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朗：蒋经国所办的两个新闻出版机构
2018-10-29 15:40:26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点击：  复制链接

　　1941年12月，我在江西赣县蒋经国所办的《正气日报》当采访主任，一直在这个报馆干了三年多，到1945年8月离开。其中有一段时间从《正气日报》调到中华正气出版社当编辑，参加《时代中国》月刊的编辑工作。

　　这段期间我和蒋经国的亲信人物，他的留苏同学高素明又名高(理文)、彭健华接触较多，了解到一些有关蒋经国和他的留苏同学的情况。因为一直在《正气日报》和中华正气出版社工作，对蒋经国这两个新闻出版机构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这里就我所了解的这三方面有关的情况，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有关蒋经国和他搞的“新赣南建设”史料的一个参考。

　　蒋经国和他的留苏同学

　　《正气日报》和中华正气出版社，这是蒋经国在赣南办的两个新闻出版机构，这两个机构都由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同学负责主持，所以先介绍他与几个留苏同学的关系。

　　蒋经国在1940年，当了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江西省第四行政区包括江西南部的10个县：赣县、南康、上犹、安远、信丰、大庾、寻邬、龙南、虔南、定南。蒋经国抓到了这个地区之后，就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口号。

　　这时候陆续有一批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期的同学来到赣州，形成了在他周围的一个小集团。

　　这批留苏学生有高素明、彭健华、杜畏之(又名杜沧白)、吴希之、黄中美、徐季元、周百楷等人，大部份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高素明是湖北人，他的妻子李麦麦。在几个留苏学生中，高素明和蒋经国的关系最密切，也最受信任，是蒋经国周围留苏学生中的头目，他的职衔是专员公署参议。专员公署参议很多，大部分都是挂名的闲差事，高素明却很有实权，专员公署里有些问题一时找不到蒋经国请示，就要找到高素明。专员公署有些高级官员在处理公文的时候常常会这样说：“高参议看过没有?”高素明翻译过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和陈铭枢、胡秋原、王礼锡办的神州国光社有关系。神州国光社出版过他翻译的考茨基的著作，商务印书馆也出版过他和他的妻子李麦麦合译关于社会科学的书。

　　1942~1943年，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蒋经国的机关报《正气日报》。

　　1944年冬天，赣州沦陷后，高素明跟蒋经国到了重庆，当时在赣南的几个留苏学生，只有他跟蒋经国到重庆和东北去。全国解放后又跟蒋经国到了台湾。

　　彭健华是河北人，过去也搞翻译工作，和神州国光社也有关系。他和蒋经国的关系不如高素明那样密切，有时甚至流露出失意的情绪。1941年，蒋经国办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出版企业，叫做“中华正气出版社”。彭健华是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彭健华又是《时代中国》月刊的主编。他很少到专员公署去，整天呆在出版社里面，虽然他在出版社的工作并不很忙。

　　杜畏之到赣州的时间晚一些，大概是1942年夏天到的，在赣州呆的时间不到一年。他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住在出版社，除了帮彭健华看看月刊的稿件，就是闭门读书。在我和他们的接触中，觉得到杜畏之在他们之中有很高的威信。高素明、彭健华、吴希之有什么问题都要找他商量。我给《时代中国》写的稿件，彭健华看了之后叫我再交给杜畏之看。杜畏之和蒋经国的关系，其密切程度比得上高素明，他常常到蒋经国家里。

　　杜畏之也搞过翻译，他是高尔基的《母亲》这本小说的第一个译者。在赣州的时候，读的书多数是军事方面的，包括《孙子兵法》和克鲁塞维支的《大战学理》，书上都写了眉批。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给《时代中国》、题目是“论海洋战争”，彭健华看了就交给杜畏之，杜看了对我提出了很专业的修改意见，可见他是专搞军事理论的。

　　杜畏之住在赣州期间，生活很悠闲，经济上也很充裕，常在拍卖行买洋服。1943年他悄悄地离开了赣州。

　　吴希之到赣州的时间和杜畏之差不多。他是安徽人陈独秀的外甥，听说他当时还保存了陈独秀的一些手稿。吴希之来了之后，担任了中华正气出版社的总编辑，彭健华把看稿的工作交了一部份给他。

　　由于吴希之的建议，中华正气出版社在1942年发行了一种以青年学生为读者对象的月刊叫做《时代青年》，就由他主编。

　　他和杜畏之的关系特别密切，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有时也和杜畏之到蒋经国家里去。

　　他和杜畏之差不多同时离开赣州。

　　黄中美不是做专署的官，他是一个运盐机构的负责人，但他的后台是蒋经国。这个机构和中华正气出版社在一起，都在生佛坛前那座很大的屋子里面。这个机构有一个很庞大的运输汽车队，经常往来于浙、闽、赣、粤之间。1943年冬天赣州撤退，《正气日报》的职工和印刷器材就是通过黄中美的关系，用运盐的汽车运到梅县的。

