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季镗：新会抗战初期的亲历与见闻
2018-10-31 14:45:12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  点击：  复制链接

　　其时新会第十六区联防处设在睦州，正主任林鸿材是睦州大绅士，也是十六区少有的大学毕业生之一，曾任县立第二中学校长和第十六区公所区长，战时区公所改名为区联防处，正主任大权独揽。罗缵杰只是一个挂名副主任，实际无权过问区联防处之事，故罗只能在大沙容纳我和李士毅等几个人，先挂起一个“新会县第十六区大沙乡抗战委员会”招牌，延揽该乡一批有实力的人当委员。看来罗、李当时都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因为大沙在第十六区中是大乡，田多村落多人口也较多，周、何、罗诸姓均各拥有武装，则以周姓势力最大，故罗、李首先就注意做好争取团结多数人的工作;罗、李与三江乡的赵其桐交情深厚，向赵借来步枪50枝，着手组织和武装群众，我则负责定期编写《战报》，摘抄港澳报纸的战事消息，搞浓抗战气氛。

　　同年5月，江会日军派出汽艇满载三、四百日伪军大举进攻第八区三江，并分兵一股进窥睦州。林鸿材这位联防处主任吓破了胆，闻风先遁，联防处空无一人。罗缵杰在大沙闻警，亲率几十名子弟携械兼程及时赶到睦州坐阵，配合驻军痛击入窜的伪军。与此同时，侵入三江的日伪军被英勇的三江民众抗日武装打得溃不成军;其余残兵败将恐被我三江、睦州团队夹击全歼，乃争相夺路落船逃命。这场以三江为主的空前大捷，轰动四邑、港、澳，大大鼓舞了县内外人心士气。县长李务滋除传令嘉奖三江、睦州团队外，又以林鸿材临阵退缩，未战先逃，而罗缵杰却能在紧要关头自动请缨抗敌，乃即下令免除林的职务，升罗为十六区联防处正主任。罗缵杰也立即派艇接我到睦州圩任区联防处书记，协助他处理联防处日常事务。

　　新会全县有16个区，各区设区公所，管辖区内各乡。1938年广州沦陷后，新会县各区公所改为区联防处，兼管辖区各乡的壮丁队。第十六区联防处编制正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书记、副官、军需各一名，另直辖一个特务队(相当于一个中队)，设队长1人，排长2人，班长6人，列兵60名。此外，还有不列入编制内跟随罗缵杰、身怀驳壳在编的罗姓子弟数十人。权力集中在主任一人之手，副主任都是挂名，近于“名誉职”。

　　同年6月取消各区联防处的名称，改名为“区民众抗日自卫大队部”，罗缵杰自命为大队长，县国民兵团委派陈一鸣任大队副队长，其余人员编制照旧。各乡壮丁队则称为“民众抗日自卫中队”;各区自卫大队并没有具体的组织章程和办事细则，它既是武装组织又兼管民事，受县政府、“五游”副司令兼特务大队长周汉铃、县国民兵团的三重直接领导;八、九、十六区则更受“五游”古井前进指挥所主任方文灿的多一重直接领导。区自卫大队的经费是由各乡分担;县府等上级机关下达各乡公所的公文，都送各区自卫大队转发;表面上区自卫大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机构，但实际上，它在区内无所不管，在当时，民间纠纷甚至民刑诉讼它都可以审理。

　　在旧社会，有土就有权，有权就有利，有土有权无须去争就自然有人将利送上门来。睦州是澳门至三埠航道必经之处，地位重要，罗缵杰任正联防处之位(其后是大队长)之后，我亲眼看见航商亲到区联防处拜访罗，主动提出帮助联防处经费，要求罗派兵设卡收过往轮渡的“行水”。每艘轮渡每经过一次自愿自动交纳保护费10元，条件是：(1)保护轮渡在睦州及区内航行安全;(2)轮渡帐房已预备好每次的保护费，即交即放行，吩咐关卡不可留难延滞时间。这些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罗一口答允照办，也乐得接受他们“送上门”的行水。通过睦州来往澳门内地的船只，平均每日有数十艘，单收行水一项就有数百元，使联防处的经费有结余。罗委他的儿子任军需，钱银收支都由军需经管。

