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直公：广州沦陷时期的教育概况
2018-10-29 15:31:48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关于高等教育部分——省立广东大学

　　广州沦陷后，广东敌伪当局为迎合敌伪主子和汪伪主席的意旨，欲于思想上控制人民和压制抗敌情绪，积极地提倡“和平反共”的反动思想，用来麻醉人民。广东大学之创立就是其中计划之一部分。因此他们明知校长未有人选，即由伪教育所长林汝珩兼充，又知校舍尚无适当地址，急择光孝路原日国立法科学院，设立文、法、理工、农四学院。院长分由陈嘉蔼、冯霖若、袁武烈、张焯坤四人充任。即于民国29年(1940年)六月接收校舍，随于8月8日开始招生，9月4日至6日举行第一次新生入学试验。27日至29日举行第二次新生入学试验，前后共取录新生300余人。9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10月5日开课。并于文学院内附设实习小学一所，农学院内附设农事专修科一班。统计文学院内学生共有138人(教育系63人，中国语言文学系47人，史学系22人)，法学院内共有176人(政治系59人，法律系61人，经济系56人)，理工学院内共有66人(土木工程系27人，化学工程系21人，建筑工程系14人)。农学院内本科学生共48人(畜产系8人，植产系40人)。

　　至各学院院务，在文学院方面，除设院长一人综理院务外，下设教务、事务两部分掌教科事宜和教科以外一切事宜，而秘书及书记未有设置。有关教务方面，只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史学系、教育系三系。而哲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尚付缺如。余如研究方面，对于专题研究，学术讨论及课外讲坐，未见有什么设计研究，虽查该院订有学则28条，以为学生学业之准绳，但等具文形同虚设，毫无成绩可说。

　　在法学院方面，是采取年级、学分混合制，各学系课目均分为必修、选修两种。其余关于法律系，虽定有辩论会，假设法庭等计划，但未见实行。而所标设阅书报社，希冀搜集各种法律丛书、司法刊物及国内各机关公报，但既没有关于法律问题之各种书籍，又无陈列展览至对政治系和经济系所称设政治研究社，以研究政治各种问题及介绍关于政治问题之各种参考书籍。政治考察团，设置经济调查处，商业实习场所，拟出经济刊物等等，均是空言，而无实现，即此可为该院各系教务设置缺乏人力物力之一证。

　　在理工学院方面，各项建设亦未见完善。查其关于建筑工程系与土木工程系之设备已完成者，只有材料强弱试验室、制图室、晒图室(附暗室)、设计室等。关于仪器及模型方面，已购置的亦只有万能建筑材料试验机、材料硬度试验机、沥青拉力试验机、测量水流速度仪、三合土模型等及测量仪器20种。关于物理方面，虽有物理仪器室及实验室，以为学生实习之用，然其所称各项设计及研究，概由设计指导学生自行计划，各系均设有教授指导室，使学生于课余时间得从容请益，增进学业等语。在表面观之，对于培植理工各系各科高深科学知识及高级工业专才，似能注意于科学之原理与其应用，但设备不齐全，当不足以资学术之研究。兹据该院所置仪器，属于度量衡类，仅得十余种，力学、音学、光学、热学四类各亦只有十余种。有关化学工程系的设备，完成的除有化学实验室、天秤室、化学仪器室外，而于蒸溜室、煤器发生机房、燃料室、溶液室尚无完成。关于药品及仪器方面，购备的虽有定量分析用药品十余种、仪器用20余种、无机化学仪器180种、普通化学药物约200余种、有机化学仪器30种，有机药品30种，但各部分最新式之仪器及模型药品等概未购置。查其编班人数，除各系一年级学生合共61人外，二年级学生仅得土木工程系5人。余如化学工程系、建筑工程系、数学系均无学生修业。甚至三年级未有编级授课，似此教务和设备均不充实，安能使教授设计指导，而令学生得以自行计划研究呢?况查该院所应研究的物理、生物与电机等学系尚付缺如，更无足以称为完备培植理工专才之学院实无待言。

