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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进安:蒋政权阴谋破坏南侨“回国慰问团”亲历记
2018-10-27 15:26:50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点击:  复制链接

  在《广州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看到了陈曙风同志的《抗日期间蒋介石集团对待华侨二三事》一文,其中曾特别提到1940年南侨“回国慰劳团”在重庆遭遇的问题。我是南侨慰劳团(即“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以下简称为“慰劳团”)的代表,兼任该团的总秘书长及第二路分团秘书,该团由新加坡经缅甸、云南、贵州、四川以至战时的首都重庆,然后又由重庆经川东转赴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亲往第九、第三、第七、第四等战区,慰劳前线抗日军民将士,所以对于当时蒋政权阴谋破坏南侨慰劳团工作的情形,以及诬蔑、监视本团团员行动的经过等等,均曾亲历其境,身受其害,故特择要略述于次,备供参考。惟现今事隔20余年,且所有文件均已全部散失,故兹篇所记,不过一鳞半爪,挂一漏万,定所难免;其次,本文涉及范围多侧重于个人亲历之事,其他知而不详或未经证实之事则概未列入,尚希了解其中内情的人士加以补充、指正。

  一、蒋政权对于慰劳团筹组期间的破坏

  蒋政权对于南侨慰劳团的阴谋破坏,并不是在该团回抵重庆以后才临时开始,而是在其刚一发起筹备之初,即已嗾使南洋反动社团、报馆公开进行破坏的了。

  南侨慰劳团的发起筹组,是1940年1月间的事。当这一决定由南侨筹赈总会①主席陈嘉庚先生正式向蒋政权洽商备案,以及分别通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分会,依期选派代表来星加坡,一齐回国慰劳时(按:当时荷印、星马各地的华侨代表,大部集中新加坡经缅返国。至于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地的代表,则多取道香港直飞昆、渝,然后再一齐出发前线慰劳),各地的使领馆、反动社团、报刊都一齐动员起来了。他们首先制造各种各样的谣言,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祖国各地正值兵慌马乱,空袭频仍,回国慰劳不但危险万分,同时亦无必要,藉以阻遏华侨归国慰劳的热情。接着又进一步利用地方派系如闽帮(福建)、广帮(广府)、琼帮(海南)、潮帮(潮汕)、客帮(客家)侨领平时矛盾冲突的关系,进行挑拨离间,借以达到消极抵制或互相排挤的目的。最后,他们更设法透过各种公私关系,对各个当选代表暗中恫吓、威胁,使其知难而退,以便达到逐个击破之目的;再不然则不择手段地在报纸上(主要是《星洲日报》)加以诬蔑、中伤,使你声名狼藉,无地自容!当时有不少的华侨代表,就是在他们这种无耻的“骗”、“拆”、“吓”、“骂”的鬼魊伎俩下,被迫放弃了回国慰劳的光荣使命。而我的父、叔亦因为我最初是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代表,曾直接遭受他们的诱骗、威胁!

  在1940年以前,我本来是在新加坡震旦、中华、大侨各华校任教的,因此,当星(新加坡)侨筹赈会选派代表回国慰劳时,便公推潘国榘、陈戈丁、陆匡贤、陈某某(按:陈为海南人,留法学生,但现已忘其名)和我五人为代表。当他们侦得这一确实消息后,于是《星洲日报》的编辑张匡人、新加坡客属总会的董事兼财政林师万等就在新加坡代表正式选出后的第二天傍晚,驱车邀约我的父亲、叔父一起去兜风、谈判,胁迫他俩代我辞去慰劳团代表的职务。因为他们事先已经晓得,当时我已离开新加坡转赴马来亚、森美兰、芙蓉、大华学校任教;而我的离星,无疑更有利于他们破坏工作的进行,所以便直接了当地找到我的父亲、叔父头上去施加压力了!

