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沦陷时,市民业已星散,所留居的多属铤而走险者。流氓地痞之流,企图乘机搏乱,盗劫财物。而当时大部分店户又早已将主要贵重物品移放所谓安全地方(即沙面租界各大洋行的货仓)或搬离市区。经过洗劫焚烧(西堤及永汉路一带繁盛街道均遭到纵火焚毁)的广州沦陷区,所有一切日常生活应用物品,都极为缺乏。自伪省府和伪市府相继成立后,为恢复市面秩序及繁荣,给陆续返市的居民获得生活安定起见,就首先注意到各种物资的供应,并进行物资配给的措施。当时物资的来源,有水陆两条路线,水路是从各乡与市镇的船只运来,陆路则由广州西北方面一带封锁线外的抗战区运来。(当时在陆路方面称为“走货”的人极为频繁,每日都有数以百计的货客转运各种货物来往,借图厚利)伪府以货物自由出入,漫无限制,对经济措施和物资配给都极为障碍,特借物资配给名义设立机构,并订定办法进行各种物资进出口的管理,同时并乘机征收所谓货物过境费和证照费(一切货物均须先经申报核准领取证照才能运输出入市区)。特于1941年初,成立一个“广东省物资配给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所掌管的事务,是涉及建设、财政和警务等各方面的,规定由伪省长陈耀祖任主任委员,而伪财厅长、伪建设厅长及伪警务处长则为该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该会内部组织分设秘书室和总务、证照、监察三科,另设督察数员及办事员等;外部则在长堤沿岸各码头及大涌口等处以及市郊要隘地点,分置检查卡,每一卡位派出检查员二至三人,检查货物及核验证照等,另派有经济警察两三名,协助执行检查任务。该会在成立时,其会址是附设于伪省府头门内,后以领证人众,人流混杂,转迁至永汉路(西湖路对面)曾遭焚毁后重建的一连几间平房办公。关于所谓物资配给,原来是指定当时市面最缺乏的煤油及其他几种主要物资加以管理及配给,后来才变成包括所有民生日用品的大部分货物。因此,这个机构的性质,俨然成为一个财政上的税收机关。在抗战前的国民党政府时期,无论什么税收机关,都以贪污舞弊违法渎职视作平常的事,毫不以为怪,且对纳贿收规等,认为是一种应有的收益,而一般人民对这种情况,多是萧规曹随,每淡然置之,故当时的官场中,均以税收机关为“肥缺”争相染指。自日寇侵华,各地沦陷以后,在大混乱中,这种情况更觉变本加厉。
伪广东省物资配给委员会成立初期,一切规模在草创中,其所辖事务,颇为广泛。该会的秘书室,只设秘书一人,是由林筍充任。林是广东中山县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学习工程,与伪省长陈耀祖(陈亦曾留学美国)有同学之谊。林于抗战前,曾任过广州市公用局(李仲振任局长时期)的技士。广州沦陷后,因与陈耀祖的关系,遂获任斯职。当时任总务科长的是何谔新,任证照科长的是梁治平。而监察科长一职,因为事务上性质的联系,规定由伪广东省会警察局荐派。我当时在伪警局充任行政科长,因此被派兼充该职。旋以伪警局职务繁忙,不克兼顾,不到一个月,我就辞退了。旋由伪警局另行调派陈塘分局长甄坚充任。
经过三个多月,该委员会的一切事务,已经进入扩展时期,凡是出入广州市区的一切物资的种类和数量,都要经由该委员会核准和给发证照,才能通过往来。因此,狡黠的商人,为着牟利起见,就不惜用尽一切手段行贿送礼、饮宴酬酢,辗转夤缘勾通会内办事人员,以便利私图,希冀获得厚利。其舞弊方式,有发给已经盖印的空白证照,任由领照人自己填注要运输出入的货类和数量;亦有以多报少,发出的证照与存根不符的;还有主要物资填作一般物资的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由于该委员会主管发给证照之权属于证照科,所以该科便成为贪污舞弊的主要部分。