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应瞻：日寇屠杀新加坡华侨目击记
2018-10-27 14:42:07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点击：  复制链接

　　长堤，这是柔佛州新山镇和新加坡的咽喉关卡，人们刚走到桥头岗哨，日寇就通过马来警察，用当地的语言，气势汹汹地喝问道：

　　“汝!吗哪冒不基?!”(“你!要去哪里?!”)

　　答：“不基新加坡。”(“要去新加坡。”)

　　“窝浪支那，吗哪拉当?!”(“中国人!从哪里来?!”)

　　答：“拉当新加坡。”(“新加坡来的。”)

　　这样的回答并没有错，可是，一下又一下的籐鞭、木棍却雨点般落到过往的人民头上。直到旁边尝过这苦头的好心人，暗通了讯息，才恍然醒悟其中的“道理”。只好用手一招架，高喊一声：“昭南岛”!又慌忙弯腰90度，才能安然度过这要命的关卡。这是当年人民经过柔佛海峡的长堤时经历的一幕。

　　日寇从柔佛海峡登上新加坡后，向市区横冲直撞，个个汗水淋漓，横眉怒目，杀气腾腾地逢人就抓。强令老百姓在各个十字路口和要冲街段，重要建筑物四周垒沙包、修工事、设路障。山下奉文勒令当地华侨必须限期交出500万元叻币，供“慰劳皇军”之用。然后，又宣布让“全体将士”“自由活动”三天，庆祝新加坡落入“大东亚共荣圈”和“昭南岛”的诞生。其实，是故意放任日寇对老百姓奸淫烧杀、胡作非为。那真是罪恶滔天的三天三夜，受躏辱、被残害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当年，我的家在一条叫金星路的小巷子里，门牌1号B，地处由“和丰椰油厂”往芳林巴刹、中峇鲁往“大世界游艺场”的十字路口。巷口对面是一排大仓库，巷里是亚答厝连成一片的贫民聚居区。我记得在那三天三夜的头一天，突然从巷口窜出了大约一个班的武装日寇，嘴里“马格也鲁!马格也鲁!”叫嚷着，驱赶居民去扫马路，垒沙包。并挨家挨户冲进屋里，伪装借火吸烟叫问着：“吗急士，阿鲁格?”(“火柴，有吗?”)贼头贼脑，眼睛东溜西转，随意翻箱倒柜，动手动脚。把一切能吃有用的东西劫掠清光，临走连鸡鸭一只也不留。搞得家家户户人心惶惶，哭哭啼啼。到了半夜，忽然四处狗吠声声，接着许多人家里发出了呼救的声音和妇女凄厉的惨叫。日寇白天侦察到哪家哪户有美貌、年轻的妇女，夜里就来一一抓走。邻居一位20岁的姑娘，就被抓去糟蹋了。她的老祖母也被当场吓死。三天以后，新加坡所有年轻妇女，几乎不约而同地女扮男装，把头发剪成男式短发。

　　往芳林巴刹去的十字路口拐弯处，有一座“马打厝”(即警察署)，已由日寇驻守。老百姓路经该署岗哨，男人须弯腰九十度敬礼，还得挨上一皮鞋，才放你过去。妇女走过，须在光天化日之下，脱下裤子，让日寇“过目”，才准放行。否则，拳脚交加，残酷殴打。有位中年华侨，骑着一辆陈旧自行车，从十字路经过。他可能有什么急事或一下忽略了，竟忘了停车向岗哨上的日寇敬礼，遂被追捕回来，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被捆绑在对面路旁的电线杆上“示众”。从早上到下午，酷热的太阳晒得他汗水直流，肉体和内心的痛苦，使他满面泪痕，更可恶的是，日寇当众在他身上撤尿，用火燃烧他的衣服，再举起椅子狠狠地敲打。使他头上、脸上血流如注，而椅子也打垮了。接着，再把他拖进警署走廊里，用修筑工事的沙包压身，日寇则轮流跳上沙袋践踩，把他折磨，摧残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这样还不罢休，次日终于被拉到通往“大世界游艺场”附近的桥旁枪杀了。而这些，仅仅是发生在新加坡的一个小小角落里的情况，也是我亲睹目见的。