  在车中,林师万首先从生意经谈到客属总会的问题。他说:“客属人应互相团结,彼此帮忙,俗话说‘网烂网莫断’,这样才不致为潮、福人(即潮州、福建人)看轻。”于是话头一转,便扯到南侨慰劳团的问题。张匡人有意污蔑陈先生说:“陈嘉庚完全受‘八哥’(共产党)的包围利用,华民政务司(英殖民政府)对他早有怀疑、监视。侯西反被逐出境,便是对他的一个警告。他这次筹组慰劳团回国慰劳,就是想乘机‘迭更’(粤语,即逃走),以免将来被逐出境,面子难看!我希望袁萍先生(我当时在南洋任教的名字)不要上他的大当。”林师万紧接着便来了一个“画龙点睛”的建议:“我看你们做长辈的就干脆代袁萍先生作主,辞去这一个代表算了!”

  就这样,我的父亲和叔父便在他们这种一唱一和、半骗半吓的情况下,瞒着我悄悄地把我的代表职务辞去了。——这件事情的经过,是我在1940年3月间,以“森美兰华侨筹赈会”的代表身份,回到新加坡集中归国前,我的先父以无限伤感的口吻亲自对我说的。由于他受张、林的毒害过深,所以当他讲出以上一段经过后,还进一步希望我连森美兰华侨代表的名义亦一并辞去,不要“陪人跳海”!(即不要随陈嘉庚先生回国慰劳)

  反动派对南侨慰劳团的阴谋破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除了造谣欺骗、挑拨离间以及威胁恫吓以外,还有一种惯用的伎俩那便是“骂”。星、马的代表,特别是新加坡的代表,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挨过他们这一记“闷棒”的。陈戈丁、陆匡贤两代表的遭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南洋商报》(以下简称《南商》)是陈嘉庚先生的机关报,因此反动派不但对于《南商》本身,即对于《南商》的编辑、记者亦是恨之刺骨的。这次新加坡的代表陈戈丁、陆匡贤刚巧是《南商》的记者,于是《星洲日报》便在本报新闻栏内,以巨大的篇幅对陈、陆两代表进行冷嘲、热讽、嘲笑、谩骂,同时并说陈过去曾虚报年龄、假冒文凭、未出娘胎便已读书,……故戏呼陈戈丁为“神童”;至对于陆匡贤亦极尽揶榆、诋毁之能事,使人看起来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从这里可以明白地看出:反动派对于南侨慰劳团的阴谋破坏,不但在回到重庆以后,即在南洋筹组期间即早已积极开始进行了。可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吓倒我们,南侨慰劳团在陈嘉庚先生的直接领导下,终于冲破重重困难障碍,于1940年3月由新加坡启程出发了。

  二、蒋政权对于慰劳团在渝期间的破坏

  不错,蒋政权对于南侨慰劳团的筹组,确曾想尽千方百计,企图阻挠、破坏,使其无法成行。但是反动派心里亦非常明白,由于陈嘉庚先生在广大的华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想要完全达到他们卑鄙可耻的目的,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因此,他们在破坏的同时,也暗中布置了一些骨干,一齐参加慰劳团的工作。譬如:雪兰峨的代表、吉隆坡尊孔中学校长郑心融;越南代表、海防华侨中学校长王子俊……等等,不但和国民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和军统、中统特务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如此,但在56位南侨慰劳代表中(以下或简称代表),真诚热爱祖国,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的人毕竟还占绝大多数。

  南侨慰劳团的代表,是由各地华侨筹赈分会按照总会分配的名额公推派送的,但也有部分地区由于名额的限制,经特别征得陈嘉庚先生的同意,自费参加的。如庄明理先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等便是。当时各地的代表,包括公推和自费的在内,据我目前记忆所及,大致如下:

  新加坡代表:潘国榘、陈戈丁、陆匡贤、刘宝星(我辞去代表后临时补上的)、陈某某(似乎是陈继烈);

