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中荣：血战衡阳
2018-10-18 14:56:29  来源：湖南知青论坛  点击：  复制链接

　　我们第十军炮兵营营长张作祥(黄埔13期)奉命去云南昆明领取12门75山炮，经过广西桂林时被炮一旅拦截扣押收编，机智勇敢的张营长设法挂通了蒋委员长的电话，委员长令他归还建制速返衡阳，他将6门山炮搭火车入城，途经三塘车站遇到副司令长官李玉堂，李说敌人已占领东阳渡可能会遇敌丢失火炮，叫他在三塘待命，一切责任由他承担。张营长坚决表示不惜任何牺牲一定要进入衡阳，决心与火炮共存亡，人存炮存，人亡炮毁。最后中途遇敌，击退敌人终于抵达衡阳。

　　第十军特务营长曹华亭也是黄埔13期生，衡阳战役打了快一个月了，一天深夜，黄茶岭传来密集枪炮声，是援军到来，全军喜出望外。方军长立即与援军联络并派曹营长率领特务营官兵130人从第三师八团阵地冲入敌人包围圈接应。结果打到黄茶岭，援军62军早已逃之夭夭，空喜一场。一万多人马的62军黄军长复电，说敌人火力太强、攻不进城，但曹营长仅率130人又从枪林弹雨中突入城内，共牺牲30位亲爱的战友。另一次是在五里亭，援军打了三个小时就鸦雀无声了。7月初蒋介石有令嘱第十军再坚守两个星期，战至力不从心时发密电告急，必在48小时内解衡阳之围。但白崇禧喊出“放弃衡阳城、死守黄沙河”，广西在湘桂线驻扎几个炮兵团为何不增援?第十军孤军奋战47天，歼敌近五万，消灭敌高级指挥官数十名，第十军牺牲几千人，虽败犹荣。

　　在战斗中，日寇派出大批飞机将衡阳炸成一片废墟焦土，还惨无人道施放催泪毒气，我军早有防范戴上防毒面具，无面具者用湿毛巾挖两个孔露出眼睛。预十师29团成立敢死队由副团长刘正平(贵州人)带领，命令伤病员也一起上前方。有伤病员说：我只有一条腿，伤还没好，去不得前线，副团长说：死守阵地，少一只脚有什么关系?!有新兵说：我还不会打枪，副团长答：三分钟就学会了，没有枪的就用扁担锄头铁棍拼!他带着副官、军需、传令兵、担架兵、炊事员都编入了敢死队，自己赤膊架起机枪拼杀。7月27日日寇由张家山攻打虎形巢，我当时任29团一营营长，与敢死队并肩作战，打得敌人尸横遍野，保住了阵地。我在战斗中被子弹贯穿左胸，我弟弟彭中志(29团政工干事)与传令兵韦杰一起把我抬到城内兵站医院，满身鲜血，痛苦万分。因为缺医少药，有的重伤员伤口起蛆剧痛难忍投江自尽。我连有个上士班长杨子琴(江苏人)是我从炮十团带过来的老战士，跟随我四年多了，被日本人机枪扫射连续命中，肠子落在地上还在冒热气，他咬紧牙关喊：彭连长救命呀!我当时自己也身负重伤动弹不得，如何还能救他，这位可爱的兄弟惨死在战场。还有两个担架兵用老百姓家的竹床翻过来抬一个伤员，也被敌机扫射命中，三个人死在一堆。一个睁大眼睛，一个口张的很大，另一个的头发竖起来。连日战斗无法收尸，到处都是尸体，天气炎热，蝇叮蚊咬，几天就起了蛆婆子，肌肉吃空后只见白骨，后来就流绿色的尸水。

　　我连共有6门82迫击炮，一个月里发射炮弹4000多发，打死打伤敌人无数，敌68师团长佐久间也是被迫击炮打成重伤的。张家山13次拉锯战我连都参加了，朱团长经常在电话里表扬我连打得好。6门火炮天天炮管打得通红，官兵就用麻袋浸湿包在炮管上降温。敌人的山炮野战炮比我们多几倍，经常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们就想办法打“溜炮”，打一炮，跑到掩体里躲一炮，减少伤亡。全连官兵120多人最后只剩11人，其中负伤7人。衡阳保卫战后，我被授予忠勇勋章。