　　黄中美当的官虽然不属于赣南的系统，但由于他和蒋经国的特殊关系，使这个机构，特别是使一个庞大的运输汽车队纳入了蒋经国的系统。

　　徐季元是浙江东阳人，他是蒋经国几个留苏同学中的唯一的浙江同乡，他是专员公署的参议，后来当过赣县财政局长。1943年，蒋经国介绍徐季元给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任徐为晋源县长，徐在晋江也学蒋经国在赣南搞的一套，提出“建设新晋江”，也提出“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的口号。

　　徐季元在赣州的期间，和高素明、彭健华、杜畏之、吴希之几个人的关系不像这几个之间那样密切，他也没有搞过文化工作。

　　还有一个叫周百楷的，这个人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他是和黄中美在一起的。

　　高素明、彭健华、杜畏之、吴希之常常聚在一起。高素明负责《正气日报》的初期，隔些日子他们就会到《正气日报》社，在高素明的总经理办公室里高谈阔论，有时也低声密谈。我有几次在他们聚集的时候到高素明的办公室去，他们就会中止谈话，他们的谈话显然是不想别人听到的。杜畏之、吴希之都住在生佛坛前中华正气出版社，彭健华是天天到出版社的。因此他们三个人就接触得更密切。

　　《正气日报》

　　我从1941年12月进《正气日报》，1945年8月离开，除了其中有一年的时间调到中华正气出版社编《时代中国》，前后在《正气日报》工作了将近三年。

　　1941年12月我因家事由柳州到赣州，到赣州的那天刚好是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写了一篇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文章投稿到《正气日报》，以后又写了两篇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稿件。《正气日报》连续刊出后，该报总经理戴明震找我，邀我参加《正气日报》。报社在赣江西岸水西乡河边的几间平房里，设备简陋，人手也不多，只有两个本来在赣州报纸出身的编辑，一两个外勤记者，连资料室也没有。戴明震是九江人，本来不是干新闻工作的，对办报是外行。报纸每天发行1000多份。为了安置我，设了采访主任的名义，实际上是有名无实。

　　1942年春，报社由水西乡迁到市区章贡路，由我介绍1940年在衡阳《开明日报》的同事张圣来当编辑主任，负责编电讯。还增添了一些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报纸办得比较像样一点。大概是四五月间，蒋经国聘请曹聚仁来负责《正气日报》，戴明震调到赣县粮食公司当经理。曹聚仁以教授兼记者——中央社第一战区特派员，受聘来主持报社，来头很大气派也不小。叫做“主笔兼总经理”。任上海《新闻报》编辑钱台生当助手，又拉了作家王西彦来当副刊编辑。这个时期蒋经国比较重视《正气日报》，报头下面的发行人由戴明震改为蒋经国。

　　曹聚仁来了之后，我被排挤，于是调到中华正气出版社，参加《时代中国》的编辑工作。

　　曹聚仁在《正气日报》仅一年多，约是1943年冬天被挤离开后，高素明当主笔兼总经理，名义上把《正气日报》并入中华正气出版社，作为这个出版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规模大，超过出版社，而且是完全独立的。高素明又将我从出版社调回报社，并且还要招兵买马。于是我介绍了1939年在桂林国际新闻社和1940年在衡阳《开明日报》的同事汪叶舒和1939年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同事黄元起，后来还间接介绍了桂林国际新闻社的高汾(女)参加进去;黄元起又介绍了他的朋友周守正、杨卓之进去。

　　这段时期，《正气日报》编辑部的主要人员是这样的：社评委员黄元起、周守正、编辑主任张理，采访主任陈朗，资料室主任叶舒，电讯编辑杨卓之，副刊编辑高汾。

　　高素明找了当时在坪石的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彭芳草来当总编辑。

　　彭芳草是湖北人，他和神州国光社关系很密切，和高素明是老朋友。当时在中大教地理，中大学生把他当作进步教授。

　　彭芳草来了以后，编辑部由他负责，高素明以主笔的名义，负责社评委员会。实际上高素明通过社评委员会来执行对编辑方针的控制。

　　社评委员会由专门的社评委员组成，报社的负责干部参加会议，有时候彭健华、吴希之也参加开会。会议每周举行一次，由高素明对当前时事问题作了分折，大家讨论之后，决定一周中几篇主要社论的内容和执笔人，也等于决定了新闻的报导方针。

　　高素明一方面招兵买马，一方面将报社搬到濂溪路一座漂亮的房子里，买了铜模和铸字设备。高提出的口号是“压倒”《东南日报》，即要与《东南日报》竞争。

　　1943年报纸发行数量大约在6000份，成了江西的第一大报。以后发行数量最高时期曾经接近一万份。

　　高素明主持的时期，《正气日报》的言论政策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对当时重大的国际问题，跟国民党的党报不完全一致。

