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克群,1923年生于山东省苍山县①。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国恨,日军经常下乡扫荡、抢粮、杀人、烧房、强奸妇女,惨案连接不断,罪恶罄竹难书。日军汉奸住的地方离我们村东边有三里地,北边不到三里路,是两个据点,往西又是两个据点,据点多的如牛毛。
日军在各大交通要道建立据点,当时曾有“十里路修个据点,八里路修个岗楼”的说法。每个据点都会有几十个人驻守,其中有一半是汉奸。日军设立的岗楼约有10米高,便于瞭望和射击,外有围墙加铁丝网,墙外有2米来深的壕沟,非正规军根本攻不进去,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攻克据点,而是防守、反扫荡。
在据点中驻防的日军和汉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实行“以铁路为主、公路为铁、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要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他们实行“三光”政策,一边抢粮食,一边抓人,看到村里的青壮年,如果怀疑是八路军就把人抓走。如果没有发现八路军,便抢农民的口粮,以及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所到之处,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日军到村里扫荡都是在早上三四点,四五点钟的时候。先把村里围上,然后开始往里打炮,进村就开始砸门,看见青年就把百姓弄到一块,让你找八路,问你粮食在哪里?老百姓说,不知道,日军就说你是八路,不说就枪毙你,或者是刀劈你。问情况不说,一个一个杀,杀完以后还不准收尸,都抵溜在树上示众。
有一次,天不太亮日军扫荡到我们村去了,我一个哥和叔叔,还有另一个姓阎的,没跑开还在炕上睡着被日军抓住了,硬说他们是八路,把他们三人连捞带拖的拉到村中间给枪杀了,其实,他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日军奸淫妇女,走时把抢来的粮食都用车拉走,牛、马、猪、羊通通的都赶到据点里去。特别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也是日军扫荡最多的时候,几乎天天出动抢麦子,不管老百姓的收成咋样,来了就是连锅端,能吃的都给你弄走。麦子扬场时,日军就在旁边站着,扬完场,他就让往布袋里装,抢走后他不但要吃,而且还要往他的日本国运,日军吃喝穿用所有的物资都是在当地掠夺,最后,连百姓家大门、窗户、衣柜上的铁扣件都拆拆拿走,说白了就是以战养战。
这一时期,我们这个地方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的武装很少,这些人也坏,日军不打他们,专打共产党,逮住共产党的人员不是杀就是送到东北干苦力劳工,有一次,我们一个村被日军抓走十几个青壮年。
记得我们村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娃,日军问他八路军藏在什么地方,小娃说这里没有八路军。话刚落音,日军一刀下去将小孩的右耳朵砍的快掉了。小孩赶紧用手捂住,吓的圪蹴在地上一声也不敢哭。
从1938年开始,我便拿起了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夜天,我们也要组织老百姓在离村上有几里的地方放哨,或趴在沟里或在树上,有动静便敲锣打鼓通知,有枪还有鸣枪,听到后老百姓不顾命的往前跑。
为了给老百姓传递“鬼子进村了”的信息,我们常在村外山坡上站岗放哨。哨位上竖起一根粗细不等的树棍,树棍上端挂着衣物,放哨的站在山坡高处,密切注视着鬼子出没的行踪,若是观察到鬼子沿着土道朝这边走来时,就赶快推倒“消息树”。老百姓远远看不到山坡上的“消息树”了,为尽早藏粮,躲避杀害争取时间。
1942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也就是在1943年1月份,我参加了八路军沂河支队②,当时和我同时当兵的都是东西两庄的人,有十几个我都认识,现在记得有:秦永和、张丰典、齐有清、侯建彬、王迎旭、胡正瑞,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庄的,其中胡正瑞参军时才12岁,前几年还在河北省一个军分区任职。侯建彬以前在小煤矿扒煤,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杨成全前几年在郑州,他们当年都是和我一个连的。
沂河支队,开始就是一二十个人,对外称是一个连,我们参加对外称是一个营,其实也就大几十个人的样子,开始营长叫母光仁,是个红军,江西人。教导员叫刘锡仁,当地人,1935年曾参加过苍山暴动,暴动失败后转入地下工作,年龄比我大十几岁,以后当过我们的团长。我在五连二班,连长叫杜昌仪,班长叫李信德,是我当兵后的第一个班长。
沂河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铁的纪律,穿戴和老百姓都一样,也是一身破棉袄,就是说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日军也分不清我们是不是八路军。
