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富：回忆息峰训练班和重庆通讯班有关情况
2018-10-31 14:42:34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点击：  复制链接

　　经6个月的劳动，(建宿舍、课室)和新兵入伍训练后，在1941年初升学时，华侨入伍生团改为十七期26总队，我是在第七队受训。经二年多的艰苦训练，于1942年10月10日毕业了。1941年的冬天，总队长黄百强(黄埔三期生)为了讨好勾结军统局，写信给军统局戴笠，提出将我们第二批毕业的侨青学生全部收录到军统局去，充实军统的实力。这是军统局和戴笠长期梦寐以求而不得实现的事，因这批侨青思想单纯，无复杂的社交关系，文化素质较好，又经过军官学校二年的培养，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因军统局在历届军校学生毕业时均去要人，但每期只给极少数的学生，像这样一批数百人的军校毕业生加入军统，在军统历史上属第一次。所以戴笠一收到黄百强的信后立刻回信答应并嘉勉黄的推荐!立刻由重庆军统局派了一个上校科长贵运昌到独山和黄联系。贵运昌到独山时，黄即集合总队，介绍贵运昌对大家训话。这个奸滑的特务头子用了最好听、最有号召力的话对我们说，南洋沦陷后，军统局决定在26总队挑选一批华侨毕业生到重庆“南洋训练班”，学习6个月的特种技术后，全部派返海外领导抗日。此后，戴、黄每月均有信函来往，黄每收戴一次信后，在训话时即夸耀他和戴的关系，戴笠在重庆活动要这批侨青毕业后分给军统局是成功了。贵运昌后来亦多次到独山四分校活动。在我们1942年10月毕业前，贵又到我们总队进行所谓甄别选择，将全部海外侨青取录，外加上一些有人事关系的海南岛琼州等地的同学，在700多毕业生中贵运昌挑选了500多人到“南洋训练班”，我们这批侨青就这样被总队长黄百强出卖了。从而也就决定了我们不幸的命运，原来满腔热血的回国参加军训，到前方抗战杀敌的愿望成了泡影。

　　1941年11月底，我们这500多人在军统局特务贵运昌和息烽派来的二个少校军官、一个军医率领下，由独山出发去重庆。贵运昌倚仗带队的大权，将我们每个同学去重庆的旅费700多元，共40多万元全部收入囊中，每人每天只发2元的伙食费。经三、四天的行军到达贵阳市，休息了三天，又沿川黔公路向重庆出发，第二天晚上到达息烽的大街上，息烽训练班派了十多名官员到街上接待。贵运昌即当众宣布，奉局本部命令留下200名学生入息烽训练班受训，即将第一队和第二队的一个区队留下，由息烽班的官员带领下进入息烽训练班的宿舍居住，其余300多人在息烽街上借宿。我们这500多人共分三个中队，我在第一队所以随队入了息训班。休息三天后，其余300多人继续去重庆“南洋训练班”。这样就给我们这200人一个不安的思想情绪，当时说明大家都是去南训班的，希望有机会返南洋去领导抗日的，而中途拨入息烽训练班受训，便大家情绪极为不满和不安，但没奈何的听其自然。

　　我们入班后编为第八队，息训班已经有六个男生队和一个女生队，他们均处于学习军事的入伍期间。我们军校毕业生免了入伍的训练，立刻准备开课的工作。息烽已有三期学员毕了业，我们是属第四期的学员。经10多天的筹备后于12月上旬正式上课了。第一天由副主任徐亮作班、局史的介绍，继续就是讲明息烽训练班训练的目的，说明是专门做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训练班，毕业后派到全国各地和沦陷区做情报工作;同时宣布了军统局的规章制度和守则的条文，其中最恐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凡参加了军统局属下各训练班的人，就是军统局终身人员，不准自行脱离组织，只能终身的为军统局工作，只有死了才算是和军统局脱离关系，而对派返南洋去抗日的事只字不提。这样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反感，同时也揭穿了军统局和贵运昌不守信义和对我们的极大欺骗。另使同学愤恨的是贵运昌克扣我们每人700多元的旅费，虽然多次要求发还，但贵运昌却推得一干二净，说款已交到局本部，要请示后才答复，可见军统局的官员们那种贪得无厌的残暴性质了。

　　息烽训练班对外公开的名义是“中央警官学校特种刑事警官训练班”，实际是军统局属下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情报人员训练班。班址是在息烽公路旁的一座小山上，占地很广。各队的宿舍建在一起，除各队一个楼上做宿舍，楼下做课室的小栋宿舍外;有班本部的办公大楼，下设有特检组(如人事组织)、政训组、军训组、教育组、总务组，各设一上校组长领导工作，下各有若干组员。一个大礼堂，一间医务室，一间留医部和一间浴室;还有一总队部，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副主任徐亮，总队长杨清植，副总队长刘金一。班里的教官有不少是留学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警政、特工的人才。训练班的组织很严密，训练、学习、生活、活动都是在极恐怖气氛中进行。当时有六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一个专门学电讯搞电台的专业队。各队学员只有符号和号码而没有姓名，所以同在一个班里天天见面而不知对方的姓名，只知他是第××号，可见其严密的程度。同时班本部、总队部和各队部，各自组织收罗一些学生，专门从中监视同学中各人的思想、言行、生活、以及对党国、班、局和队有什么意见和活动，以打小报告方式及时向他们反映，使他们能及时作出处理。真是特务队里还有特务。

