接到立即撤退的命令。”杨伯方和战友都十分不解，找营长询问，营长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回国的退路腊戌被日军千里奔袭占领了。

　　腊戌是缅甸铁路向北延伸的终点，从这里，由仰光港运送的美援物资卸下火车，装上汽车，由滇缅路运进中国。腊戌失守，意味着缅甸境内的远征军都陷入了日军的包围网。

　　四月二十八日，腊戌失守当天，负责防守腊戌的第六军军长逃到畹町，又同刚刚开到畹町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一道钻进装甲车，一口气撤退到三百公里以外的保山。两天后，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上将悄悄离开指挥部不辞而别。他带了一排卫兵强行征用一列火车，押着司机开往密支那，准备从那里登机飞回重庆。不料这列不按计划运行的火车只开出二十五英里就与另外一列货车迎面相撞，致使本来就极度拥挤的铁路因此中断两天。

　　“我的天！这头脏猪怎么没有撞死？！”史迪威将军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难道委员长竟相信这样的人能够打胜仗？！”

　　杨伯方和其他士兵被这样的总司令、军长抛弃在了异国他乡，他们的命运愈发难测了。

　　腊戌被占领后，中国军队只剩下两条出路，一条向北翻越野人山回国，另一条向西撤到印度。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执意向北撤退，士兵们一头扎进了茫茫的缅北丛林。

　　杨伯方的汽车早就在上山前烧掉了，从“汽车兵”变成了“步兵”，艰难地跟在那些早已习惯了走路的步兵弟兄身后。“他们走路像飞一样，我们跟不上，还挖苦我们，喊‘加油啊！’我们回答‘汽车都没了，还加什么油啊。’”

　　失败的情绪在部队中蔓延，恶劣的环境增加了撤退的凶险，“一路都是森林，抬头看不见天，地上的树叶几尺厚，踩上去软绵绵的。”五月正是雨季，杨伯方和战友每天都泡在水里，白天淋雨，晚上在身上盖片芭蕉叶就权当雨衣，互相靠着睡觉。“我抬手把自己吓了一跳，手指头成了绿颜色，大家伸手，人人如此。”

　　霍乱和饥饿也大肆攻击这支陷入丛林里的部队。杨伯方看到树下一个士兵抱着枪睡觉，捅了他一下，让他跟上队伍，这个士兵却斜斜倒在地上，原来已经死掉了。粮食吃完了，士兵们摘野果，结果很多人中毒，躺下了。野果不敢吃了，挖芭蕉树的根，烤了以后糊口，“特别难吃，嘴发麻，舌头硬着不会说话”。

　　在山里偶尔遇到半开化的原住民村庄，士兵们蜂拥而上，把粮窖和地里的庄稼洗劫一空。“我们把地里的玉米吃了，把玉米棒吃了，最后把玉米秆煮煮也吃了。”

　　3个月后，衣衫蓝缕的中国军队终于返回中国，在撤退中，由于指挥错乱，各部队落伍、病死的人数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

　　杨伯方能有幸生还，不是因为他的运气好，而是因为孙立人将军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新38师。

　　孙立人违抗北撤军令，把新38师带到了印度，从而保全了士兵们的性命。当新38师的士兵出现在印度时，尽管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蓝缕，但手中的枪却擦得油亮。

　　杨伯方一到印度就病倒了，严重的疟疾使他上吐下泻，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才渐渐康复。

　　纪念碑守护者

　　1992年，杨伯方联络两名华侨，成立纪念碑迁建委员会，向缅政府递交了迁建申请。1997年3月，历经五年三任大使和上百华侨的努力，缅政府终于批准迁建

　　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从缅甸撤离后，在八莫、密支那、腊戌、曼德勒等地，为死难将士修建了大量墓园和纪念碑。

　　但现今在缅甸，只保存下一座远征军纪念碑，它的守护者就是在孙立人手下当过汽车兵的杨伯方。

　　1942年8月的杨伯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严重的疟疾几乎夺走了他的生命。病愈后的杨伯方决定不当兵了，“不想打仗了，太危险，也不愿意回国。回国干什么呢？到处都在打仗。我想，还是做个华侨吧。”