　　睦州既然是当时水上交通枢纽，自然引起三山五岳人马的垂涎。如周汉铃特务大队属下的陈雨农谍报队、弄不清何方神圣的李云龙谍查组……等等，都来睦州设卡勒收行水，使过境船只的货主和乘客都不堪其扰。罗缵杰以他们这班“烂仔”各有人做后台，不敢对他们干涉。

　　当时驻五邑的防军颇为重视睦州这块交通要地，派出保安第×团第一营全营驻守睦州，营长是陈力生，副营长是黄某。这是一支训练和装备都较好的精锐部队，那时地方部队有捷克轻机关枪装备就算是了不起的了，部队装备轻机越多就被视为战斗力最强。在战役中若能缴获敌人1挺轻机枪，主官受重赏;倘被敌人缴去轻机枪1挺，主官就被处罚甚至撤职。故当时凡是有轻机配备的班或排，都由营部精选有战斗经验和相当水准的排长班长带领，士兵也是熟练的。我当时不方便多嘴讯问陈营长该营的装备，但估计轻机枪是不少的。

　　陈力生营长三十余岁，黄副营长二十余岁，都是客家人，军校出身。我和他二人接触的三四个月中，给我的印象是：朝气蓬勃、作风正派、奉公守法、不收行水、不包烟庇赌、不吃空额，从不干预地方行政，对士兵管教严，从未见过该营官兵在市面与群众争执;他们与当时“五游”副司令兼特务大队长周汉铃的部队相比较，平心而论，的确大有分别。与此同时，“五游”政训室也派两位青年(一名高云锋、一姓黄)来睦州协助自卫大队部搞抗日宣传，睦州当时确有蓬蓬勃勃的抗战气氛，令人精神振奋。

　　江门日寇上月在三江、睦州遭受惨败后，心有不甘，每星期至少一次派出武装渔船(以下简称日舰)一艘，开到睦州口外辽阔河面开炮数十发向睦州猛轰。每次开来的时间多数在中午，炮轰个把钟头才驶返江门，由于习以为常，居民、商民闻警，都走向山背躲避炮弹，敌舰走后即返家，商店也恢复营业。敌舰发出的炮弹，虽然震耳欲聋，但很少落在圩市区，多是向山头我军阵地轰击。据陈营长说，我阵地工事损伤亦不大。敌舰炮轰之后，照例由我负责打电话向古井前进指挥所的方文灿报告情况(有时方打电话来询问)，我多次反映区民意见，请他向上级要求秘密运一门迫击砲来睦州惩罚日舰，方只应付，却无下文。

　　群众敌忾同仇，有人献计不妨试用土法来对付，即利用睦州现成有一门十九世纪土制的“烂肚蛇”(用废烂金属、锄头、犁头、锁链之类加火药塞入砲膛内作砲弹)，出其不意地还击敌舰。有两位年近六十的乡民，谓年轻时当过砲兵，请缨充炮手;又有几位青年自告奋勇上山秘密挖掘安放“烂肚蛇”的掩蔽体;又有人捐出废铁、炸药。筹备了几天，诸事准备妥当，有一天敌舰又来发炮轰睦州，我两炮手聚精会神瞄准日舰发炮还击，但“烂肚蛇”射程不远，中途便弹坠海中。这次土法还击的尝试虽失败，但群众热血沸腾的情景十分感人。