但监察科是负有监督查案、领发证照的权责,如要贪污的话,大可插手分赃受贿。因利之所在,证照科和监察科,就变成争权夺利互相倾辄的机构,以致声名狼藉,人言啧啧。这种情况,不久就传到伪省长陈耀祖的亲信,转而传到陈的耳边,认为事态严重,不得不予以查办,就派员明查暗访,查出许多贪污舞弊的事实和证据,遂由陈伪省长下令将此案送交伪广东高等法院究办。结果经过伪检察处的起诉,并将该委员会的证照科长梁治平和监察科长甄坚扣押归案讯办,法院认为他们构成贪污渎职的罪行,判决各处徒刑三年。但经过一年多,就分别提前交保释放了。
林筍虽然是一个秘书,但该会的组织是委员制,所有兼任委员的几个伪首长,除每周一次至二次举行的例会外,平时都很少到会的,所以秘书一职,就无形中成为该会中的主持人物。林筍当时对该会发生的种种舞弊,究竟有无参与,或对舞弊渎职的人员是否知情而放纵,还没有发现他的真实情况。梁治平与甄坚被扣押后,林即感到情绪极度不安,惶恐不可终日。经过大约两周时间,有一天上午10时许还未见他到会办公,该会遂派人到林的住宅探询。(林筍是住在西湖路的一间祠堂的楼上)睹楼上房门紧闭,屡呼不应,致发生疑窦,乃破门察看,瞥见林竟在房中悬樑自杀,视之气绝已久。伪省长陈耀祖据报,即怱忙约同伪建设厅长张幼云同至林的寓所查勘,并到该会究询一切。
在这宗事件发生后,伪府的要员曾哄动一时,且引起日军的注意。对林的自杀原因,众说纷纭,有说他与该会的贪污舞弊案有关,因而畏罪自戕。林是中山县人,于抗战前有一个时期曾在南京蒋府行政院任过技正,与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黄居素以同乡关系,感情融洽。于抗战后,林筍返粤参加汪伪政府任职,而黄居素则由渝方派驻澳门,担任特种工作。据说,林在伪广东省物资配给委员会任职时,每天返房后,都闭着房门,埋首案头工作,虽最亲信的家人,也不许进内。他说文件重要,不容许任何人翻阅。究竟他这样秘密,所干的是何种工作及撰写何种文件,外间无从获悉,仅知他每两天就有澳门的信件发寄。因此,有些人就认为他和渝方的黄居素,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证诸他的日常情况,所见不为无因。自该委员会贪污舞弊案被揭发后,他会感觉到即使不受牵连,但辗转查究起来,不难联系到他的政治秘密方面。林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留学生,胆量较小,而又鉴于日寇残暴的酷刑措施,有如作贼心虚,诚恐东窗事发,不禁惊恐万状,因而自戕。比较起来,这种原因,是很有可能的。又林平素很迷信风鉴,当该委员会成立不久,决定迁离伪省府时,原议迁至长堤某楼房,后因该处另有别个机构使用,遂转而迁到永汉路中西湖路对面经焚毁后重建起来的几间平房。在迁至此处办公后,林曾对该委员会的办事人员说,这几间平房,风水不好,因为被右边的一座三层高楼压住。左边是青龙位,右边是白虎位。此幢房舍被右边的白虎居高尅制,极为不利,日后会有不幸事情发生。未几,该会凑巧出现贪污舞弊的官非事件,继之林又自杀而死。当时一般迷信的伪官们,多以这事作为茶余酒后的谈柄。其实这种事件,不过偶然凑合而已,与所谓风鉴绝无丝毫关系。这也许是造成林的自杀心理的一种因素。
今特将此事顺带一谈,作为本文的一个插曲,借供读者一阅。这种事件来看,我们对于当年敌伪政治、经济和风纪以及汪、蒋关系的内幕,足见一斑。
1964年11月12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31 14: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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