参军时,我们的装备很差,五花八门什么武器都有,套筒子、水鸭子、中正式、三八式、捷克式,打兔子用的土枪,大刀、红缨枪,当年凡是能打日军的都用上了,有一支汉阳造枪都是很不错的武器了。很多枪都是残缺的,经常是打着打着就出故障了,记得我们连长才使一支三八大盖枪,那还是一个老百姓缴获的交给我们八路军了。除了武器差,枪支经常出现故障外,我们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弹药不足,全队除了机枪有百十发子弹外,其余战士是老兵三五发,新兵也就二三发子弹。我去时给发了一支单打枪,这种枪是打一发装一发,战斗中每打一枪还要把子弹壳在地下拣起来装口袋里,等战斗结束后,再把壳装上火药做子弹,弹壳不要不行啊!经常是为了节省弹药,同时有效地杀伤敌人,我们都是在敌人冲到面前的时候才进行开枪反击。夜晚打据点,每人给两个手榴弹,打出去一炸二瓣三瓣的,也没什么杀伤力,就这样,不到关键时刻都舍不得打,因为打完没有补充,只有缴获敌人才再发给你。我们背在身上的子弹袋子都是空的,又怕被敌人发现我们没有子弹怎么办?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用老百姓的陶薯杆充当子弹,装满袋子背在身上,也给自己壮壮威风,吓吓敌人。
当时由于部队装备差,与日军战斗力相差悬殊太大无法与其正面对抗,他们一个班一人一个大盖枪,每人百十发子弹,一个班一挺机枪,一连两个小炮。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战斗中常相互掩护,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动作灵敏的老红军,只要稍有不注意,就会被对方击中。我们只有经常和日军打游击,要不断的面对日军的扫荡。说实话,如果人数相等的情况下,我们游击队正面是打不过日军的,只能以突袭和骚扰为主。日军来扫荡了我们就转移,等日军走了我们就在路上伏击他个一下,打一会儿就跑,不作正面交锋,让他知道八路军的存在,那时不是不敢打,而是没有子弹可打。行军途中,吃的、喝的都由老百姓提供,常吃窝窝头,高梁面或豆渣,有时候是粉条渣。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作战情报,还为战士们提供隐蔽的场所,掩护部队。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转移过三个地方。我们十个二十个或者百十人到一个村,打地铺睡觉,半夜或不到半夜就起来转移,跟着到几里外的另一个庄住下。汉奸可恶的很,他看见我们的动向就到日军处报告,能领到赏钱,其实,我们早转移到其他村里去了。到有庄稼的时候,我们就不住村里了,都住在麦稞地里。到天亮去哪去了,谁也不好讲,都是临时决定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我们就是靠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支援和战斗中的智慧,顽强的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真是千真万确的。
记得打的最惨的一场战斗是在1944年,那时小麦长有半人高了。天快亮时,江苏邳县县大队让日军给困在张家堤港(音),邳县县大队的装备更差些,在那坚持有二三个小时。我们沂河支队去三个连增援,将日军反包围在小圈子里,日军向外突围,我们向里打,激战了不到晌午,不能再打下去了,每人就三二粒子弹,打光了就没啥打了,那就更糟糕了。我们团一营从五六十里地跑步赶来,敌人已经逃走了。打一整天,我们部队伤亡不大,邳
县县大队伤亡有三四百人,他们的大队长是我们连长的前任,是个老红军,
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仗打的很惨!战后,老百姓用小车往外推牺牲的战友。现在想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要好些,日军根本不是对手,我们也牺牲不了那么多人。
我的排长叫安保全③,是山西人,那时我还在他手下当班长。一次他在
团里去营里送信走到山路上往下看时,正好看到山下一伙汉奸队人员往山上走,安排长把枪一举,背在一颗大树后面吓唬敌人,他向敌人喊到缴枪不杀,并说那边去个连,这边去个连,不要打枪,要抓好的。敌人惊惶不知所措,真认为被八路军给包围了,吓得赶紧把枪集中放到一起,坐在地下不敢乱动。时间不长,咱们的队伍就上来了,安排长一人缴获敌人一个连的事情很快就在军区传开了。不久,军区召开英模立功会,专门编了一首歌叫“单人缴枪一个连”来表彰安保全。
打蔡庄(音)据点,是在一个山跟前,日军和汉奸住在山上,我们去了四五个连。日军有个特点是他到那住把枪都锁到柜子里面,另外他也不愿和汉奸住一块,日军也怕汉奸整他们,所以是分开吃住的。我们进去以后,先用两挺机枪对准日军的大门打了好几锁子弹,他枪拿不出来,结果死亡的很多。那仗发财了,大盖枪整有四五十支,机枪两挺,子弹很多,枪支谁拿到手谁使用,很过瘾。
日军还没投降以前,在火车站的火车上住,我们队伍就在火车下面慢慢摸上去了,那次战斗打的巧的很,我们晚上摸上去,日军还没睡醒,抓住不少人。不久,他们就投降了,把东西,枪炮都放在地上,求不要杀他们。
济南、腾县、泰安、邹县,大半年打了不少胜利。观城(音)俘虏日军100多人,腾县俘虏十来人,当的都是很不简单的战果。记得这些日军俘虏都是些小个头,也没有那么凶的样子。
打邹县日军,那时他人也不多,日军有百十人,汉奸有三四百人吧。夜晚我们用几捆20斤、30斤重的炸药,炸他据点的碉堡,一炸楼倒了,没费太大的事,将他们全部消灭了。抗战那几年,就这仗打的最好。
易县到枣庄有四五十公里的样子,我们一个团有七八百人,日军不到100人吧,在路上打了一路,敌人还是跑到枣庄去了,我们打他他也是害怕的。
1944年,我们升级成为主力部队,是沂河支队二营五连,连长姓史,名字忘记了,家是山西人。当时全连有100多人,装备也行,可以和日军进行正面作战了。我那时已经当班长了。
1945年8月份,日军宣布投降,我们都很高兴,但蒋介石不让日军缴枪给我们,而让日军进入大城市受降,我们就不让他们进入,在鲁南区附近几个县围着打,其实日军那时也不想再打仗了。那几仗打下来,我们装备改善了,有机枪、大盖枪、炮。有资本了,我们就开始扩军,所以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八路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确实锻炼了官兵,大部分升为主力部队,为打蒋介石奠定了基础。