  柔佛代表:蒋君才(在滇缅公路上因翻车受伤,中途折返。与蒋代表同车遇难的似尚有1人,但已忘其姓名);

  马六甲代表:李君侠;

  森美兰代表:袁进安、丘某某(已忘其名);

  雪兰峨代表:郑心融、陈英才、梁龙光;

  霹雳代表:庄明理、姚轶平、王振相、林珠光;

  槟榔屿代表:蓝铁桥;

  荷印代表:郭美丞;

  泰国代表:张百基;

  越南代表:王子俊;

  菲律宾代表:陈肇基;

  缅甸代表:(已全部忘记)。

  以上各地代表均不止一人,但因事隔20载,且彼此集中共事的期间又为时甚暂,故大多数代表姓名均已遗忘,一时无法查核,故只好从略。

  各地代表选出后,即于1940年3月初,分别集中新加坡,候命出发。行前,陈嘉庚先生曾特别在“怡和轩俱乐部”(南侨筹赈总会会址)召集各地代表开会,同时并指定:潘国榘为南侨慰劳团总团长,袁进安为总秘书,陈戈丁为财政,李君侠为总务……慰劳团于同年3月9日前后,由新加坡乘轮赴仰光,取道滇缅公路前往重庆,然后再转赴前线慰劳。

  诚然,南侨慰劳团的回国慰劳,这不但是南洋广大的华侨对于前线浴血抗战军民的一种崇高敬意的表现,同时亦是海外千百万侨胞对于祖国长期抗战政策坚决拥护的庄严宣誓!而事实亦确是如此。但是,这对蒋政权他们来说,却是一件伤透脑筋的大事。所以在慰劳团由星加坡出发后不久,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便以“述职”为名,匆匆飞渝,筹商下一步阴谋破坏的对策了。也就是预先飞渝,筹备对我们热烈盛大的“欢迎”。

  那么这班反动的家伙究竟预先筹备了些什么来“欢迎”我们呢?!

  不错,何应钦、孔祥熙确曾在军委会、财政部对我们举行过盛大的欢宴,而蒋介石更曾假惺惺地亲自在嘉陵宾馆设宴为我们洗尘。可是更多的“欢迎”、“招待”,却是接二连三而来的造谣中伤、阴谋破坏!

  南侨慰劳团是在1940年4月中下旬抵达重庆的。最初是住在市内林森中路,距离海外部不远的柏林大旅社,但是刚刚过了几天,据说是为着“全体代表的安全”、“走避警报的便利”,于是又由市内转移至近郊李子埧的临时招待所里。同时随着住所的迁移,各种各样诬蔑、中伤的谣言亦慢慢传播开来了。除此之外,其中有些代表甚至被他们暗中派人跟踪、监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始终觉得有点莫明其妙!对此,我们有几个人曾私下交换过意见,有人说:“我们不应当小题大做,要求撤换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某某汽车队长”;又有人说:“我们不应当多管闲事,随便过问政府征兵行政的问题”;更有人埋怨陈嘉庚先生不应该越俎代庖,干预军政机关的车辆保养,以致招惹了许多意外的麻烦!可是,事情症结的所在难道真是如此吗?!

  是的,对于蒋政权我们确曾提过若干的批评、建议。譬如,要求撤换汽车队长的问题,那是我们在滇缅路上的遮放,亲眼看见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某某汽车队长,无理殴辱华侨司机,然后通过侯西反向西南运输处提出建议的;其次关于所谓“过问政府征兵行政的问题”,则是因为我们在滇缅、滇黔公路上,看见不少新征入伍的壮丁,被麻绳甚至铁线紧缚双手,形同囚犯一般押解入营,所以由陈嘉庚先生向最高当局如实反映,同时并要求设法改善的;至对其他军政机关(主要是西南运输处)车辆保养的意见,则是在蒋介石接见陈嘉庚先生,征询来渝观感时,由陈老先生亲自提出的。所有以上这些批评、建议,在我们来说,都完全是出于一片爱护祖国的热诚,并无丝毫夹杂个人爱憎的意见,可是,这在蒋政权看来却以为另有目的、企图,甚或是受人唆使、利用。

