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东纵派我到广州沦陷区工作的回忆
2018-03-06 16:43:49  来源：《广州抗战纪实》，作者：麦 任  点击：  复制链接

　　接受任务

　　1944年春，因粤北省委受破坏而停止活动的东江后方特委已恢复活动，特委书记梁威林派我到敌占区广州为特委建立据点。接受任务后，利用我的条件和社会关系，准备在广州建立一间西药房。正当我买了一批西药筹备开张营业之际，不幸肺结核病突发，大吐血，住进医院，原计划不得不停顿下来了。5月间，梁威林从东江到广州来看我，嘱我安心治病，建据点事以后再说，他把我买的西药运回东江去。6月，余慧从解放区来看我。她这次来探望我是告诉我东江后方特委已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到省临委尹林平处，她就是代表尹林平和我接头的，她嘱我要安心把病治好，以后再谈工作。

　　1945年1月，我大病初愈，林平派交通员带我到东纵司令部。司令部设在距东莞宝安交界的燕村圩约10来公里的一个村庄一间华侨的房子里，由一个连队守卫着，内设有电台，可以直通党中央。林平留我在司令部住了一宵，是晚加了菜，款待梁嘉和我。林平向我介绍说，梁嘉是珠江纵队的政委。

　　翌晨，早饭后，林平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快垮台了。

　　在华南，国民党军队离广州远得很，而我们的东纵、珠纵和北特的部队就在广州的周围。所以广州地下党的任务是组织广大群众，里应外合，把广州从敌伪统治下解放出来。他说广州还没有地下市委，叫我先到广州，在那边先站住脚，以后党还会派两个同志去，等他俩到齐了，你们三个就建立广州市委。为了帮助我在广州立脚，他拨给我相当于五两黄金的钱，叫我回广州后，凭我的社会关系，和大汉奸叶衍龄那个集团合伙做生意作掩护，并交给我广州地下党的一批关系。林平还要我完成另一个任务：就是凭我的社会关系找叶衍龄集团中在东莞厚街的汉奸头子王柏林，告诉他东纵要他办的事一定要依期办妥，否则我们将掏他在厚街的老窝。

　　离开东纵司令部，在小鬼的护送下辗转来到敌占区厚街，完成任务后再回广州，其时已近1945年春节了。

　　按照省临委的指示开展工作

　　回到广州，我首先把林平交给我的一批关系接过来。第一个是把原在梁和负责领导和联系的一批关系接过来。按林平的指示，梁和回东纵去接受新的任务。梁和手上党的关系有：(1)钟文钜夫妇。钟底下有一个在日军沙河机场附近工作的“游击队之友”。钟的爱人以行商为掩护经常来往于广州东莞之间，是我们同东纵联系的交通员。(2)许××，其父亲开黄包车厂，自己以少东家身份为掩护。他底下有个同志是知识分子，为了做黄包车工人的工作，自己去拉黄包车;其次还有个在广东大学读书的“游击队之友”。(3)区锦，由党派到伪军一个姓白的营长处当副官，他底下还有一个“游击队之友”在敌人兵工厂工作。敌占区广州那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当时，有珠江纵队的线，代表是崔楷权，还有北江特委的线。梁和代表那条线是东纵的。我们三条线有横的关系，每周约定时间地点碰头一次，互通情报，有要共同行动的事情，由东纵代表作最后决定。

　　梁和手上的非党关系有：(1)姓白的伪军新兵营长。(2)姓张的伪军连长。这个连驻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家附近，是陈璧君的警卫连。(3)在伪绥靖公署当高参的萧维扬。他以前是伪军一个团的团长。以上三人都是在东莞和我们作战时被俘的，我们施以突击教育后迅速释放，他们感激我们的不杀和优待之恩，出于民族大义，表示以后愿为东纵效劳。梁和代表东纵在广州和他们保持定期的联系，分配他们一定的任务。这三个伪军官，姓白的觉悟较高，手上又有个新兵营，所以林平派区锦去当他的副官，把这个营切实掌握过来。

　　我从梁和手上把关系一一接过来以后，接着，就把林平单独交给我的打进国民党军统局工作的两个同志的关系接上。他们都是军统粤站派入广州的人员，我给他们的代号是K张和K邓。K张是凭军统的关系打进广州日伪“大东亚共荣圈”(是日伪向群众宣传的机构，具体名字记不清)工作，K邓在伪中山日报工作。伪中山日报的社长叫张荫梧，是军统一个头目。K张与K邓在军统内是上下级关系，他俩的爱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是党派她们作为家属，随夫到广州来的，但都不在军统任职。我把这些关系都接上以后，把我爱人王竹安排为党内交通员，协助我开展工作。

　　1945年2月、3月间党派陈翔南来广州，有个上级同志来，有事可以立即请示报告，比起余慧几个月才来一次好得多了。

　　陈翔南来广州后做的大事，就是发动全党在全市范围内散发一次宣传抗战形势，宣传东纵、珠纵的传单，传单的名称叫“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主要内容是根据党的“七大”精神向广州人民讲清当前的抗战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东纵、珠纵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及当前的任务，号召广州人民团结在我党我军的周围，里应外合，为解放广州而斗争。

