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善美：我俘虏过一名日本兵
2017-09-07 11:14:20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资料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我叫潘善美，1926年4月3日出生于浏阳县青草乡张家店，出生后名叫潘保生。父亲名叫潘奕松，1930年曾经担过张家店的农会主席，当时被抓住要杀头，幸被好多人保下来。母亲名叫张境莲，是老实本份的家庭妇女。父母从本地黎尧阶处租赁了10亩田，靠耕作养家。1937年，我11岁多进入张家店“合力”初级小学学习，1940年初小毕业。随后转入浏阳县中庸乡中学校第三班学习，1943年7月高小毕业，时年17岁，此时改名为潘善美，当时读书虽然不收学费，但书籍、作业本等的费用还是要自家承担,是父亲用辛苦种来的粮食换来的。高小毕业后本还想报考县中学，因家里没钱就没有向父母提出来。入伍时家中兄弟姊妹11人，我排行老四。大老兄潘桂生，1920年出生，他比我早一年参加抗日部队，首先是当铁道兵，后来在云南昆明市十一前进仓库当中尉仓库员。1944年我从湖南到桂林培训路过鸡笼街火车站时，我与大老兄相见，大老兄还拿了一条被单送给我。
当时，由于战争及家庭姊妹多，生活十分艰苦。因为国家抗战的需要，也是因为当时参军的部队为100军军属辎重兵团，刚好驻扎在家乡浏阳县青草乡张家店，所以自愿报名参军。当时招兵的书记官问我读了书没有，我说读了，又问我读了几年，我回答说高小毕业，书记官就拿来纸笔，要我写字给他看，我按他的要求用硬笔复写了几份上峰来的规定。书记官比较满意，就招我入伍了。入伍时发了套制式衣服和黄胶鞋，并发了服役证，证明我家有人入伍当兵，再不用抽丁。但是没有配枪。入伍的时间是1943年9月，记得阴历是中秋节了，因为当时还发了月饼。
当时辎重兵团的团长为周昆源，是湖南祁阳县周官桥人;团部书记官雷声夏，是湖南益阳人。当时团部由四个营组成，每个营大约400人，没有任何车及马，所有物资全都由人力搬运。辎重团任务主要是运送粮食，到前线运送弹药和伤员、掩埋尸体。我当时被安排在团部书记室任上等兵帮写(相当于文书)，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写一些通电、代电，其他私人的文书不太要写。上等兵当时的月军晌4元。
没过多久，1943年8至9月份进行常德会战，约10月份(当时天气已比较寒冷，月份记不太清楚)，我们100军赶赴当地时，已击退大部分日军。到那时我们发现多处稻谷已烧黑，房屋烧坏、炸坏很多，到处冒着烟。我们收集尸体掩埋，其中一个坑埋了700多具尸体，有老百姓的，也有日军的，臭味难闻。为了防守，部队驻扎在津市。由于战争的原因，那一带十分萧条，民不聊生，很少看得到人，很多老百姓都躲避战乱，拖儿带女远离家乡，即使看到一些百姓，他们都是怯声怯气躲避当兵的。
1944年4月，我和团里其他8人被选派至广西桂林东南干部训练团培训。我们先从津市坐船到长沙歇一晚，然后走路到株洲再歇一晚，又走路到衡阳，住到周昆源团长公馆，团长有三个太太。大太太与我很熟，对我们很友好，好酒好菜招待，大太太对我说：“潘师爷，你们在这里住好吃好。”然后大太太还送我们上到桂林的火车，临上火车时大太太又对我说：“潘师爷，记得培训回来时再来我们家住。”