　　日舰虽然炮轰频繁，但乡民见有精锐的国军一营驻守，又以为日伪经过五月侵三江，睦州之役的惨败，当会汲取教训，不敢再来登陆送死;经常炮轰不过是骚扰和报复性质。故对睦州能守得住满怀信心，人心安定，市面极为繁荣。而陈力生营长则对我说，依他的分析，日海军的频繁炮轰正是加紧为第二次陆军进犯铺路，故万不可麻痹松懈，军民必须通力合作，严阵以待，才能取得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同年7月有一天上午，突闻睦州口河面有十几发步枪声，乡民以为日军来犯，市面一度紧张。我军队也立即戒备起来，保一营陈营长旋接侦察兵报告，枪声原来出自陈雨农谍报队设的关卡。不久，有一谷船驶入睦州圩，船主向驻军营部投诉：他的谷船受雇从粉洲载谷运入三埠，不知何故被睦州关卡开枪射击，一船员被击中受重伤，故驶入睦州墟想求医急救，但船员伤及要害，流血过多，未到岸便已断气了。陈营长即派员去质问陈雨农部，为何向民船开枪?陈的谍报队诡辩称：该船不靠岸停驶接受检查(借检查为名，勒收行水为实)，故弟兄们向该船开枪警告云云。陈力生听了营副的调查汇报，极为震怒，认为保境安民乃武装人员的天职，枪是用来保护民众抗击敌人的，今陈雨农的武装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手中武器屠杀老百姓，实属罪大恶极，但彼此不相隶属，自己无权把这个杀人凶犯逮捕治罪。乃打电话邀我去营部，介绍上述案情，并带我上船亲眼见到被害人的遗体和船主船工，他已写了一份公文附同船主口供证词，准备专人送去“五游”司令部控告陈雨农杀害船员，请求依法严办。征询我可否以见证人身份签个名在报告上，我那时是个21岁的青年，思想较为单纯，嫉恶如仇，立即在陈写的公文末端写上“见证人新会第十六区民众抗日自卫大队部书记何季镗”23个字。事后我向罗缵杰汇报，罗说：“陈雨农此人心狠手辣，是惹不得的，以后你要谨慎”，微有责怪我轻率之意。我说：如果善恶是非不分，还谈什么抗日御侮，卫国安民?我就不怕恶势力!这是后话。

　　日军连续派舰炮轰睦州达3个月10多次，以为我军阵地工事被摧毁差不多，又可能派出奸细搜集到了我军兵力、布防等军事情报，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和周密部署，果然不出陈力生所料，8月19日江门日军又作第二次进犯睦州和三江。这次进犯与上次有所不同，是以日军为主力，狡诈地用夜间偷袭方式，我方事前一无所知。是日，江门日军大约在凌晨夜色迷濛时集结登上大小舰艇，向睦州、三江方面进发，到中途便分散下锚停航，熄灭舰上灯火。凌晨四时许，猎获澳门至三埠轮船拖、花尾渡各一艘，驱赶乘客集中下仓，派兵监视，不许走动声张，日兵则假扮乘客，劫持轮船花尾渡续驶到睦州外围我前沿阵地停泊。我守军一排见是我商船，不虞有诈，船泊岸，一群假扮乘客的便衣日军鱼贯登上埗头，动作敏捷将我守军一排解决(内有机枪一挺)。待我第二道防线守军发觉敌情时，日军其他舰艇已纷纷登陆扩大前沿阵地，并与我二线守军交火。凌晨5时许天还未亮，听闻砲声，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大作，我即提起电话筒欲与守军联系，但此时电话甚忙，无法与营部直接对话，只在电话筒中听到营长与连长、排长之间的指挥作战声，报告战况声，又听到三江方面的指挥部与作战队伍之间的通话声，知道日军亦已在三江登陆，战况紧张。当时罗缵杰适在大沙而不在睦州，大队部只我和一位姓杨的的副官留守，我请杨通知特务中队蓝队长听从守军陈营长的指挥配合作战和维持市面治安;我则在大队部内紧守岗位，备与各方联络。密集的枪炮声持续至下午4时许，可见战斗的激烈。我初不知道上述日军劫持轮渡假扮乘客偷袭之事，见战斗了半天，估敌人会败退的，但4时以后，枪声逐渐减弱，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陈营长派人通知我快撤退，免被敌俘。杨副官也来告诉我，蓝队长早已率队撤走，杨雇了一只小艇偕我渡河。步行去龙泉，时已下午5时多，见到陈力生，他正在执笔写睦州战斗和失守经过的报告，准备送去上级。还叫我在龙泉过夜，明日一起参加周汉铃在背坑召开的会议。我请杨副官先返大沙向罗缵杰汇报及通知他参加开会。

