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老兵：子弹从我的嘴巴穿过
2018-09-22 09:16:42 来源：晋察冀民族抗日研究会 点击： 复制链接
1922年8月，杨永彬出生于广东大埔县百侯村。这是一个位于闽粤赣三省边界的山区村庄。“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这是杨永彬对童年最深的记忆。与大多粤东地区一样，去南洋成为村民谋生的主要方式。根据《大埔县志》记载，到1929年全村一万四多人中有超过三千人去南洋谋生。等到杨永彬开始读书时，远赴南洋的乡贤义士们不仅捐建了很好的中学，而且带来了各种新式思想。当时的“百候中学”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支持的实践基地，教学成绩显著，拥有“北有晓庄，南有百候”的美誉。
在这样的氛围中杨永彬完成了初中课程。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学校停课，无书可读的杨永彬很快加入了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70多年后在谈到之所以选择当兵时，杨永彬说，“当时没饭吃，自然是哪里有饭吃就去哪里。当时也根本不知道什么三民主义、什么共产主义。”
经过近2000公里跋涉后，杨永彬和200多大埔青年来到江西分宜县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司令部，成为青年军训班的一员。3个月结束后，杨永彬顺利考入“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并且编为第18期12总队步科，开始学习各种兵器制造原理、骑马、作战战术等。从此，杨永彬开始了自己刀头舐血、未知命运的一生。
1942年11月杨永彬黄埔军校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和每个学生一样获得学校赠送的一把“短剑”和一套横直式的“精神带”。“短剑”由铜钢炼制而成，剑柄两侧分别刻有“不成功便成仁”、“蒋中正赠”。杨永彬说，“短剑”除了防身还有一层意思，战败时自杀殉国。
毕业后，杨永彬被分配到陆军74军57师，军长是战功赫赫、同是黄埔军校学长王耀武，而师长也是黄埔一期的余程万。与杨永彬一样，余程万也是广东人。杨永彬至今都还记得，当他报到的那一天，余程万亲自接见了他，并且用广州话与他交谈，“以示亲热”，结果杨永彬却一句话也听不懂。后来杨永彬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令他非常失望，缺乏感情交流。”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转折之年，日军不仅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其海军及航空兵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为策应太平洋战场，牵制中国军队转移到滇缅，在发动鄂西会战后紧接着发动“常德会战”，全面入侵湖南桃源、常德地区。陆军74军随即进军，杨永彬所在的57师受命镇守常德。也就是在这场恶战中，杨永彬所属57师从8000多人战斗到只剩下300余人，几乎全军覆没，杨永彬也差点丧命。
我很好奇地问，“你第一次上战场害不害怕?”杨永彬说，“我也没打过仗，没经历过死亡，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杨永彬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残酷是在一天深夜。“日寇趁我们不备利用黑夜偷偷跑到离我们只有两三百公尺的树上，以密林为掩护，居高临下用机关枪扫射。”在杨永彬和战友们根本没反应过来时，已有超过一半战友阵亡。
但更加残酷的经历才刚刚开始。一天下午，进攻受阻的日本军队开始使用“催泪弹”，一阵疯狂进攻后，阵地官兵的眼睛受到刺激无法睁开。“在学校的时候根本没学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惊恐。”日军趁机猛攻，夺取常德以东阵地，57师伤亡惨重。
在奉命向常德城内撤退时，作为排长的杨永彬却接到了一个几乎是“炮灰”的任务——带领十几个人、不带机关枪、也不带通讯设备死守东门，阻击敌人向城内进攻。杨永彬将人马扎在东门外500公尺的一座两层石楼内。他们堵死了上楼的唯一楼梯，除了几条凳子、几十箱子弹、几百公斤大白菜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曾经宣誓“此一战斗，上无指挥、下无援兵，唯有单打独斗，与此楼共存亡。”不少士兵还写下了遗书。
在与日军近十万部队激战十余天后，74师失守常德南、北门，剩下不足一千人，弹尽粮绝，师长余程万弃城带领部分将领渡沅江突围。后幸得援军，再加上英美等盟军空中炮火支援，余程万重又夺回常德城。而此时，57师仅剩下300余人。但神奇的是杨永彬指挥下的排却未损一兵一卒，杨永彬本人还被盟军授予“华胄”勋章。
曾经有个盟军记者问，“东门一角的一个医院大楼坚持了六七个昼夜，敌人屡攻不下，最后也不知去向，到底是谁?”除了杨永彬等人誓死战斗外，有一个很重要原因估计是他自己也想不到，那就是该楼顶一直挂着“瑞士的国旗”，由于其属中立国，未参与战争，日军也不敢炮击。现在回想起来，杨永彬说，“幸运，命大”。
常德虽然保住，但57师却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转移到湖南衡阳调整休养。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德会战”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标志着日本侵华6年后彻底走向失败的开始。