　　我记得当苏德战争紧张，英美迟迟不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候，社评委员会开会时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国民党党报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们政策是并不要求英美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社评委员会讨论时，多数的意见认为英美应该赶快开辟第二战场。高素明没有反对这个意见。后来《正气日报》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言论和当时国民党的中央与地方的党报就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1943年下半年，有一次蒋经国从重庆回赣州，说重庆的人对该报有意见。高素明告诉编辑部的人说该报怎么会替苏联讲话?他当时说得很轻松，似乎满不在乎。可是以后他却不动声色地抓紧，这一类文章就没有了。

　　二、对国内比较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几个反共高潮中，《正气日报》没有表示态度。振动全国的“皖南事变”、“平江惨案”，国民党党报声势汹汹，造谣诬蔑，不遗余力。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民营报纸在国民党压力下，也不能不跟着叫喊，但是《正气日报》没有发表叫喊的文章。

　　当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编辑部的大部分人员都惴惴不安。每天邮局送来大堆报纸的时候，大家都尽快从一大堆报纸中找到《新华日报》，看《新华日报》的言论。编辑部几个负责人员都私下约定，绝不写反共文章，这些关头能否守得住这一关，都很担心。社评委员会里高素明不提这一类问题，大家当然也都避而不谈。

　　三、替蒋经国的“新赣南建设”作宣传。报上经常发表关于“新赣南建设”的建设成就的报道及社论。蒋经国的文章，包括他在群众集会的讲演，会议中的讲话，以至对一个病死的县长的悼词等等，都全文发表。

　　四、对地方问题有时以非常严厉的态度找个别非蒋经国系的官吏开刀，树立报纸威信。

　　我记得1943年冬天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突然到报社来。高素明把我和当晚还在编辑部工作的两三个负责干部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和蒋经国谈话。随便胡扯了几句之后，蒋经国对高素明开玩笑地说：“老高，最近报纸没有什么劲头，办报要有劲头才行”。高素明一时也不好怎么回答只好附和着说：“是呀，很平淡。”想了一想，他又问我：“你搞采访的，你想想有什么问题”。

　　蒋经国对我说：“看看有什么问题，要开刀就开刀”!

　　当时赣县税务局局长吴仕汉(不是蒋经国系统的，属江西省政府系统)贪污很凶，社会上很多议论，我就把听到有关吴仕汉的事情讲了一些。蒋经国听完了对高素明说：“把这个搞出来”!高素明就把这件事交给我，要我写篇详细的报道，揭发吴仕汉贪污事实。报道稿件后来登出来了，吴仕汉还为这件事到报社找我解释求情。后来吴仕汉的局长是完蛋了。

　　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军进攻粤北赣南，高素明随蒋经国逃向重庆，《正气日报》分两路撤退，彭健华、彭芳草率领编辑部的主要人员，包括黄元起、周守正、陈朗、杨卓之等，带了一部平版机和资料用黄中美运盐的汽车经过信丰、龙南、和平、老隆、兴宁退到梅县，在梅县恢复出版。少数人员向福建走，在长汀出版了长汀版。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梅县《正气日报》停刊迁回赣县。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宣布蒋经国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去长春后，给电报彭健华，要编辑部的主要人员到长春去办《正气日报》。这时候编辑部的几个负责人各有打算，只有陈灃、杨卓之去长春，其余的几个，如彭芳草、黄元起、周守正、陈朗都参加了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和、法学院教授章导办的中华文化学院办新闻学系，集体离开了《正气日报》。在我将要离开《正气日报》之前，彭健华有一次找我谈，说是蒋经国想要我到青年军二0×师(驻福建上杭)政治部办报，我推辞了。从此就结束了为蒋经国工作的关系。

　　后来在长春出过《正气日报》长春版，不久长春解放，长春版就完了。梅县和长汀的一些人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回到赣县《正气日报》复刊，因为蒋经国已走，所谓“新赣南建设”再也没有人提了，《正气日报》虽然还继续出版，但已经不是为蒋经国装点门面的饰物了。

　　中华正气出版社

　　中华正气出版社成立于1942年，在时间上比《正气日报》迟一些。

　　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出版企业。它经营这几项出版事业：

　　一、编辑和发行综合性的月刊《时代中国》。这个月刊发表的文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各个方面。我记得在月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作者有：王亚南、郭大力、嵇文甫、严灵峰、彭芳草、胡体乾等，其中有不少是当时在广东坪石中山大学的教授。这些外稿的立场观点代表作者自己，有些文章是比较进步的。除了外稿，编辑部每期都有自己的稿件，这些稿件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彭健华的意见来写或作修改的。