  外间对我们的诽谤、中伤是愈来愈多了,特别是通过郑心融、王子俊这一些仍然挂着“南侨慰劳团代表”招牌的反动骨干,在慰劳团内部更散播了不少恶毒的谣言。他们说:“陈嘉庚根本受共产党包围利用”,“潘国榘、袁进安……等等是异党分子”,“南侨慰劳团有不少敌人的内奸,他们另有目的、企图”……我们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于是在1940年4月下旬的某一天(似乎是4月26日)下午,在海外部楼上的一次由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主持的代表会议上,潘国榘首先向陈树人提出了义正辞严的质问:“南侨慰劳团是带着海外千百万侨胞、纯贞爱国的热诚回国慰劳的。我们既没有任何的要求请讬,更没有丝毫争权夺利的野心。我们自己带着舟车旅费,翻山越岭,不避艰难,然后才回到祖国的战时首都,唯一的愿望,便是企图把我们这一颗热烘烘的爱国的诚心,献给前线浴血抗战的军民将士。为什么要说我们是‘异党分子’,‘敌人内奸’呢?!莫不是过去‘爱国有罪’,今天‘慰劳犯法’吗?!”潘国榘的说话是这样的尖锐激昂,会场的空气马上沸腾紧张起来了。我和另一位代表还来不及发言、质问,陈树人便立即非常尴尬地站起来说:“这可能是误会,这可能是误会!兄弟并没有听见任何类似的谣言,希望各位代表冷静一点,不要中了敌人的奸计。大家的安全我完全负责,请大家不要担心。”会议就这样在愤激与不愉快的气氛中宣告结束了。

  尽管陈树人口口声声否认其事,同时并请大家不要担心,可是暗中的监视都相对地加强起来。大约是4月28日前后,我意外地在民族路附近碰见了一别多年的十姐(留日同学,广东人,已记不清她的姓名,似乎是姓刘还是姓张,和黄静汶、张群范是很好的朋友),随便扯了一些家常后,我们便很自然地谈到一些国内外的时事以及当时所谓“国共双方磨擦冲突”的问题——即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问题。最后她建议最好亲自去看看叶剑英同志(按:当时叶同志是八路军驻渝代表)。

  “那好极了!他有空接见我吗?!”我瞪着惊奇的大眼望着她,“什么地方能够看到他?”

  “我代你约约他就是了。什么时候你能来呢?!”

  “我很快就要出发前线慰劳了,等到再回重庆时恐怕已经太迟,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这二三天内看到他。”约好了时间、地点,我就和十姐匆匆分手了。

  大概是4月底还是5月初的一个下午,约莫四五点钟的时候,当我前往山洞慰劳伤兵回来时,便借故在上清寺附近单独下了车,到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去看了叶剑英同志。临别,叶同志在会客室的内门握着我的手说:“对不住,恕我就送到此地为止。”他似乎看出我不太理解他说话的本意,于是又再补充了一句:“送出门口恐怕对你有点不太方便。”事后我才晓得,原来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左右常常有特务巡查、监视。

  我满以为这次的会见是相当机密的,因为这件事除了十姐以外是没有第三个人晓得,而当时和叶同志谈话亦没有第三者在座,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在由渝出发慰劳的途中,郑心融(他和我同在一个分团转赴前线慰劳)却以打趣的口吻对我说:“叶剑英在曾家岩请你吃了些什么好菜?!”