　　在农学院方面，院内一切行政统辖于校长。院长无独立的职权，是承校长之命主持院务。由院长及全体教授组织一院务会议，决议一切事项，分设教务、研究、农业、推广四处，对于一切教务与试验研究事宜和农业生产事宜与农业推广事宜，设置专职掌理，似负有改进农事之责。但其所称设农场以供员生实习试验，大部分注重生产经营与研究试验所得之善法良种推广农民，以收农事改良之效。并编印各种浅说报告，分送农民，灌输农业学识。绝未见有事实阐扬，给人观摩研究，理论徒存，毫无实际，有何成绩之可言。再查其教务方面，只设畜产、植产两系，家畜、家禽、田艺、园艺四门，而于林业系、农林化学系、蚕学系及病虫害、农改土壤、肥料、农产制造等门均未设置。而关于研究方面，除各系在实验室研究外，其他如食用作物试验场、特用食物试验场、土壤调查所、农林植物研究所、气象观测所及各种研究事业，完全未顾及建设。且于生产的方面和推广方面，对于各处农场，专于从事农林生产事业，农林推广部则负责农林推广一切事宜。但未见积极进行，以使学生认识而无法施诸实用。

　　二、关于中等教育的部分——公私立的中学校

　　广州沦陷后，敌伪教育当局，虽曾拟有复兴教育方案，设置省立中学七间，即省立广东大学附属中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二中学;省立第三中学;省立第四中学;省立第五中学。除第三中学设在汕头，第四中学设在江门，未有招生开课，第五中学未有着手筹备，不在广州学校成立调查之外。

　　其在广州已设立亦只有广东大学附中、省立第一、第二两中学和省立女子师范共四间。兹就该四间中学的组织内容而言，广东大学附属中学的校舍，附在大学范围之内。各项设备如仪器图书工具等俱感不足，多借大学所置的器物来应用。而校舍亦不敷分配。对于教务和事务的处理，殊觉未臻完善。省立女子师范设在文德路原日广州大学及附属中学旧址，旧有建筑多不合用。且查该校开设8班，而建筑场所面积仅得20余华井，虽为三层洋房，但仍要在四楼天台加盖教室，并于邻近租赁民房，以作音乐劳作教室，以为临时救济之用。此外如礼堂、疗治室、应接室、图书馆、体育场、标本仪器室、成绩陈列室，规模狭隘，形式殊无可观。尤其是附属小学及幼稚园校舍不够宽广，更感不敷应用。其他如学生休息室、科学教室、员工宿舍等均未设置，更可证知他们教学措施必受诸多障碍是可断言的。

　　省立第一、第二两中学校，一设在广州市多宝路，是占据原日培英分校为校址，一设在惠爱东路，是迫广州日语学校迁出校址为校舍。该两校皆是硬占和强借，并非自行建筑，当必因陋就简。对于一切设备，确有许多不合宜之处。并查其教具之购置，据其自报述称：各班课室置备各应用器具，理化及生物仪器标本，除由伪教所拨发外，由该校自行添置者，亦属不鲜，笼统浑述。绝无实物名额列报，就可推知其设置不充之明证，又何能满足教学上的需要呢!

