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波：从“娃娃排长”到“超级排长”
2018-10-18 14:37:49  来源：湖南知青论坛  点击：  复制链接

　　我连原配置有四门75口径山炮，这些炮是抗战以前从日本进口的，炮弹由中国制造。在鄂西会战保卫宜昌战斗中，我连奉命配合步兵转进鸦鹊岭阻击沿当(阳)宜(昌)公路进犯的敌机械化部队，次日凌晨，敌人四十多辆运兵车迤逦而来，我连在不足一千米的近距离以左侧两门炮瞄准先头敌军车，右侧两门炮瞄准最后的敌军车辆同时开火，首发命中接着纵深轰击，当场击毁敌军车20多辆，步兵配合发起冲锋，敌军狼狈而逃。混战中，我排的一门山炮被敌击毁，因此我连只剩下三门宝贝山炮。

　　宜昌失守沦陷后，日寇妄图溯江而上攻击战时陪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迫使中国投降。我18军11师(师长胡琏)在长江南岸驻守，西陵峡出口处的悬崖峭壁下构筑“石牌要塞”永久工事，我连以四门机关炮封锁不到百米的江面，阻击日寇兵舰进入三峡。出了西陵峡便是平善坝，距离宜昌仅30公里。

　　5月，日寇从宜昌渡江，依仗兵舰和飞机强大火力支援向我守军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攻取石牌要塞、打通水道、长驱直入。我11师倚靠险峻地形英勇阻击，经历十多天战斗，石牌要塞仍安然无恙。5月下旬展开决战，师长胡琏亲撰《祭天誓词》率领全师官兵表达决心：“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仰，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敌出动20万军队，增援部队前锋已进抵野山关、渔洋关，形势万分危急。右翼被我军牵制于石牌要塞外围的曹家畈、响铃口、石灰窑一线，我军坚守阵地，伤亡惨重。我11师33团防守的石灰窑正处制高点，双方争夺激烈。最后33团仅余300余人，师部命令该团剩余人员组成一个营，由团附带领与敌决一死战，夺回高地。经过七次反复拉锯冲锋，失而复得，我军最终将残敌全歼于阵地。敌前锋失去后续支持，只好全线撤退，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我军取得鄂西大捷。战斗结束后，在石灰窑战场共收得我军将士遗骸四百余具，因战时无棺木，只得在石灰窑侧高地平整处掘坑掩埋，墓前竖立巨型石碑，由师长胡琏题写“抗战阵亡将士墓”，背面刻有阵亡将士姓名。我军将日寇未及抢走的两具敌尸埋在陵园入口处下方，并立了一个“倭寇之墓”的牌子，让他们永远为我军烈士站岗守灵。六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战友们的坟墓和墓碑还与青山共存否?

　　在湖北前线三年的战斗中，我也险些成为烈士。我们炮兵不像步兵与敌人短兵相接拼刺刀，但也有危险。我们的山炮的射程一般在七千米，主要作用是压制敌人的重机关枪。俗话说：“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重机枪的射程约在一千五百米。日寇修筑的都是钢骨水泥工事，非常坚固，射击孔用厚厚的钢板做门，日军的重机枪从射击孔里向我军射击，杀伤力很大。我们的山炮就专门对付日寇的重机枪。只要观察到敌人机枪工事的射击孔打开，我就指挥两门山炮按照早就测准的坐标狠揍，让它开不得口。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山炮发射一百多颗炮弹，炮管都打红了。战斗白热化时，为了有效压制敌人火力，我指挥山炮直接瞄准目标轰击。直接瞄准射击打得准，但在敌人的机枪射程范围内暴露目标也很危险。我们打敌人的重机枪，敌人的飞机和重炮就把我们作为重点目标，我们经常被敌人的炮火硝烟呛得换不过气。一次敌机的机枪一梭子正好打在我所在掩体上，距离我只有几米远。因为作战勇敢，指挥得力，1944年我被升为中尉。

　　后来我还参加了常德会战和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的策应作战，牵制敌人。常德保卫战的我军主力是74军58师，师长余程万。58师打得很艰苦，突围后，因为有2000伤员没有带出，被日军残忍杀害，蒋介石要枪毙余程万，后来是常德老百姓万人联名上书把他保下来。