　　杨伯方找到孙立人将军，报告了去意。“孙将军态度和蔼，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听说加尔各答有很大的华人社区，我原本是学师范的，计划去那里当老师。孙将军想想说，也好，要我安心为华侨服务。”

　　杨伯方回部队交了枪，于是，23岁的小伙子成了一名国际公民。

　　加尔各答的生活比预想的还要顺利，杨伯方在茶楼喝茶认识了一名中国人，聊了几句就把工作找到了，“他问我会不会教书，我说这正是我的老本行啊。”

　　加尔各答华侨众多，但能讲普通话的老师却奇少，原因是这里的华侨大都是广东、福建人，会讲普通话的人当然不多。杨伯方任教的“梅光小学”就是一所梅州会馆办的小学，“500多名学生，只有三位会讲普通话的老师”。

　　杨伯方后来还在其它学校兼职，每月的薪水比校长的还高，“每月150个卢比，吃饭只用25卢比，一双皮鞋才两个半卢比”。

　　工作上一帆风顺，爱情也接踵而至。一次杨伯方去朋友家做客，认识了朋友的妹妹李秀青。

　　两年后杨、李在加尔各答结婚，这一年杨伯方25岁，太太李秀青19岁。1945年，日本投降，杨伯方愈发思念河南延秋县老家的父亲与妹妹，他决定带着妻子回国探亲。

　　杨伯方与妻子从印度雷多入境缅甸密支那，准备从这里回国。然而半路上，他们带的行李失窃，现金与衣物全部被偷，两个人只好滞留在缅甸。

　　“我们都不会说缅话，我依靠部队的朋友，进口布匹，贩运到密支那卖，因为语言不通，亏了。后来又当司机，为老板跑运输，也不挣钱，最后只好重新教书。”

　　杨伯方于是开始了“缅甸华人教育”的下半生。

　　“我的学生大多是华侨的后裔，主要是广东人和云南人。学生不会说汉语，我不会说缅语，语言不通，也只好硬着教了。”

　　1955年，东吁创办华文中学，杨伯方受邀，带着妻子来到东吁，此后，杨伯方与夫人一直生活在这个缅甸南部平原上的小城。

　　上世纪六十年代，缅甸发生排华风暴，排华期间，华文学校尽数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中国军人纪念碑也被破坏。杨伯方执教的中华学校校园内，有一尊宝剑状纪念碑，碑身高七米，刻有“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八字，方形底座上刻有隶书体碑文，记录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史略。

　　杨伯方介绍，这座纪念碑落成于1951年，由缅甸五位华侨领袖出资修建，目的是纪念以戴安澜将军为首的中国远征军200师将士在东吁与日军展开的战斗。当其它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墓园被推倒、夷平时，这座纪念碑深藏在校园角落的荒草中而躲过劫难，幸存了下来。

　　198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50周年纪念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曾到东吁，为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敬献花圈，但因为纪念碑在已经收归政府的中学校园内，而未能如愿。

　　这次事件拨动了杨伯方的心弦。

　　1992年，杨伯方联络两名华侨，成立纪念碑迁建委员会，通过中国大使馆的途径，向缅政府递交了迁建申请。

　　1997年3月，历经五年三任大使和上百华侨的努力，缅政府终于批准迁建。杨伯方只用了25天时间就把纪念碑迁移重新建好，在纪念碑的底座上，新增两面大理石石刻，一面把原隶书体的碑文改成楷体，镶于碑上，另一面大理石上刻录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为戴安澜将军题写的挽词。

　　2001年，包括中国大使馆代表在内的200多人到东吁参加纪念碑建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去年戴安澜将军的儿子也到纪念碑前敬献了花圈。

　　“今年8月，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要来举行一些纪念活动。”杨伯方说，大使馆还通知他，将邀请他赴北京参加中国政府举办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缅甸老兵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再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7-28 09: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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