  三、蒋政权对于慰劳团出发前后的破坏

  5月初,南侨慰劳团在渝结束了慰劳工作后,即划编为三个分团,每团约为18~20人,准备出发前线,慰劳抗日军民将士。当时各路分团的编组、路线大致如下,但因时间相距过久,故各路分团团员(即南侨慰劳团代表)姓名未能一一尽记,错漏亦在所难免。兹分志于次:

  第一路分团:团长潘国榘,秘书姚轶平,团员庄明理、蓝铁桥、王振相、梁龙光、林珠光……等等,取道川西,转赴山西、陕西以至华北各地。

  第二路分团:团长郭美丞、秘书袁进安。团员张百基、陈英才、郑心融、王子俊、陈某某……等等,取道川东,转赴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以至广西各地。

  第三路分团:团长陈肇基,秘书(已忘其姓名),团员陈戈丁、陆匡贤、李君侠、刘宝星、丘某某……等等,取道川东,转赴鄂、豫、皖以至华东各地。

  除了以上3个分团的编组外,陈嘉庚先生则与李铁民等(以后似乎庄明理先生亦参加在内),于五六月间亲自飞赴陕北延安以及其他战区,慰劳前线军民将士。

  反动派对于南侨慰劳团的出发前线慰劳,是根本不赞成的,但他们除了以前方接近火线,随时有受日寇包围、袭击的可能,以及沿途交通、治安不好,危险很大等等以外,也说不出其他更多的理由来阻止我们,因此,他们便只好在其他的枝节问题上来给我们打岔岔,找麻烦。以下是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一)慰劳礼物的问题——陈嘉庚先生认为,慰劳不能徒讬空言,没有礼物是不成敬意的;便何况前敌士卒出生入死,浴血抗战,而我们又是万里迢迢,远道而来,没有半点见面礼物,又何以对得住前方将士?!其次,前线,特别是遥远地区,医药缺乏,伤病兵员亟需大量药物接济,所以陈先生力主购运若干衣物、药品,以作慰劳。但反动派却以运输困难为辞,坚决反对。以后虽决定改发现金,但仍以运钞困难,风险过大,而加拒绝。最后,他们虽勉强答允由财政部统一代发,但结果似乎仍然是不了了之,藉以打击陈嘉庚先生的威信。

  (二)慰劳路线的问题——所谓“慰劳路线的问题”,事实上不过是第一路分团应不应当和可不可能前往陕北延安慰劳的问题。反动派的意见是:“‘八路军游而不击,抗而不战’,根本没有前往慰劳的必要;其次,共产党到处‘杀人放火’,‘消灭资本家’,对于各位代表的安全,无法保证。”所以坚决阻止第一路分团,特别是陈嘉庚先生前往陕北。但陈先生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党既已公开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如果现在阳奉阴违,言不由衷,这是自绝于国人,我们华侨愿与全国同胞共弃之。但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亲自前往看看实情,否则无以对海外千百万的侨胞。反动派无词以对,结果陈先生与第一路分团终于越过了重重障碍,在6月间到达了陕北延安,与毛主席、朱总司令作了第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南侨慰劳团各路分团是在5月上旬由重庆分头出发的。反动派既已没有办法达到他们原来破坏的企图、愿望,于是便只好在我们出发慰劳工作的过程中采取加强监视、阻挠的活动了。他们借口沿途治安不良,情况复杂,因此,特决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和海外部各派代表一人(以下简称代表或中央代表),随团出发,借他们的话来说,那就是“沿途照料”来实行其不可告人的监视、破坏的工作。