　　我们为了配合主战场，在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的山地上与日寇展开运动战。鄂西地形崎岖，山炮只能拆开靠肩扛人抬转移阵地。每门炮要30多个战士才搬得动。生活艰苦，除了过年过节到老百姓家里买猪肉改善伙食，平时只能把黄豆磨成浆渣和野菜煮，为了腾出人力搬运山炮和炮弹，我们经常连被子都不带，晚上就盖着棉大衣过夜。

　　抗战胜利后，我们奉命将士兵、装备全部移交给74军，军官都到位于万县的炮兵学校学习待命，陆续分派到青岛、厦门、吴淞、江阴、虎门、基隆、高雄、澎湖等地接管日军炮台。几次派我去青岛和厦门，我因不愿参加打内战都拒绝了，后来调到海南岛驻守榆林港要塞，任炮台上尉副台长。

　　1948年8月，看到一些“接收大员”大肆中饱私囊、“五子登科”，我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也目睹国民党节节败退，前途无望，便请长假离开海南岛回到长沙想考大学改行，正好碰到黄埔同期步科同学程元，他是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儿子。程元是警卫营长，他说：“你想要读大学很容易，帮我把警卫营的迫击炮排建立起来，请程颂公帮你打个招呼就行了”，这样就任命我担任警卫营的迫击炮排排长，因为军衔是上尉，也被同事称为“超级排长”。一个月后，警卫营扩编为警卫团，我调任四连连长。半月后，绥靖公署在江西成立指挥所，我连调到南昌担任警卫。

　　1949年解放军准备渡江，程潜决心和平起义，派程元携带亲笔信到江西动员争取绥靖公署副主任、江西省主席方天，方天不愿起义，我连被调回长沙，负责程潜官邸和办公室的警戒保卫。

　　当时，企图顽抗到底的白崇禧对程潜很不放心，把第7军调到长沙就近监视，我对此百倍警惕，把部队分开布置在岳麓山和水陆洲，随时准备应付不测，接应程潜突围上山。幸亏白崇禧不敢轻举妄动，双方相安无事。7月，程潜辞省主席，由陈明仁代理。我升任警卫营副营长护卫程潜到邵阳，守卫机场、汽车站和码头。几天后得到情报，退到衡阳驻防白崇禧第7军派出一个师和一个坦克营开往邵阳，程潜连夜潜回长沙。次日凌晨，我营集结撤出，离开邵阳仅五里路，白军轰炸邵阳的飞机就到了，它们扑了空。我带队行进到冯继庙开会，决定回长沙追随程潜。因为路途敌我情况复杂，通过二十多天的紧张行军，才到达业已解放的宁乡县，当即与团长取得联系，由军管会派车队将全营接到长沙归建。回来第二天到浏阳接受整编。当时部队名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我被选任为三营营长。

　　两个月后，我因病请假到长沙治病，病好后回部队，团长说：你还是回家休息去吧。团部签署命令“第三营营长刘光明因病呈辞，照准。”我回到妻子的娘家南县八百弓，找姐夫分给几亩田务农为生，区干部曹典英把我的军校同学录、毕业证书、准辞命令、差假证等证件资料全部收走。1951年“镇反”时，追查我的手枪去向。我的枪在离开部队以前本已交给下属连长代为上缴，因该连长已随部队到广西剿匪，我无法及时取得证明，因此被关押三个月、劳改一年。只到第二年证明寄来，我才被放出，但仍被派出所和劳改队定为“伪军官”、“历史反革命”。我对此很不理解，政策不是“起义有功，既往不咎”吗?我是起义人员、解放军军官，怎么还算“历史反革命”呢?但派出所威胁说：你再要不服就给你加刑，我只好忍气吞声算了。1953年我到南县邀人合伙开照相馆，因为税负太重，三个月亏本停业。后来我在八百弓从事小商贩，1958年合作化合并到供销社工作，直到1980年退休。

　　1985年我从报纸上看到程元的消息，他已是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还是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我写信给他反映情况，程元给湖南省委统战部写信，1986年由广州军区补发《起义人员证明书》，我提出要求平反，但接待干部答复：经调查，当时并没有把你定为“历史反革命”，所以不存在平反、补偿。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与长眠在荒山野岭的青年战友相比，我算是幸运的了，虽经坎坷，眼明身健，儿女成才，享受着幸福的晚年。但历史不应忘记，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我用一首自己写的 诗总结生平及怀念和祭奠牺牲在抗日战场的战友们：“韶华逝，白发生，抗倭战场曾献身。最是当年鏖战处，至今犹在梦魂中。”

　　2011年10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18 14: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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