我们部队整编为山东纵队第八师,现在这支部队驻扎在浙江省的舟山群岛。记得当时先后两任师长是王麓水④和王吉文⑤,他们都是在亲临前沿指挥战斗而战死疆场的。
1946年我任五连指导员,随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打许昌,一天一夜俘虏国民党兵八九千人,他们55公分口径的大炮都被我们缴获了。开封也行,胜利也大。打洛阳有三四天的时间,俘虏打死国民党兵有两万多人,他的那个青年军二○六师师长邱行湘⑥就是被我们抓获的,缴获物资很多。张明⑦所在的那个营后来被命名为“洛阳营⑧”。
现在很难忘当年的老战友,有些情景常在脑子里闪现。我有个战友姓李,是解放过来的战士,我们是一个排的,在打洛阳的时候,两次都是他把我推过去躲过敌人射过来的子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一次他还是负伤了,我安全没事。这段战友情永远都忘不了,这种生死情况 当年在部队中是很平常的事情。十几年的战斗中,我额头上被子弹穿有一条沟,右大腿臀部受伤,至今留有疤痕。
当硝烟远去,动荡的岁月一去不复返,我常常想起那些一起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的战友们,一想起他们,心里总是苦涩的。
口述者:刘克群,现住新野县城区陵南区。
①苍山县,是山东省临沂旧县名,位于山东省南部。东临罗庄、郯城、西邻枣庄、峄城,北临费县,南邻江苏省邳州市。2013年12月27日,国务院批准苍山县复名为兰陵县。
②沂河支队,1940年12月,山东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区决定建立沂河支队,由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贺健兼任司令员,地委书记杨涤生兼任政委,薛浩任副司令员,王献廷任参谋长。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临沂游击总队改编而成,第二大队由邳县游击总队改编而成。1942年冬,将两个大队改编为4个区队。1944年3月,沂河大队编入山东军区第八师。
③安保全,山西临汾人。1937年入伍,历任勤务员、司号手、副班长、副排长。1939年,随八路军一一五师来鲁南。1943年,安保全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62名溃逃的日伪军,缴获4挺捷克机枪,被评为“山东军区战斗英雄”。1946年6月,在解放枣庄战役中,他第一个冲进敌人据点枣庄煤矿,激战一个多小时,负伤3处,血染全身,献出了年仅22岁的宝贵生命。山东军区党委决定,将安保全生前所在的鲁南军区第八师三十五团五连二排命名为“安保全排”。枣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将他牺牲的地方,命名为“安保全街”。
④王麓水,江西萍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治部主任,山东纵队一旅政委,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1945年8月任山东军区八师师长兼政委,同年12月12日率部围攻腾县城,亲临阵地前沿哨所观察地形,指挥作战,不幸身负重伤,于次日英勇牺牲,时年32岁。
⑤王吉文,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团长。1946年春任华东野战军三纵队八师副师长、师长。l948年9月参加济南战役,攻克大青山、凤凰山等外围据点,又指挥突击部队继续进攻商埠,不事被炮弹击中,牺牲时年32岁。
⑥邱行湘,江苏溧阳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35岁成为将军,1946年在东北四平战役中大显身手,被蒋介石誉为邱老虎。1959年12月4日获特赦。后任江苏省五届、六届政协委员及文史专员。
⑦张明,山东邹平临池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营长,在洛阳战役中,首先突破洛阳城东门,被评为甲等战斗英雄,全营被授予“洛阳营”称号。解放后历任定海守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长、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纪委书记。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中纪委委员、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届常务委员。
⑧洛阳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三团第一营。1948年3月在洛阳战役中,担负突破洛阳东门的任务。东门是国民党青年军二○六师守备的重点之一,工事坚固复杂。在东门外有铁丝网、拒马、外壕等多层障碍和暗堡,城门全被堵塞,城墙上枪眼密布。在营长张明指挥下,3个连队紧密配合,冒雨连续突破10多道障碍工事,炸开两道城门,击退国民党军数次反扑,为后续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对保证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同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前方委员会授予该营“洛阳营”称号。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22-11-15 16: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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