我们参加的是东南干部训练团第二十五期训练班，时间两个月。来自各个部队的湖北、江西、贵州、河南等地人员大约100多人受训。训练团设在广西桂林李家村。住所为当地泥瓦加木料所修的房屋，几个人一间房。当时的伙食不错，一日三餐，正餐有8个菜，餐餐不离荤。所学内容为：兽医及掌工(通俗称“打马脚”)。早上出操不多，主要还是业务培训。当时授训团团长为蒋中正，副团长为张发奎，教导主任为罗卓英，教导副主任为甘利初。培训班发了不少有关兽医兽药的书籍，学习了当中一部份知识，而且每个人都实践了烧煤炉、木炭炉，学会了打马掌。毕业时给每个人发了毕业证和掌马用的工具。当时想法是能学会多少算多少，到时能派上用场就行。虽然当时未用到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后来第二次入伍后在广东还是用上了，为团部里马匹钉了马掌。
1944年6月在邵阳归队后，被编入75师225团3营7连。当时部队驻扎在邵阳佘田桥。此时长衡会战打响，我调回部队后，被安排在辎重兵团医务室任职，为当时在前线受伤的士兵进行包扎处理及换药，为时一个月。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只有硼酸、纱布、生养粉，没有吊针，没有手术设备。医务室也没有女护士，只有一个上尉医官，一个司药名字叫蒋清山，湖北人，加上我共3个人。因为没有做手术的条件，医官不能做手术。所以伤员得不到很好的救治，救护室每天都充斥着各种腐烂的气味。
长衡会战结束后，当时75师的师长为朱惠荣，师长在福建准备来湘接兵，由于日军向中国南部猖狂进攻，福建沦陷，师部在福建过不来。在湖南的75师部队只好整编到63师。75师225团3营7连也被编入63师，仍然隶属100军，军长是施忠诚。63师下辖187团、188团、189团三个团。当时师长为唐冠英。63师有一个迫击炮连，每一个连都有小钢炮、重机枪、轻机枪、加拿大冲锋枪、汤姆森冲锋枪，还配有掷弹筒。服装虽粗还算整齐，有一少部分人有钢盔。总的来说装备还可以。我在63师189团3营6连，任6连准尉特务长，手下有文书上士、军需上士、军械上士、炊事班、传令班、杂务班共计30多人，都未配枪。主要工作为带领伙夫管理伙食，服务连部。采购物资则由各排轮流由班里派人进行。在湘西开展游击战，布了一些岗哨，发现哪里好打就在哪里打，有一次在新化县叫水车的一个冲里，打了一个月的游击。打游击不比正面作战伤亡大，伤亡很少。
当时俘虏过一名日军，大体经过如下：1944年7月的一天，部队驻扎在新化县的一个山冲里，我与军需上士、文书上士吃过晚饭后散步，远看一个军人走来，首先还以为是中国兵，突然这个人跪在我面前，仔细一看，是一个50岁左右、个子不很高、身着日军服装、脚穿皮鞋、手上没拿武器的日本兵，说着生硬的中国话“陆天没有米西米西，大队开路开路的”，说完把眼睛闭上，往地下一倒，做出睡觉的样子。我们先对他进行搜查，得知他没携带枪支和刀具，然后反复问他，好不容易得知他说的意思是：因为睡觉未醒，部队开走了，已经六天没有吃饭了。当时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我赶紧一边安排伙夫为日本兵做饭，一边派人向连长报告。看这个日本兵吃起饭来真像他说的几天没吃饭，吃起来狼吞虎咽。当晚安排这个日本兵住下，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安排了战士对他进行监视。第二天就由士兵抬轿子将他送到邵阳总部，后来听说这个日本兵的姓名是田四三宝，是日本东京三曹县人。
1945年抗战胜利时，队伍由邵阳开入长沙。全连由邵阳步行到湘潭，在湘潭歇了两晚，再步行到长沙。我当时还是准尉特务长，工作特殊，除管理伙食，还要管其它的事。就从湘潭搭货车先到了长沙，住在宾馆里，第二天在街上碰到连长，得知部队驻扎在长沙东屯渡以东的龟义山。日本投降时的庆贺热闹场面没有看到，因为驻扎的地方距邵阳市区较远，但还是享受了抗战胜利的红利，我当时军衔是准尉，发了20000元胜利金，一般士兵也发了10000元的胜利金。当时听说总部派了15台汽车去拉胜利金，都是用篾娄子装钱。但所在部队未参加任何受降及接受任何物资。