　　8月20日，周汉铃在一批佩带快制驳壳枪的彪形大汉护卫下住节背坑一间祠堂，第八、九、十六等区的自卫大队长、副大队长、陈力生营长等都到齐，午间，炊事兵煮了一大锅白粥、端了两碗腐乳通菜招待与会者。会前，各人议论都认为在武器兵员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三江、睦州军民不畏强敌，苦战达9个小时之久，说明我两区军民在此役的战斗是英勇的。总结敌人此役之所以得逞，主要靠阴谋诡计，钻我军对民船不乱开枪的空子，深夜劫持我轮渡泊岸偷袭，打开我方缺口;其次是海陆军协同进攻;第三是水道交通运输畅通无阻，兵力弹药源源增援。而我方的条件则恰恰相反，变成孤军作战，在伤亡甚多，弹尽援绝处于绝对劣势下才不得不转移。当时虽无精确统计，但估计双方伤亡数字大抵相等。承认此次三江、睦州之失，非战之罪。请“五游”重新统一部署反攻，保一营、三个区的大队、乡队枕戈待旦，愿作前驱。我特别钦佩九区大队长赵岳云，看来他的年龄已六十几岁，足穿草鞋，手提步枪，腰系手榴弹，精神抖擞，行动矫捷，活象一个老黄忠，他也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三江睦州与古井唇齿相依，决不容敌人盘踞”!周汉铃最后则以教训的口吻说：日军攻取三江、睦州，早在意料之中;李县长不舍得放弃，也想夺回;我就认为一城一池的得失无关大局，我们没有这么多兵力投入反攻，即使不顾伤亡收复睦州、三江，日军再来进攻你们亦守不住，故此得不偿失，无谓多此一举。各人满腔热情而来，听了周决定性的一番话，无异冷水浇背，只有面面相觊，不敢再提意见。周又指定三江队伍驻九区古井背坑一带，第十六区大队部则改设在大沙墟，叫各人回驻地整补。我本来无资格参与会议，只因陈力生恐罗缵杰赶不及出席，力邀我权充十六区大队的代表。周汉铃布置完了，我与罗缵杰正在出门口告辞，忽见一批荷枪实弹的乡队簇拥着赵其休和三江几个乡绅匆匆来到，周汉铃连忙满面笑容出迎说：“啱嘞啱嘞，赵大哥返来好晒嘞”，对赵特别客气。而赵却面有愠色，向周质问：“你们为何不派兵救援我三江”?周仍堆着笑脸说：“请进里面慢慢说吧”。周对赵其休的接待就与对待其他人不同，我初步对周的印象：他是一个畏敌如虎，只求保存自己实力，又是一个老于世敌，欺软怕硬的人。

　　睦州沦陷不久，大沙各村的著名捞家周文华、何湘庭、周旺和横山乡的黎启荣等都先后受到周汉铃的召见。据他们回来透露，周接见时称兄道弟，装得颇为亲热，酒肉款待，勉励带好队伍，他会请县府委以职衔。又据他们说，在此之前，新会的三山五岳人马如曾焕、傅华山、陈炽……等等，都受到周的召见，接待殷勤。这班捞家得到“周副司令”另眼相看，自然感激涕零，死心塌地拥戴周做领袖;而周则利用“副司令”这个招牌，不费吹灰之力就收罗了新会一大批捞家做自己的党羽，从而进一步扩张势力，成为长期盘踞新会的不倒翁。有些捞家得到周做后台，如虎添翼，更加有恃无恐，在地头上称王称霸，甚至作恶多端(这里只说“有些”捞家，不是说全部，据我所知，何相庭、黎启荣等都是颇为规矩的)。