　　传单由陈翔南起草，经过我们反复琢磨才定稿。从买纸刻印到动员全党散发，都经过精心策划，精心组织，在一个晚上由全体地下党员和“游击队之友”在同一时间内在全市散发。这是沦陷后，党在广州的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它振奋了群众，震动了敌人。

　　1945年6月，日寇行将覆灭的形势更明朗了，广州经常停水停电，市面上连米也买不到了。陈璧君为了稳定人心，粉饰太平，还要举行龙舟竞赛。我们又散发了一次传单揭露敌伪粉饰太平，人民空着肚子赛龙舟的惨象，号召人民向敌伪算帐。

　　我们还通过投寄信件的办法，向汉奸们讲清抗战形势，警告他们不要继续为日军卖命，要身在曹营心在汉，立功赎罪。

　　7月，地下党听到了党的“七大”的传达，初步学习了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和省临委关于敌占区的工作任务的指示，指示的内容主要是要广州地下党围绕将来夺取广州打好基础，向群众宣传抗战必胜，宣传我党的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建立城市郊区武工队，争取伪军警等。

　　对照“七大”的精神和省临委指示，广州地下党的工作，基本上符合省临委指示的大方向。对伪军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是对头的。因此，萧维扬、白营长和张连长，为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45年6月，珠纵老崔告诉我，他们获得情报，日伪准备日间进攻禺南游击区，要我们协助核实情报。我通过白营长要萧维扬去完成这项任务，约萧维扬翌日在哥伦布(永汉路的一间高级酒店)饮茶，届时我依约前去哥伦布会见萧维扬。经过他的努力，获得了日伪进攻禺南游击区的整个计划，包括兵力布署，登陆的时间地点，萧都给我绘在一张草图上。后来老崔告诉我，这个情报很顶用，给他们帮了大忙。那时候地下党的经费很困难，但我们仍然送一笔钱给萧维扬，作为他努力为我党搞情报的奖金。不久，萧维扬又弄到了一份日军的军用地图，区锦秘密挑灯苦战几个通宵，复制出万分之一地图五张，其范围东起石榴岗，西至广船东厂，南至南石头沿河，北临珠江南岸。地图极其详尽，连乡间小路上那里有一口井也清清楚楚，我们把它送回部队去。白营长的新兵营，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区锦住在白的家里，帮助处理新兵营的日常事务。新兵营那时只有几支供守卫用的步枪，我们已和白计划好，待徒手训练完毕，领到枪的时候就伺机拉队投奔珠纵去。对姓张的伪军连长，我们要求他设法接近陈璧君为我党多搞情报，平时要团结好连里骨干，必要时和他们结成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拜把兄弟，有朝一日党一声令下，就把陈璧君绑来向人民请功。地下党对为我们工作的伪军官和上层人士一方面不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对他们的生活给予适当的照顾，当时同志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给党外人士一些补贴。实践证明，我们这种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非党人士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感到我党对他们是关怀备至的，所以一直团结在我党周围，为我党工作，没有发生过动摇反水的事。

　　坚定不移地为完成党的任务而斗争

　　这段时间，广州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很艰苦的。工作任务重，党的力量薄弱，这个矛盾给我们打开局面，完成任务增添了很大的困难。那时候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也很少，同志们主要是靠自己的职业的微薄收入过活。汪伪的储备券天天跌价，物价飞涨，连当柴店老板的崔同志也靠吃粥度日。钟文钜妻子做水客收入不足以糊口，夫妻俩就给人加工面粉作帮补。钟身体不好，在推磨中常常觉得天旋地转，但也得硬顶下去。那时候，除生活艰苦之外，还有是在敌占区，在敌人的鼻子下开展工作，要发传单，开展党内交通，和伪军联系，都是要冒极大危险的。如与伪军官联络这种事，他们虽然答应过愿为我党效力，但他们还在广州伪军或敌伪机关任职，一朝反水，我们的同志就要人头落地。有一回我去和姓张的伪军连长联系，地点是惠福西路的巧心茶楼。我在联系地点等了他个多小时，仍不见人来，我估计可能出事，但又不见有人来抓我。我离茶楼后在大街小巷左右穿插，观察到无尾巴才敢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碰到我妻子，她说家里已放警号，她先避开来街上碰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伪军官随着他的连队调到中山石岐了，因为去得匆忙，无法告知我。

　　那时候同志们除了生活艰苦、艰险之外，还天天要挨轰炸。从1945年3月、4月起，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美机不断轰炸广州，一来就是几十架，在高空放重型炸弹，实行地毡式轰炸。遭轰炸的地方变成大片焦土，楼房全平了。到了5、6月份，广州的人口已经很少了，连平日最热闹的上下九路也冷冷清清，行人稀少。美机的轰炸连晚上也不放过，整个广州在死神的笼罩之下，不知炸弹什么时候会扔到自己的头上。当时我们同广大市民群众一样，并无防空洞之类可躲避轰炸，只好干脆让它炸好了。为了留下后一代接我们的班，我把两个小女儿交给在我家当保姆的亲戚带回乡下，告诉她，如果我们夫妇炸死了，你就设法找到梁哥(即梁威林，我的保姆认识他)，请他把我女儿安置好。那时地下党的同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环境中生活着，坚定不移地为了党的事业天天准备着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从未发生过任何同志动摇叛变的事情。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6 16: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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