　　市立第一男女中学两间办理情况与省立第一、第二两校如出一辙。据其校务报告只列有教职员若干人，编班若干级，学生人数若干名。余如各种设备均未见列明，使人无从查考，是其在数量上虽知注意发展，而于教学所必需具备的条件未能配合解决。如各科学用的教具仪器、设备缺乏，因而教学遭遇很大困难，必使质量未能充分发展实在意料之中。从而可以得知其购置科学仪器的经费少得可笑也是无疑议。其尤滑稽宣传的，莫若说称私立中等学校，如八桂中学、岭峤中学、执信中学、复兴中学、明德中学、中华中学陆续迁回广州复课等语，除查中华中学一校是新成立外，余如执信学校原为纪念朱执信先生而建立。发起者皆海内名流暨一时俊彦相与组织校董会，以维持学校永久存在及监督校务之进行。凡关校政之措施，均经校董会和校务会议议决执行，方为有效。“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南侵，粤省备受侵略影响。该校为避乱起见，公议初迁南海西樵，继迁澳门，随即迁入内地韶关乐昌，向由粤省府委任林宝权为校长。一向授课如常，绝无中断，何曾有迁回广州复课事情?乃据他们报告，伪称执信中学已于29年(1940年)8月迁回广州，经委杨道仪为校长，并拨大新路原日努力中学校舍为校址，各种校具教具陆续运回及添置，俾继执信先生之志等语，纯与事实不符。且既称为复校，当应迁回原校办理校务，何须拨给他校校址为校舍。其欲假借纪念执信先生之名义，而行冒牌卑劣之手段，达愚骗群众耳目的目的，实属显而易见。又如八桂、岭峤两校，因在沦陷避难时期，校款无着，经由校董会宣布停办，校内员生星散，校具无存，实已无形解散。既言复校，亦当由校董会再行召集决议，号召旧日员生回校复课，方为正式合法手续。但只找出曾在该校任过校长和教职员(如高讠永雪、罗德坚)的人为校长，便以为可能代表原校全体校董和全体员生的同情，揆之法理，当说不通，且敌我不分，亦为群众所不谅。因为高讠永雪、罗德坚两人无耻地为敌服务，只是他们个人的行动，安能连将校名带走，而任其冒牌宣传，致淆世人耳目。此种卑鄙伎俩，亦与执信学校之以杨道仪为校长的手段如出一辙，亦只见作伪心劳日拙耳。其尤东拉西拼贻人笑柄者，莫若将复兴和明德两校作为成立与复校的虚伪宣传，经查复兴一校，原是小学性质，只令增招初中一班，招得学生20名，即改易名称，作为成立中学的校数，名不称实，且觉肉麻。明德中学向由天主教会中人所主办，绝无迁校情事，又列于复校一栏，真是滑稽之至。此种卑劣手段，料想敌伪当局非不自知其丑，但其媚外性成，思欲借振兴教育为名，夸大宣传，希期取得敌伪主子之欢心，而遂其阿媚逢迎之目的。故对于私立中等学校之设立，不惜东拉西拼，而弄出此种尴尬的现象，又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此外，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据他们的报告，有省立职业学校，女子美术职业学校、中中会计职业学校、华南计政职业学校共四间。关于社会教育的部分，只有省立民众教育馆、广东体育委员会、省立图书馆、广东童军事业协进会共四所。又是徒具形式，而教学措施毫无实际成绩表现，兹不赘述。

　　三、关于初等教育部分——高初小学及幼稚园

　　广州沦陷后，人民迁徙，学校停歇，各地儿童无从就学，实是必然之事。兹据该伪教育当局所报称，“广州市区内初等教育，向由市府办事。事变后，维持时代渐次规复，迄至省府成立，广州市区内之小学已规复者达百所。媲美从前，殊不多让”等语。夸大宣传，殊觉失实。因查该伪教育当局，于民国29年间(1940年)根据伪警务处最近人口调查表统计，全市学龄儿童，约有五万余人。原有市小20所，学生名额不过6228人，照当时学龄儿童计算，能收容者仅得少数，失学者仍有四万余人。其后乃欲提议增设初等小学400班，每班约可收容50名，统计可容纳失学儿童二万人，以此计算，可减少失学儿童之半数，办理未为不善。乃查原议400班班额之分配，即是根据当时最近人口调查统计，依照各区人口之密度，以为比例，俾得平衡普及。何以又言因财力不足，不能全数办足，甚至划分两期办理。既云头一期先办200班，第二期俟财政稍裕，方行续办200班，究竟所称续办200班之数，能否尚有能力完成，未见说明，殊觉含混。从而推知他们财力缺乏，不足振兴小学之一证。至其编制方面，市区各小学多限于各校舍或限于班额，或限于经费。不无采用复式编制。置两个年级之学童，编在同一课室，未能适合最新之教育原理原则。他们所说续开200班，又有何方法可以配置，实为一重大问题。似此窒碍重重，更可知他们不能使200班增加起来，而使质量两方面获有发展至为明显。无疑他们曾将一部分班额充实原日各小学校内，余则另觅适当地点，添设新校。但言易行难，纵由该伪社会局令饬各校呈报增加班数，找寻校舍。但欲求其地点适中，校舍宽敞，建筑坚固，光线充足，能可视察查勘合格，而可充校舍之用当属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欲增加之200班能否顺利实现?在该伪社会局亦难操有把握的。因此他们原拟采用单级制度，使所设班额得以尽量散开，即以每校一班之法，选觅200庙宇、祠堂、会馆或自警团团址为校舍，以期易于普及，冀以最少之教育经费，收最大之效果，亦是徒存妄想耳。