　　凄惨的三天三夜挨过以后，更大的灾难却又降临到新加坡人民的头上。这就是人人谈虎色变的新加坡日寇的“检证”事件。

　　司令官山下奉文“慰劳”皇军之后，又颁布《告示》。由日寇四处张贴，要老百姓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当好“顺民”。规定凡13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必须携带5天的口粮，到所指定的地点集中，等候“检证”，不得违抗。不久，芽笼、惹兰勿刹、东陵、海山街、丹戎巴葛等几个被指定的地段和区域，一时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都挤满了男人和男孩。人们在骑楼下、马路上和空地里，见缝插针地铺满了草艹席，艹席上扔着随身带的衣服，毛毯和杂物;有的人连炉锅碗勺都带来了。大家既恐惧又焦急，个个满脸愁容。人们都被赶到这些地方，就像笼子里的鸡鸭、羊圈里的羊群，诚惶诚恐地听候着日本鬼子的宰割。大家都惦念家里的亲人，但被关进这些充满着恐怖的临时集中营，却准进不准出。外头圈着铁丝网和藜蒺路障，日寇四处巡逻，枪口上的刺刀寒刀逼人，堆积路中的沙包上架着整排的机枪，整个场面笼罩着紧张、恐怖的气氛。随着一声凄厉的哨音吹响，“检证”开始了。

　　我和父亲当时被关在丹戎巴葛区，刚好是日寇水上宪兵队驻军大楼的后面。那里面临公路有块旷地，只见一排藜蒺路障把公路封锁了，出口处摆着双屜木桌一张，桌后站着一个日寇军官，白色臂章上印有红色的“宪兵”二字。他一手按住军刀，仁丹胡下门牙暴出，张开大口，唾沫横飞地叫嚷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新秩序”，就必须“检证”。他叽哩咕噜地指指划划，场地上蹲着的人们，只是通过他身边的翻译，才听懂了几句。紧接着要大家鼓掌，为“天皇陛下”“高呼”“万岁”。后来，就驱赶人们排好单行纵队，一个挨一个地向桌前走去。这时端坐在桌后的日寇，虎视耽耽地盯住过去的人，问他“什么的干活?”家住哪里?要他伸出手掌让他翻视。结果，那些身强力壮的、戴眼镜的或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都被勒令靠边站成一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丝丝街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启蒙小学”的校长，就是这样“失踪”的。家中的妻子和九个儿女，就在这次“检证”中，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这些“检证”中失踪了的人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马来亚和新加坡沦陷的三年八个月，人们一直在猜这个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劫后余生者，向当地报纸上作了血淋淋的控诉，才把那“谜底”揭穿。原来，那些不幸的人们，大多数被当作“抗日分子”嫌疑，被一一捆绑起来，一批批押上军用卡车，有的运往海边沙滩用机枪集体屠杀了;有的被运到郊区挖土坑后活埋了。还有一部分则被抓去充当“勤劳奉仕队”，替日寇修筑军事基地或秘密工程，为了保密的需要，工程竣工之后，也都惨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据战后人们的调查和初步统计，在当时只有10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因“检证”而失踪的人数，竟多达15万人以上!人血呵，人血!其中绝大多数是我海外侨胞的鲜血!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新加坡人民欠下的一笔累累血债。

　　那些经过所谓“检证”，而侥幸没有被扣留，总算存活下来的人们，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请看吧：日寇一手拿起一枚刻有“检证”二字的长方形图章，对准被释放的复检查的人的额头、脸庞或衣裳，啪的一声地猛盖下去。每个人“喔哟”一声惊叫，也就留下了耻辱的印记。再被狠狠推搡着走向了出口处，还得向岗哨上的日寇深深一鞠躬。人们回到家里，有的不敢洗脸擦身;有的忍痛把衣服开一了个小“天窗”，“剪下”检证的图印，用别针把它挂在胸前，成为人们的“通行证”和“护身符”。否则，遇到巡逻的日本宪兵，还可能再一次地抓走。他们以对付牲畜的法西斯手段，极大地侮辱了新加坡的人民!我想新加坡的人民是不会轻易忘却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27 14: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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