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衍年：增城县国民兵团始末
2018-11-01 15:37:16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沿革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即抗日全国总动员之初，县设有兵役科，掌管兵员征集事宜。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广东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县、区亦设有统率委员会，编组民众抗日队伍。当时增城县的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周天禄①，副主任委员袁大远，曾编成了一个常备大队，有的区也编有一个常备中队。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增城，县府及统率委员会均撤至东洞。由于周天禄掌握着地方上大部分武装力量，1939年初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委他为增城县县长。与此同时，一面奉令取消民众抗日自卫团(因统率委员会是广东省的单行法)，一面奉到组设国民兵团的命令(这是当时蒋中央规定全国性的编制)。由此在抗日自卫团的基础上，组成了增城县战地国民兵团，由周天禄兼团长。该团上属惠龙师管区司令部——省军管区司令部(初期还曾有东莞团管区一级)。其下除直属自卫队两个大队(后一再缩编为两个中队)外，各乡均设有乡国民兵队(分壮丁队、常备队、预备队，按各乡不同情况编成组织系统)，乡公所并有一个常备的自卫班。此乃按当时战地县份国民兵团的组织形式所编成，直至1945年底抗战结束后，才分别裁并，全部撤销。

　　二、兵团部人事概况

　　县战地国民兵团设立团本部，规定县长兼团长，另设专任副团长(中校级)一人，由省军管区司令部直接委派;团副(少校级)一人，初定由县府军事科科长兼任;1943年又定为副团长兼县府军事科长，团副改为专任;副官一人辅助团副搞编训和人事常务工作，事务员掌管饷械等项;书记、习书各一人，勤务通讯二人。先后兼团长的有：周天禄(1940~1941春)、陈殿杰(接至1943夏)、李友庄(接至1944冬)、邓琦昌(接至1945年底)。兼任副团长的有郑沛凡、祁克武、张济安(代理)、刘沛然、钟凯、巫擎、韩英强等。团副亦多由省军区司令部派下，视兼团长的权力背景，也偶有保荐派用的。但仍须先行报请军区发委，先后充任团副的有：吴健全、吴轩芬、李耀麟、李惠杰、罗寿清等人。其他从略。另值得一述的是：由于黄团长与副团长的任免多由不同的后台支撑，所以互相掣肘，勾心斗角，权利是争。如：副团长钟凯想要用个亲信当中队长，副团长陈殿杰不同意，就大闹别扭，形成团部与县府的不团结;又如副团长巫擎在多征自卫队新兵捞取油水问题上，与兼团长李友庄亦互相发生争斗，因前者的后台是李汉魂，后者的后台是余汉谋，最后迫得巫擎向省军区请调别县而去。随而派来接替者韩英强因与兼团长有旧同事关系，尚能比较统一事权，但过后一年多，整个兵团部随抗战的结束而奉令结束。

　　三、团属自卫队的组织和任务

　　1938年10月，增城大部分地区沦陷于日寇，县级机构初撤至东洞时，民众临时组成的抗日自卫武装队伍曾一度编成两个大队;至1939年底整编为一个自卫大队，直属于县国民兵团。当时的大队长是廖桂桃。但粮饷来源日趋困难，到1940年底乃裁撤大队部，缩编为两个自卫中队。一中队驻东洞墟，担任县府外围的警戒任务，维持东洞高滩一带治安与下乡勤务;二中队驻背阴，主要担任县府、粮仓、监狱之守卫工作。至1942年秋以后，一中队调驻正果墟，维持该地区的治安和交通，兼配合缉查走私，协助征收粮税等任务。每中队设中队长一人，分队长三人，司务长、文书各一人;士兵的编制是126人，但实际都不到100人，有时还只有六七十人。兵源由各乡按人口比例征集。当时18个乡，每年各须征调12~16人不等，每名还要附带服装费一套。(价款记不清，由乡公所统筹缴交)服役期一年，期满轮换，可以自愿留队，但一般都要求退伍归乡。有想再当兵者，就得与乡队长联系，顶替新应征的名额，获取新应征补贴费(多以稻谷几担计算)。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县府及兵团部曾派员率队至新塘镇，将日伪县政府的公物武装接收过来，收编了一个伪警察中队。至1945年底调回县城，连同上述两个自卫中队，一并改编为县警察队，统属县警察局系统。

　　四、国民兵基属组织

　　增城当时虽有一、二、三区之分，但二、三区均属沦陷区，一区亦只剩半数乡较为安全，故区一级不设国民兵机构，各乡——基本只18乡设乡国民兵队，全乡适龄壮丁(18~45岁)均编入队伍，以每保一分队为原则。保长兼分队长，乡长兼乡队长。并设有专任乡队副一人，由兵团部挑选合格人员充任，平时掌管国民兵的组训征调等事宜。队兵武器由乡队长就地将公械和私械调配使用。但因当时我县属游击区，防军六十三军在我县大张旗鼓掀起组织随军杀敌队②，当时有武器的群众，很多参加这个杀敌队的活动。因此乡国民兵队除每年循例抽调十余名，到县自卫队服役外，编组上已有名无实，更谈不到训练。惟每乡抽编一个常备自卫班，执行乡公所之通讯、警卫、侦察等勤务，较见实际。