　　罗缵杰失了睦州这个地盘，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给养颇成问题，派我去天亭请县府帮助解决。李务滋从领到“五游”的械弹中拨出七九步枪90枝、七九子弹10箱，又从香港新会商会捐赠的救济米中拨出30大包给十六区大队补充。罗将子弹数箱转发给黄腰南等乡队。

　　罗缵杰退驻大沙后，颇欲奋发图强，以大队副队长陈一鸣、特务中队长蓝某都非军校出身，为提高队伍素质和战斗力，乃向县府推荐他的朋友汤山为大队副队长。罗满以为汤是军校步兵科毕业，可以负责队伍的训练，谁知汤来当大队副队长，却有自己的另一套，他不是为抗战而来，而是要发国难财。他在古井带来汤姓青年10来人，自备枪械(驳壳左轮)来到大沙上任，算是加入十六区大队，出入都有这班汤姓青年跟随，好不威风。他实际不受罗领导，自成一派，对陈一鸣则排斥打击，想迫陈自动离职，而对大沙各村拥有枪械的头目则极力拉拢，尤其与大沙墟的周文华打得火热。周过去是悍匪，手下有四、五十个佩长短枪的马仔，是十六区捞家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周汉铃很看重他，10月召见他不久就说县府委他为第十六区自卫大队第×中队长，经费自筹，无非是在大沙开烟包赌，在“埗”头设卡勒收过往船只的行水。12月某夜，汤山竟率领他姓汤的马仔十几人伙同周文华的马仔四、五十人开到中山新会交界的×鱼涌(睦州陷后，三埠至澳门渡船必经的河涌，涌甚窄，仅容花尾渡单行)截住一艘花尾渡，先开枪扫射示威，勒令火船停驶，他们上渡恐吓旅客，搜劫财物一空，才呼哨而去，天微明汤山与周文华分脏完毕才返大队部睡觉。事后为罗缵杰侦知，气得肺也炸了，深悔引狼入室，养虎为患。罗密与我商量怎么办，我劝罗先不可露声色，免汤周二人狗急跳墙，先下手为强，联合血洗大沙。故只可外弛内张，一面向县府密告，一面暗中警戒和作好逮捕汤的准备。毕竟邪不胜正，汤作案后自知难以在大沙呆下去，而且他一伙分得的打劫赃物可能不少，足够相当时间的花销，过了几天，他就借故向罗辞职，未经上级批准便率其马仔返古井。又再过几日，县府才下达将汤解除职务的命令，但没有追究汤、周伙劫澳门三埠渡的罪行。这宗轰动澳门四邑的大案便这样不了了之。

　　怪事层出不穷，还有一件值得忆述：大约在汤、周合伙打劫澳门三埠渡之后不久的某天上午，突闻对河枪声四起，有时更密如串炮，原来是“五游”周汉铃派出其独立大队及周汉镗政警中队，又令“义游”大队，八、九区自卫队抽调部分队伍，合兵数百人之多，四面包围攻击十六区上横乡碉楼，用机枪射击，间亦闻小钢炮声，逼迫踞着碉楼的人投降。据宣布的罪状是：碉楼十多人是土匪，利用碉楼截劫来往客船商旅，故要拔除这个贼巢，消灭这股匪徒，云云。但躲在碉楼的匪徒居高临下，占有地利，以逸待劳，周指挥的部队，不敢接近碉楼一步，双方相持到天黑，枪炮声才停止。匪徒乘月黑风高，夜间已乘艇逃去无踪。翌早周部才发觉，派一班人进驻碉楼。匪徒捕捉不成，安份守纪的乡民却遭殃，我亲眼看见上横乡民扶老携幼在枪林弹雨下冒险渡河来大沙避难，哭哭啼啼，好不凄惨。当时睦州，三江之敌正在虎视眈眈，在这种局势下，人们对当局对付上横碉楼区区十来个匪徒，不采用其他有效措施，而竟兴师动众，集中二十多倍兵力去征剿，万一日军乘虚而入，又将何以抵御?都说无法理解。