　　1944年8月8日是第十军最悲痛的一天，全军官兵弹尽粮绝，为保存全体官兵和数千伤员的生命而停战被俘，关押在衡阳市政府、忠爱社、社会服务处这三地，吃的只有酱园生蛆的腐乳和起霉的油萝卜。我的弟弟 被日本人叫去当挑夫，挑军需物资送到西乡眼皮桥，我因伤未愈直不起腰，手脚并用像狗爬一样用了一通宵也爬到了眼皮桥。弟弟被关在楼上我关在楼下。等日本人都睡熟了，我挪动楼梯把弟弟从楼上接下来，偷了日本人两套军装化妆逃出来到了乡下。因为两人都穿着日本军服，每到一个村子老百姓都跑光了，我们又困又饿，后来来了一位老人，我们说是第十军逃出城的，老人半信半疑，带来两个拿汉阳造步枪的年青人，盘问了好久才相信了，给我们换衣服、招待吃饭喝水，乡政府发给每人10块光洋慰问，又派三个老百姓用轿子一乡一乡、一保一保接力送到道县。我这条命是衡阳老百姓救出来的，衡阳人民是我的再生父母。道县县长唐鸿烈又发给我40块光洋，备轿送我到江华。我父亲当时是江华锡业局局长，我就住在莫凤山养伤。伤愈后我拜别双亲，经广西徒步到云南曲靖追随方军长，方军长也是逃出衡阳重组部队的。发表我为619团战炮连长，不久部队改编，方军长调离，我便请长假回湖南，经同学介绍投入102军，军长成刚(宁乡人)是我在黄埔军校14期的总队长，任命我担任警卫营长，驻扎在邵阳对河廖耀湘公馆。

　　1949年8月邵阳和平起义，我因为觉悟不高认识不清没有参加起义。102军退到广西与越南的边境，我脱离国民党军队，1950年回到湖南，到湘潭锰矿当工人，工作积极肯干。1950年9月因历史问题被关押，妻子也受牵连被开除遣送。1953年我被转到长沙省一监狱新生织布厂劳改三年，年年被评奖。1957年6月，车间主任发现布匹上有两个小洞，说我搞破坏，将我押解到砚瓦池警卫连关禁闭，又送到西湖农场劳改，我抵触很大三次自杀不死，上吊绳断，触电电断，服药被发觉救活，我一再要求把事情搞清楚。车间把我送交监狱长审讯，陈监狱长说：“你1944年在衡阳当过汉奸民工大队长，被你折磨致死的民工不计其数。人民政府看你还年轻，没有枪毙你，从轻处分判你无期徒刑劳动改造以观后效，你还敢搞破坏?!”我入狱七年一直没有看到过法院判决书，这才知道自己的罪名和刑期，当场晕倒在地。醒来后我申辩说：“请监狱长调查，抗战期间我在国军当连长，衡阳赵市长征集500民工帮我连修筑工事是事实，那是抗战不是汉奸。如果我当过汉奸大队长，下属的副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有谁?被我折磨的民工和家属有谁?请到法院对质。如果我真当过汉奸，可以马上枪毙我。”1957年7月经调查确系错案，平反留厂就业，1962年与一位女就业人员成家相依为命，在长沙监狱生活了50年，爱人于2005年患肝癌去世。现在我年老多病，因车祸造成下肢麻木，靠拄双拐艰难行走，雇请保姆照顾。每月退休养老金1600元，加上方军长的儿子方庆中每月接济500元，勉强维持生活。去年是抗战胜利65周年，中央电视台派记者来长沙采访了我，民间组织“湖南老兵之家”接我重返衡阳讲述抗战亲历，到曾经鏖战过的阵地凭吊死难战友。我是一个抗日老兵，也是一个反动军官，我感谢党和政府为我平反、发给养老生活费，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起义的机会，遗恨终身。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18 14: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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