  第一、第三路分团的中央代表是谁,我已记不清了,至于第二路分团的代表,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专门委员简某某(已忘其名,北方人),另一个是海外部的处长余超英(福建人)。他们一路上除了一再重复“八路军游而不击”,或“共产党到处杀人放火”一类污蔑的语言,以及随时向重庆密报慰劳团和各团员的动态以外,更重要的是每到一处即与各地党、政、军机关洽商、布置:何处可以前往慰劳,何处应加阻拦、制止。在衢州第三战区司令部时,我们就曾为着准备前往屯溪以及其他接近前线的地区进行慰劳,而受到他们的阻挠、限制。其次就是尽可能地抢先代各机关单位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或以冗长的说话来占用我们和各机关单位座谈的时间,藉以阻挠或打乱我们的慰劳、访问。有一次,在九战区的招待会上,由于余超英过分露骨地代该战区答复一些有关的问题,便曾当场受到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很不客气的斥责。当时薛岳紧绷着面孔对余说:“与你无关的事情,不要瞎扯!”总之,他们的所谓“沿途照料”,就是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阻挠、破坏我们慰劳工作的进行。

  一路上,不论是在各地联合举行的群众欢迎大会上,抑或是在各机关个别召开的座谈会中,经常负责发言的主要是郭美丞和我两人。由于我当时说话比较激动,于是回渝后——事实上在出发慰劳工作过程中——他们便大造我的谣言,说我是“共产”、“赤化”、“简直是代异党煽动、宣传”。不但如此,到了福建、永安后,他们更对我采取了公开的监视。这是王子俊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无意透露出来的。

  从浙江、金华转到福建、南平的途中,我发觉我的身体已经无法继续支持了,于是到了永安我便商请郭美丞团长的同意,决定独自留下去疗养,然后再定行止。我之所以选择永安,是因为恐怕万一真正需要长期休养时,将来返回老家(大埔)比较近便一点。除此之外,可说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企图。可是随团出发的两位“中央代表”却另外有一种奇妙的想法。他们认为闽、粤边区从来是异党活动的中心,袁进安突然留永,一定是另有阴谋打算,所以随着我决定留永的当晚,王子俊亦推说有病,准备与我作伴,一齐留永养病了。由于王子俊是中山大学先后的同学,同时又是广东同乡的关系,所以一路上常常说说笑笑,而在永安留医期间更是无所不谈。大概是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差不多将近出院的期间,有一天晚饭后散步闲聊时,他转弯抹角地从华侨教育谈到个人今后出路的问题,然后以试探的口吻询问我:

  “你准备几时重回星岛?”

  “南返任教是肯定不可能了!”我坦白地对他说,“因为英殖民政府已经正式通知我,注销了我在南洋教书的执照。”②

  “那你打算点呀?!”(粤语,怎么办)

  “我准备留在国内参加抗战!”我望了望他,接着又再补充了一句:“相信做做政治宣传工作我还是应付得来的。”

  “不过,……恐怕政府不一定相信你呢!”他吞吞吐吐地说了这么一句后便停了下来。

  “为什么?!”我不耐烦地追问他。

  “大家都是老同学,”他沉吟了一会说:“同时据我一个月来的观察,你也不像这一类人(指共产党),所以摊开来对你说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似乎了不起地作了这么一个开端后,接着便把余超英等一路上对我的怀疑、注意,以及决定留他在永安对我进行监视的原委说了一遍。最后,他半威胁半伪善地劝告我:“最好还是回重庆中训团接受一次正式的‘洗礼’,否则你是无法在国内立足的!”——蒋政权对于南侨慰劳团就是这样从最初开始筹组,以至于以后出发前线慰劳,都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阴谋破坏的。

  注:

  ①当“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海外侨胞莫不义愤填膺,不论工人、学生、教师或商人均纷纷自动捐款,汇回祖国,支援抗战,但由于侨居国对于华侨这种抗日救国的行为一律严令禁止,不准进行,所以只好改用赈济祖国难民名义,始得继续劝募,故抗日救国机构,亦随而易名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或“某某地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分会”。

  ②当我回国慰劳抵达重庆时,曾接南洋家中转来森美兰教育司的通知,说已注销我的“教师执照”,今后不准再在其他任何华校任教,所以无法南返。另据南侨代表梁龙光1941年回星加坡后告诉我,他在柔佛警局被扣时,曾见英当局的通缉黑名单上亦有我的名字。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27 15: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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