　　1940年1月的某天，周汉铃派人专程到大沙找罗缵杰，命令罗立即将我撤职。原来是7月时保一营长陈力生向“五游”司令马少屏控告陈雨农部在睦州河面枪杀船员，我在控告呈文内签了一个见证人的名。这道呈文辗转落在周汉铃之手，周赫然震怒，认为我参加控告他的亲信等于间接控告他，便勒令罗把我赶出十六区。罗深恐不遵周之命会连自己那项乌纱帽也不保，若以“莫须有”之罪名而把自己的助手开除，则道义上道理上都讲不过去，真是左右为难，苦恼万分。我还记得罗曾说过“陈雨农此人惹不得”这句话，今日应验，不如主动离开大沙，免罗难办。适逢这时四邑已开始出现粮食紧张，粮价上涨，三埠一班谷米商派出买手到粉洲、横山、大沙一带采购，谷船返三埠必经“一游”管辖的斗门，罗乃请“一游”司令部批给一张“仰沿途军警查验放行”的证明，介绍我替三埠谷米商做这批谷船(大约有6艘，共载谷米10万斤)的临时押运员，以帮补生活。谁知船经斗门时，被中山县民众抗日自卫第八支队长梁渭祥勒索不遂，扣留了两、三个月。有次日机飞斗门上空轰炸，六艘谷船险些被炸沉，船员趁关卡兵卒四散逃命之机，拼命挣脱绳缆散开摇向银洲湖，乘顺风驶返三埠。

　　梁渭祥斗门人，是斗门当时最大的地主，手下拥有兵丁三、四百人，武器精良，独霸一方，俨然是斗门土皇帝，(那时斗门是中山县一个区(第八区))。历任县长都要让他三分，先是中山县长张惠长委他任第八支队长;1939年底张惠长辞职，第一游击区司令吴飞兼任县长，梁渭祥的第八支队长仍蝉联，抗日战争结束，他一直任第八区长。斗门解放时逃亡澳门运走了大批金银财宝，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妄图恢复他已失去的“天堂”，乃是一个极端反共人物，台湾国民党当局“嘉其忠贞”，委他做“中山县地下县长”。

　　江会沦陷前，我在商办冈州浚河马路公司股东维持会当书记，林寿而当冈州马路行车公司司理，业务上彼此常有往来，本有相当交情，江会沦陷后林充任新会县第六区民众抗日自卫大队兼笋岭乡长。1941年春我闻说第六区大队的书记辞职，遗缺未找到合适人选，我去笋岭访林，林初不知我离开十六区大队，既知我赋闲，乃主动邀我当六区大队书记。但当我说明是被周汉铃赶出十六区时，则又不敢用我，深怕因用我而开罪周，由此可见战时周汉铃在新会权势之大。

　　林以礼相待，邀我多住几天。住到三月三日，日军突然侵占陈冲，清除封锁线水雷后，大小舰艇满载日伪军向三埠方面攻击前进，盘踞陈冲的日军则占领高地，架炮向笋岭乡轰击。林邀我继续留在笋岭帮助他应变，我那时年青，胆正命平，也乐得亲见战火。第二天林与我在乡队部前空地布置时，可能被日军炮兵望远镜发现，两发炮弹正落在林和我的左右约3米处开花，林和我没有受伤，但旁边的乡队员二人却当场被击中毙命。日伪军侵犯陈冲，未遇到抵抗，以为侵入笋岭亦同样容易，乃在炮轰一天后派遣伪军一队入村，被埋伏的我笋岭乡队开枪迎击，伪军见我有备，乃狼狈溃退，遗下几具尸首不及运走。但这几具尸体没穿军装，可能是伕役。

　　按当时第六区的战斗位置，陈冲为第一线，笋岭为第二线，潭冈为第三线。陈冲陷后，笋岭便变为前线，潭冈变为二线，七区天亭一带就成为三线。周汉铃摸不清日军侵占陈冲的真实意图，诚恐日军再进两步进占潭冈，则会直接威胁他的天亭老巢，为了保住天亭，被迫派出拥有捷克轻机枪的一个大队开赴潭冈协防，准备必要时就在潭冈与各乡队并肩作战。