我问杨永彬，“日本人真像现在电视上演的那样不怕死、那样残忍么?”杨永彬笑着说，“其实日本人很胆小，一抓获立刻向你跪拜求不杀头。”他曾经问过一个被他抓获的日本兵，对方说日本部队中大部分不是日本人，而是来自台湾和蒙古的中国人。一个班级最多一个纯种日本人当班长。“实际上，我们抗战打日本鬼子，被打击最多的还是自己中国人。”杨永彬说这话时，不断摇头。
“现在电视上演的那些很多并不真实，比如军队会经常偷窃百姓财物等。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我们大部分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纪律相当严明。杨永彬曾经听说有隔壁团的一个士兵饿得实在难受，没给钱吃了老百姓的一碗面，结果被枪毙并且用刀剖开其腹部，取出了面条。
1945年，日本宣布向中国投降。参加常德会战的74军剩余部队被整编为74师，全部纳入美国装备，并且任命张灵甫为师长。美军军队建制没有军，只有师，虽为师实际是军的规模和配置。作为蒋介石的王牌劲旅，整编74师接到一个重大任务——去南京接受日本人投降。
在南京，此时身为连长的杨永彬管理了一万多日本兵。在遣送这些人回国时，杨永彬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黑布包裹的黑色四方形木箱，里面是战争死去的同胞骨灰，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有名有姓的人。”但好景不长，不足一年的时间，整编74师又奉命“剿匪”，陷入内战的漩涡。后来文革时，杨永彬被红卫兵逼着写交代材料时说，我由原来的“抗日”革命走向了“内战”的反革命了。
1946年8月，整编74师奉命开往徐州，归“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当时的总司令是刘峙，副总司令是杜聿明，两人都毕业于黄埔军校。杨永彬说，当时称之为“剿匪”，主要是指日本统治期间留下来的地痞、流氓、汉奸等。“根本不知道有匪里面还有共产党人。”军队在涟水一带遇到了解放军，74师很快取得胜利。杨永彬在类似自传的材料《我的曲折和坎坷的人生》写到，“张灵甫以战无不胜自居，乘胜追击，不料落入了包围圈。”在临沂等地，张灵甫无路可退被逼上孟良崮。而正是在这次恶战中，身为连长的杨永彬几乎丧命。
由于孟良崮是一座石山，四周陡峭、草木不生，根本无法开挖隧道，全师一万多人只能分拆藏匿石洞中，而美式装备笨重的大炮只能丢弃。在一次突围中，杨永彬带领连队冲锋，就在他跃出战壕刚大吼一声时，一种子弹迎面打来，穿过他的口腔从后脑耳根后部穿出。我问杨永彬，“当时知道自己中弹了吗，很疼吗?”他说，“一开始没感觉，以为只是擦破了皮，也没出太多血。”等到冲锋结束后，他才意识到子弹穿过他的后脑勺。多年后的今天，杨永彬说，“我真的是命大。当时年轻呀，伤疤两三年就消失了。”
住入石洞内医治的杨永彬知道，此役凶多吉少。事实也是如此，张灵甫领导的74师抵抗了六七天后，再也没有补给，几乎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在山顶石洞内自杀而亡。杨永彬说，“当时他叫来部队剩余将领，要求他们跟着自己自杀，但是很多人不肯。”
孟良崮之战后，杨永彬因为重伤被释放，回归到连云港陆军医院医治。在医院期间，杨永彬被升任为营长，官拜少校。一年后的1948年，杨永彬又回到战场，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终因蒋介石军队内部斗志涣散，“40多万人的部队，整个被解放军包围。”
杨永彬至今都还记得，在淮海战场上的整整40天，双方待在各自战壕里，“以不打也不相见的情况度过。”由于被长时间包围，“弹”未尽“粮”已绝。他们甚至把随军的战马杀光吃掉了。两军边界的士兵甚至还能相互谈话，一边说“过来，我有罐头”，另一边说“过来，我有小米粥”。长期的内战导致双方军队都不想再打仗了。
在等待王维兵团援救无望后，杨永彬决定逃出战地，在一个黑夜，他以灌木和山坡为掩体开始逃命，不料仅仅走了三四公里就遇到解放军。放下武器后，杨永彬与一万多国民党校官被集中到鲁南参加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了解到人类发展史，奴隶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也了解中国发展的前程和建国方针。杨永彬觉得，“令我在思想上有很大改变，也有了思考的能力，不再只是听从指挥打仗。”学习三个月后，杨永彬来到广州。那时大规模逃难的人挤满了南下的火车，杨永彬和同伴冒险登上车顶才抵达广州。
当时杨永彬的大哥在国民党中央国防部民用工程司任职，他跟随南京政府已经南迁，杨永彬找到了落脚点。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炸掉海珠桥，撤离大陆，退居台湾。而杨永彬则经过统战部介绍去了广东省行政学院学习。后来杨永彬先后在广东省水产局、广州市水产供销公司、广州市机电工程公司工作，直到1982年退休。杨永彬有四兄弟，老大老三都毕业于中山大学。老大后来官职国民党国防部少校。正式因为这样的问题，他在文革中被打为“反革命”，后来移民美国。
杨永彬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战场上命大，没有被打死。建国后跟着共产党搞建设。即使文革也没有被批斗，没有戴过纸帽或游街”，“我也不去谈论什么政治，安安心心干好工作就行。”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9-22 09: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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