　　第八队正式开课后，上课的内容有：侦察术、刑讯学，是由一个留学德国的广东籍姓陈的上校教官讲述，介绍德国的特务情况。化装术则由本队的一个主任教官讲述，他是湖南人名姚醉石，此人有相当的特工经历，据他自我介绍，他曾打入延安工作，后来因共产党组织严密无法活动，诈病逃离延安返回重庆，被派到息训班任主任教官。暗杀术是由一个广东籍在安南出生的华人，留学法国的特工(据他介绍中国在法国取得五孔口的重机枪的图纸，是由他用左轮手枪击毙法国某兵工厂的工程师后，从他身上取得，后来偷运回国的)，他说自己是被骗回中国的，因为不服而被军统局关在阳郎坝国际监狱里。息训班则聘他为教官，每次派了警卫用轿子将他抬到训练班上课，下课后又抬他回阳郎坝去过坐牢的生活，当然每节课有一定的待遇给他。因我们同学广东人多，而且又有安南出生的同学的关系，他才讲出上述的情况。经济学是聘请一位由留学法国的经济学博士由重庆来息烽讲课，据说每小时待遇是50元，等于一个中尉级的月薪。所以凡他上课时，差不多全班的官员都集中听课。爆破术是由一个专门搞爆破的教官讲述。心理学是由一个学者主持讲述的。敌情研究课，则由一个朝鲜籍中将级的金姓教官主讲，据说他是朝鲜的一个高级官员，将来返回朝鲜是一个部长级的官员，他对日本的国情和军队情况相当的熟识，所以讲起来十分的动听。同时在上情报课时由班里派一些老特务来讲课介绍经验，如介绍在上海暗杀大汗奸唐绍仪的经过，是由军统局上海站派两个不到十五岁的男女青年以送一古玩花瓶给唐时，从中利用特制的纯钢小斧杀死的。在河内大汉奸汪精卫秘书曾仲鸣也是军统局派去跟踪暗杀的。总而言之在息烽所上的课离不了恐怖、暗杀、惊险的内容，因而引起大部分同学的反感，所以在开课后不久有的同学开始怠课、逃堂。到年底因要筹备庆祝1943年元旦而停止上课，使怠课逃堂的事中断，元旦过后复课时怠课逃堂的人数日增，影响班里教官上课。班本部知道后，立刻将兼本队队长的总队副刘金一调返总队部，又在军训组调一湖南人六期生姜里江来当第八队队长。初时因彼此都是军校同学关系，上课好一些，但过不了多久怠课逃堂的事又多起来，姜和队上的区队长因碍于大家都是军校同学，知道我们受骗的情况，有些同情，所以不敢用强硬的手段对待，只有只眼开只眼闭就算了。我们怠课逃堂便是由操场的土墙爬出去，到息烽街上和附近村子游荡到开饭时又跑回队里去。因大门口警卫森严，任何人没有出入证是不准出入的，连班本部的官员也不例外。

　　为庆祝1943年的旧历新年和庆祝中美新约和“中国的命运”发表，停课进行大规模的庆祝和游行活动，这样又闹了半个多月的活动后，才又再上课。这时同学的怠课逃堂几乎发展到整个队的行动，某日，早操回来上课时，杨清植总队长巡视课室时，发现只有十多二十人在课室，其余的不知去向，因此找来到任不久的值星官宋区队长，当面大骂一通，并当即宣布宋降一级官阶!使宋区队长回宿舍后大哭一场。总队即召集第八队同学训话，并宣布今后如再发生旷课要关重禁闭。同时为了加强控制第八队，将姜调回军训组，在重庆宪兵团调一中校营长湖南人来当队长。他动不动就用关禁闭的强横手段对待同学，才将怠课逃堂的事压下去。但同学们仍然没有情绪上堂听课，为了和总队部对抗，同学们又采取另一手法，就是每天午饭后大部分集中球场和医务所借故和别队男生打架闹事，有的男生还去女生队胡闹。同学们这种消极的抗拒，却招来那些负有特殊任务的特务学生的不满，便将闹事同学的号码抄给班和总队部。有一天，总队部按号码将20多位八队的同学召集到总队部，不容分说，立刻派了警卫押送到阳郎坝监狱关禁闭，一个多月后才将这20多位同学放回第八队。这种极横蛮恐怖的做法，引起同学更大的愤恨，学习、生活更加消极了。班本部见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无效，便决定将第八队解散编到各队去，企图使同学们团结斗争的力量被瓦解。而同学们这种斗争团结力量是出于自发，出于对军统局和息训班的极不满而产生的，在听到要解散第八队的消息后，同学们更加不满，更加以消极的态度等候编队和俟机脱离这个特务组织了。有个别的同学采取脱离的行动了，如新加坡福建籍的侨青陈启明，他装病发疯，整天的打人骂人，看病时连医官也一样的打骂。班本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了两个同学送他到班的留医部留医，由两个同学整天的伴住他，这样胡闹了两个月还不见好转，班本部只得特准他退学回贵阳养病。后来我由重庆经贵阳去昆明遇见他在贵阳时，大家谈起他装疯离班的方法十分的高明时，双方大笑不已。