部队驻扎在邵阳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我就蒙生了退伍的想法，写了退伍申请交到连部，连长在申请书上批示“所请硬难转移”，意思就是退伍申请书不好转上去。在邵阳时师长唐冠英找我谈了“隔壁话”(即只有两个人的谈话)，师长说：“你对局势如何看啊，思想怎样啊?”我说：“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书读得少，学历也不高，好像墙上的一蔸草，风一吹来就两边倒”。师长听我说了这些话，当时只是笑了笑，没有进行劝说。部队到长沙后，收到家中书信，说父亲病倒，加之想到家中弟妹多，要维持这个家庭，因此坚定了回家的想法。当时部队已经接到了命令，队伍要由长沙北上开往河北、济南接收日军的兵工厂和军火仓库。我再次直接向营部递交了退伍申请书，营长在申请退伍书上批示“所请暂缓”。当天白天办清了交接手续，把自己的衣物都整理好。晚上9时吹了熄灯号后到了营部营长住处，在门口的卫兵说，你快点进去，营长就要睡了。营长知道我的来意对我说，“你是我的小老弟，我是你的大老兄，你跟着我，好好干，想读书我推荐上军校，位子不好，我帮你调好一些的位子。”起先我说：“还说要调升，现在这个职务都干不好”。见营长总劝我留在部队，我只好回答“谢谢营长的抬爱，我跟着营长好好干。”当时一心只想回，于是就住在当地老百姓胡家的仓里，跟胡家人打好招呼要回去，请他们帮我遮掩一下。第二天5点多，我喊了炊事员起床做饭，就离开了营地，哨兵见我大小也是当官的，问都不问一下，就让我离开了营地。记得是1945年10月份从长沙步行回家，在蕉溪铺(浏阳蕉溪岭下)歇息时，远远的看见几个穿军服的兵停下脚步，他们以为我是抓逃兵的，我向他们招手并喊话，他们走过来一起结伴同行，见天色已晚，在蕉溪岭上宿了一夜。他们共有8个人，不知是哪一个部队的，都是江西人，后在我家吃了一餐晚饭，住了一晚，第二天吃了早饭，把他们送到浏阳县的南站处上路。
这一年春节前我们家从青草张家店迁到现在的居住地关口乡，在新地方过的年。第二年正月，我收到从济南寄来了公函，意思是“国民革命军63师189团3营6连潘善美，呈请长假照准。”署名是军长施忠诚。原部队的长官并没有把我当逃兵看待。
回乡时不到20岁，一直在家务农，尚未娶妻。由于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打仗需充盈部队，家中兄弟姊妹多，加之本人又有当兵经历，所以又被抓回部队。我是1948年 10月被抓到岳浏师管区19师新兵团的，当时的军长薛仲述，是薛岳的弟弟，师长葛先才，团长李连运。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广州，当时宋子文在广东省当省长，在海南负责防卫的总司令是薛岳。战争失败后，1950年海南由解放军解放，我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在广东有个遣送委员会，每个俘虏都经过登记，统一安排坐火车回到长沙，当时解放军给我发放了1.8元的返乡费。我从长沙走路回家，当时脚好痛，走不了啦，就在地下爬，在离家五六里路的冲口，是老乡钟实忠和钟绪德两父子轮流背着我好不容易才回到家。
回浏阳来时，由于家境不好，所以我在土改时划成份为贫农，分得4亩多田。1951年结婚，育有两女一子。妻子1961年过世，我一个人艰难地抚养两女一子，以后一直未再婚。一直靠自己劳动所得生活，我比大老兄幸运，并且过去参加抗战的历史得到了肯定。
(来源：《团结报》2014年9月6日)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9-07 11: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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