　　我记得当我在出版社编辑部当编辑的时候，主要的工作是每个月写一篇给月刊发表的文章，题目可以自己选定。由彭健华对提纲提出修改意见，写好后有时还要根据彭健华的意见最后修正定稿。

　　二、《时代青年》月刊是吴希之到出版社后搞起来，并由他担任主编。吴希之曾经和我谈过出版《时代青年》的问题。他说：现在东南几省没有一个给青年学生读的刊物，我们可以办一个这样的刊物，在风格上有点像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后来，我参加了这个月刊的编辑工作，每期写几段关于国际时事的短评。吴亲自向各方面组稿，其实办的并不像《中学生》，还是一个普通的综合性刊物，发行数量不大。

　　三、《新赣南旬刊》是一本32开的小型刊物，以赣南公务人员为读者对象，是蒋经国用来教育他的干部的刊物。主要内容是工作经验的总结、介绍，蒋经国的言论及各级干部对蒋经国言论的体会的介绍。在赣南系统的公务人员中差不多是强迫订阅的。

　　四、新赣南通讯社。这是一个以报道宣扬“新赣南建设”成就，对省内外报纸发稿的通讯社，每10天或半个月发行一期铅印的稿件，对订户并不收费。

　　五、新赣南丛书。这是不定期出版的丛书，主要是刊行蒋经国的文章，把他在一个时期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辑成小册子。同时也出版一些关于地方行政工作方法、经验和理论。这种小册子几乎是完全赠送的。

　　出版社有编辑部，当我在出版社的时期，编辑部的编辑有大部分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我记得的有陶大镛、洪耀山、廖钱、袁××，还有一个姓彭的湖南人，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

　　出版社有自己的印刷厂，是当时赣州规模比较大的印刷厂，有几部对开平版机和字房，主要是排印出版社的各种书刊。

　　从出版社的业务来看，它有两个任务。一是以《时代中国》月刊为主，事实上这个月刊是投放了比较多的人力，组织一些比较进步的教授，学者写稿，把它办成一个适合知识分子趣味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刊物，用来装饰蒋经国的政治面貌。二是宣扬蒋经国的政绩，并向赣南系统的地方干部灌输蒋经国的思想。

　　曹聚仁为什么给蒋经国踢走

　　曹聚仁在1942年，带着他的妻子邓珂云从上饶迁到赣州，当时就引起人们对他的推测。他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第三战区特派员，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在上饶，为什么他搬到赣州来呢?一般的推测，都认为他大概要拉上蒋经国的关系，投靠蒋经国当然比投靠顾祝同要有利一些。

　　曹聚仁到赣州不久，就弄到专员公署参议的名义，每月有几担米的津贴。在各地报纸上有了曹聚仁为颂扬“新赣南”而发出的中央社的消息。

　　当他更进一步把《正气日报》弄到手之后，他是全力以赴的。每天晚上就到报社处理电讯、写社论、副刊上的杂文和专栏文章，直到看了大样才回家。他每天写几个连载，我记得他当时写过一篇模仿《双城记》的小说，一边写一边发表。社论也是连载的，副题是“再论××××之一”之类。这种连载式的社论，不合报纸的体例，文章又冗长沉闷，成了新闻同行中的笑话。蒋经国将他踢走的关键，在于曹聚仁写的一篇题为《从克宁奶粉谈起》(原题记不清楚)的杂文。这篇杂文不过1000多字，大意是说有某大员养了个私生子，天天用克宁奶粉喂养，可见某大员私生活如何要不得等等。义正严词，曹聚仁是想以这类文章来博取蒋经国好感的。但他没有想到某大员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曾经和赣县县政府财务科的女职员张(章)雅若(江西人，长的并不漂亮，但非常活跃)有暖味关系，后来张雅若怀了孕，秘密送到桂林分娩，生了一对双胞胎。张雅若后来下落不明。传说她被蒋经国的俄国籍的妻子方良毒死。那对双胞的婴儿被蒋经国派专人从桂林接到泰和，在泰和抚养，就是用美国奶粉来喂养的。

　　曹聚仁不知道蒋经国有这一段秘密。高素明他们故意让曹聚仁知道这件事，并且暗示蒋经国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曹聚仁为了迎合蒋经国，就写了那篇对他来说是闯祸的杂文。

　　蒋经国是以别的借口将曹聚仁赶走的。正好在蒋经国找曹聚仁大发脾气的那天，我有事到专员公署，经过蒋经国办公室的门口，蒋经国正在对曹聚仁大发脾气。

　　我只听到这样的两句：“你简直是给我捣蛋，你给我滚!”声音很大，很粗野。在当时，蒋经国根本没有去估量这个被他辱骂的人是“教授兼名记者”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29 15: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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