　　1943年4月中旬，其他七个队入伍期满升学编队了，这时第八队也解散了，在7个队升学编队时淘汰了300多名男女学生到外围组织的重庆“通讯班”。这些被淘汰的男女学员中，有部分是不满军统局用欺骗强迫入班的卑鄙行为;有的则是文化极低，连阿拉伯的十个数字也不会写;有的是年龄太大。我和侨青军校同学利启民、卢夫之、张水龙、李业侬、谢建国、叶福景、刘松等18位同学值此次淘汰学员之机，向班本部和通讯班的招生人员多次请求，也获准入了通讯班。我们和这300多被淘汰的男女同学由息烽去贵阳，再由贵阳本局的三桥检查站介绍免费坐车去重庆。在我们获准去重庆通讯班学员中，有八队侨青军校同学方守义、陈仰山、林仰文等几个同学，申请报考航校，也得到班本部的同意并发给介绍信，结果他们几人便入了航校。过后不久，又有唐冠球、韩陆良、陈家勇、云翠庭等一批侨青军校同学考入陆大参训练班，脱离了息烽这个核心组织。

　　我们到五月底才全部到达重庆“通讯班”报到，班址在重庆赣江街82号的江西会馆。我们300人共分二个队，另一个女生区队，通讯班的对外公开名义是“邮电部通讯人员训练班”，属邮电部领导的，但实则是军统局的一个外围训练班。主任仍由戴笠兼任，副主任罗杏芳。它的组织规模较小，前一期是外语训练班，班本部只有一个总务组和一个政治教育联合组和一个医官;大队部有名无实，只设立一个大队长，一个大队副，二个中队各三名区队长外，没有其他组织了。由于这300多人的文化太低，训练班只好请了许多有名的学者来作文化课老师。通讯班毕业后是派到全国各地邮电局去当信件、电报检查员，从中收集到情报后向有关单位反映。所以除上文化课外还上有关检查信件收集情报和检查电文的技术课。电台班只有20多人，其他都是信检班的学员，我们18人中没有一个参加电台班的学习。我们是时刻准备逃脱军统局的控制的，在开学不久，星洲潮籍同学林友乾袭用了息训班陈启明的装疯发病的故技，整天装疯的哭笑不分，不是骂人就是追人打，搞到班本部终日不宁，但又无留医部，因此只得派两个同学将他关在防空洞里，整天看管。两个多月后，班本部只得又让林友乾同学退学回贵阳养病，林的装疯发病连老奸巨滑的罗杏芳也给瞒过了。后来听说林跑到昆明到中暹边境参加了游击队。

　　通讯班经四个月的文化学习及一些电信检查技术学习，于八月底毕业了。我和张水龙、李业侬，决心到滇西前线，所以向局的特检处请求派我们去昆明，结果我们三人被派到昆明邮电总局当中尉信检员。在领到通行证后，我们三人即由重庆去贵阳，在贵阳经三桥检查站介绍去昆明。途经安顺时，李业侬遇见他在军医学校当教官的琼州同乡，介绍李入军医学校当区队长，但不到三、四个月便被军统局拉回重庆坐牢。我和张水龙到达昆明后均没有到邮电总局报到。张则逃到中暹边境参加了游击队。据说游击支队长刘昆，原是四分校的某大队长，极欢迎四分校的毕业生。后来听说该游击队改编为挺进军，并与军统局有一定的关系。我则逃到滇西匿居在第一大队毕业又是槟城的同学丘新江处，他是在远征军后勤部监护营当排长。1943年11月我和丘一同参加54军的50师当排长。1944年3月随50师到缅甸参加新一军，和英、美、印、加盟军反攻缅甸，对日寇作战一年多。在我们入50师时，张冠球等四人在陆大参训练班毕业了，由他们的琼州同乡介绍到50师当排长，一同在缅甸参加对日寇的作战。我们终于逃脱军统局的特务组织，冒着终身坐牢的危险到部队参加了对日寇的战斗，完成了我们侨青的回国参加杀敌的志愿了。以上是我由马来西亚返国参加军校，毕业受骗入息烽训练班和重庆通讯班的实况。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31 14: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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