　　综合敌伪当局在广州沦陷时期所办高、中、初各级学校的尴尬情况，纯是一帮教育败类，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在汪贼伪政府成立之时，不知国土沦亡之可耻，希欲借教育的措施，以行其宣传中日亲善的鬼话，试观迩时各级学校所标示训育宗旨，无一而非日人“和平反共”的谬论语，其设备因陋就简，因无形式可观。查其教学又多空洞抽象，多是唯心之论，毫无实际可纪。乃自不知其丑，仍于管教之中，其可能奉办者则夸大宣传。说得漂漂亮亮，其不能办理者，则诿待将来计划，满口诡骗以为群众为可欺，而要受其恶治，殊不知敌忾同仇，众同此志。人民表情总是冷淡而悲愤的。对于他们所演傀儡伎俩是骗不了人的。因此他们欲以月给30元补助金利诱大学的学生，而学生绝不为动。前往就学应考者，极属寥寥。委派专员王英儒、区声白等前往港澳邀请教育人士回粤服务，多被拒绝，而嗤之以鼻。其为人心所鄙弃，可想而知。故尽管他们用尽手段延聘日本帝国大学教授中村孝也和田清博士讲授日本维新史及东洋文化史等科，和通饬市内遍设日语学校，并列日文为第一外国语，与夫招取学生前往东洋留学等办法，不仅不能博得社会人士的赞许，且反令人获知他们所宣传调整中日国交、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文化沟通四大纲领，纯是给人们以教育幌子的假象。适因应广州市委统战部罗培元部长之邀请，参加市文史馆联欢宴会的时候，馆员陈伯衡在席高声发言，述称他“原名陈嘉蔼，是在广州沦陷时期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和社会局局长，这种极不光荣的历史，我要坦白暴露出来。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是陈独秀、胡适的信徒，素为他们所赏识。返粤服务后，亦曾任过国民大学文学院长、市教育局局长。广州沦陷时，跑往香港，因与汪精卫有戚谊关系，由陈璧君谊子林汝珩虽当教育厅长和广东大学校长，但他是不识教育的人，所有大学校内各种行政和教务均操于我个人之手，且要我兼充市社会局局长。凡关市区中小学校的设施，亦归我管辖。我乃当时红员，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绝不知落水为奸之可耻。今于解放后，政府不咎我的不光荣的历史，吸收我入市文史馆。我固感激亦是惭愧，此后我必愿把沦陷时期在教育工作中的亢脏事实多自忆述，尽量录出，以备本馆编纂教育史料的参考”等语。我听了陈伯衡的这番话，深知人性本有良知。但利令智昏，一时昧于自觉故误堕迷途而不自知，今陈伯衡能有此大辙大悟，不持主观错误思想获有认识，且可作当时充任高、中、初三级学校的伪工教人员，当头一棒，盖此不光荣的污秽臭名，经由陈伯衡直认不讳，已成不刊之定谳。从而证知沦陷时期，成举凡敌伪所成立和规复的各级学校纯是奴化教育，实无研究之价值。因书闻见所及，和摘录敌伪所办各级学校的尴尬情况述之如上。以备参考，其他亦无须多述了。

　　本文稿的资料是根据广州市沦陷时期伪教育厅长林汝珩所公布，民国三十年广东教育概况的文件而摘录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29 15: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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