　　其时笋岭因受日军炮轰的直接威胁，居民早已疏散后方各乡，林寿而亦移驻潭冈，只留下第六区自卫大队直属中队和笋岭乡队在笋岭警戒，准备日伪军再入村时巷战狙击。林在潭冈不断与周汉铃通电话报告敌情，要求周多派兵力支援。周说：笋岭在日军炮兵射程之内，无险可凭，实际没有坚守价值，若日军越过笋岭，我派去潭冈的队伍当会迎击!但占据陈冲之敌，只天天和笋岭炮轰，却没有再派步兵入侵。双方不进不退的局面持续了多天，林又要求周派炮兵，以牙还牙，给日军炮兵惩罚，周说：“待情商袁大哥相助”。不久，广东第三游击挺进纵队司令袁带果然派出唐纵队长(外省人、年较青)率领拥有迫击炮的一支精锐部队开来潭冈支援，在后山隐敝处架设阵地，出其不意地连续发炮向日军步炮各阵地猛轰，当场把敌焰压下去，日军的大炮变成哑吧。究竟是它的炮兵阵地被我摧毁抑或它猜测不到我炮兵阵地无法还炮?不得而知。但过两天，陈冲的日伪军便纷纷下船撤退，周汉铃、唐纵的部队急行军在陈冲搜索和清扫战场。林寿而偕我也去陈冲战地观察，但见十室十空，疮痍满目，乡民遭受一场大洗劫，又见沿路有日伪军遗下劫掠不及搬走的物资，未开的日本军用罐头、炊具等不少，甚至步枪子弹也丢下两箱，可见日军的撤退是相当狼狈的。此役历时约一个多星期，事后我们议论分析：日军此役进攻三埠，旨在抢掠物资，掠夺的目的既然达到，便满载而退，撤退决定后便发电命令沿途包括盘踞陈冲等地的日军限时撤走。又可能加上唐纵队长的迫击炮发挥威力，敌不知我方虚实，以为我有正规军增援反攻，占三埠的敌酋恐我克复陈冲封锁线，将其水上交通拦腰截断，便决定提早撤军，陈冲之敌也就急忙跟随三埠撤退的部队一起撤返江会了。

　　当陈冲被占，笋岭岌岌可危时，潭冈的乡民早已动员起来，作好战斗一切准备，精神抖擞，士气旺盛，他们集结大约200人，大多是青年农民，也有教师，甚至五、六十岁的老归侨。他们很有组织，有的凭险据守，有的放哨瞭望，有的巡逻警戒，有的负责炊事，送饭、送茶、送水，有条不紊，随时准备与入侵之敌周旋到底。他们的枪械也颇为新款别致，据乡长阮护彭对我说：这些都是法国式长枪短枪，是侨居安南的乡人告老还乡时带回来的。原来潭冈阮姓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便有不少人侨居安南，后来在当地落籍，与当地人通婚(有一祖先还做过安南王的附马)，开枝散叶，后代越来越繁衍，今天安南姓阮的实与潭冈人同血统云。此役潭冈乡人虽未有机会同日寇直接交锋，但乡人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其精神十分可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役虽是日军自动撤退，但也经过笋岭乡乡民迎头痛击。使日伪不能到处窜扰抢掠，也经过友军炮兵支援，猛轰敌阵，日军才匆忙撤走，故新会县国民党当局认为参加此役的军民都有功，派出区宜等一批人代表县府、动员委员会、国民党县党部等单位，从天亭出发运来烧猪几只到潭冈、笋岭、陈冲慰劳有关区乡自卫队及周汉铃部、袁带部官兵。

　　事后，周汉铃可能知道我曾“客串”过此役，查问林寿而同我的关系，林暗中通知我说：“打靶铃”可能对你余恨未消，宜提防不测，以迁地为良。我见既无法再在新会立足，便离开新会北上韶关。我这篇关于新会抗战初期的“三亲”资料也暂写至此为止。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31 14: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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