　　五、制发国民兵身份证

　　抗战中期，国民党在战事拖长、国计民生交困、逃兵日增，而兵员征补困难的情况下，便筹划制发国民兵身份证，以图控制兵源，防止逃兵，并借以查防奸伪。乃于1942年春，令饬各县选送1~3员干部到省军区开办的兵役讲习班受训。增城当时虽非征兵地区，也派去一人学习，回来传授兵役训练班所讲述身份证之制领颁发办法。参加学习之各乡乡副队长，结业回去后，将全乡之国民兵(18~45岁之壮丁)编列清册，送县政府兵团部核明后，即如数将盖有县印的身份证空白本发至乡队部，按规定填发每人一份，(每份需缴纳手续费一角)。由于战时个人行动常有军警检查，随身备此证，即可通行无阻，因而，一般都乐于价领。1943年春，曾执行上级规定，在正果附近几个乡，于交通要道隘口设置盘查哨，查拿逃兵、逃丁，及防范敌伪、匪、奸(兼指共产党人)等等，可是，竟有哨兵乘机勒收行人茶水费等巧立名目，故此该哨短期即行停止了。国民兵身份证之制发，由1942年冬开办，至1943年夏完成。而身份证之使用，至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遂自动废弃。

　　六、贪污和其他黑活动的情况

　　(1)县自卫队每年由各乡征调新兵入伍时，由于队兵生活艰苦，曾照中签当征，但大多数都以高价(为)雇人顶名入伍。当时每名受雇者大约索取稻谷七八担(每担百斤)左右，掌兵团部的副团长及自卫队的队长，互相勾结朋比为奸，便乘机少要人，每名改收稻谷五六担之贿赂，这样分肥中饱。另方面公开吃空额，兵团部及两队的官佐，每员都吃空额一名，中队长、副团长还吃三至五名之多。还有逃亡的士兵，既不上报，也不下追，一并吃了空额，贪污成风，实属可耻。

　　(2)兵团部对国民党颁布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颇为重视。对共产党人常用“诱叛”、“自首”(自新)的手段进行分化，瓦解。如1943年冬至1944年秋间，先后派队将汤自持、宋小玲、王若冰、王世模等十多人(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进步人士)拘捕来之后，加以恐吓煽骗，甜言蜜语，软化他们，迫使他们写“悔过自新书”，需有三人以上担保才能释放。

　　(3)兵团部为了使共产党人没有自由活动和自由居留的权利，曾在灵山尔迳、正果各地，乘黑夜派自卫队会同防军包围起来，禁止行人通过，突击检查户口，逐家逐户细密检查，如发现嫌疑人物，武器、进步书籍等，即行扣留查办。如王若冰是正果附近的一位女青年，就因她寝室藏着不少进步书籍和革命刊物，因而被捕的。圭湖乡有几支七九步枪，两支驳壳手枪，也是在检查户口过程中收缴的。

　　七、一场较突出的抗寇自卫经过

　　1944年夏末，广州日寇向外围扫荡，以约一个大队兵力进犯派潭、正果地区。我们事前早就知道形势危急，兵团部即派干员到各乡发动组织常备的自卫武装。梅南乡长温潮伯首先响应，兼团长李友庄即派他临时编成梅都自卫大队，以温潮伯为大队长，陈冠中为副大队长，利用当地轻机两挺，步枪数十支，以小迳鹅兜为根据地，同时与当地共产党员陈李中的游击小队联成一气，扩大到近百人。此时派潭日寇不时从黑山方面炮击县府所在地东洞，迫得县府大部分人员物资撤入西坑。梅都自卫大队不仅协同防军保卫了东洞，而且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紧密合作，一致抗击日寇，保护了山区人物安全，保护了县仓谷少损失，保护了农民收割。迨东江纵队邬强部开抵梅都山区，梅都自卫大队，就有了更有力的后援。一次两部队共同派出小部队在鹅兜邓村附近埋伏，企图生擒敌人。结果俘虏汉奸一名，在收队回来之际，日寇增援部队前来，发生战斗，遂把该汉奸打死。自此之后，敌人不敢轻妄进犯山村，自卫大队的声威大振。日寇退出派潭，自卫大队尾追其后，首先进入派潭维持治安，大得人心。这也说明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抗战就必有成绩。

　　注：

　　①第一任兼团长周天禄，增城湴村人，海军学堂毕业。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海军学校校长和海军司令。陈炯明背叛革命时，他受陈的指使，是第一个开炮轰击孙中山先生的总统府的。陈败后，周亦隐匿十多年，至抗战开始，得其旧属香翰屏等保举，东山再起，响应当年抗日全国总动员的号召，参加抗日救国，在增城联系各乡实力派，并与151师师长林伟俦交好，在战地残破之余，努力撑持，尽了一些力量。居常与僚属谈及过去，曾慨叹地说：“丢那妈，鬼估到会这样呀!——真枪实弹竟斗不过空大炮”。意指当时陈炯明有枪杆，却败于孙中山先生的笔杆。

　　②余汉谋部下的张瑞贵63军，在增城东洞设有指挥所(指挥官李荣梧)利用地方武装，组织所谓随军杀敌队，只编徽号，并无粮饷给与，地方实力辈则夤缘而起，一时风起云涌，扩编至二十多个中队，其大、中队长之较著者有朱兆康、张金声、范广权、张永馨、刘炳、周文权等。其实这些队伍武装，多来源于国民兵队，不过是改变其名称，争取指挥权而已。但这些杀敌队多在广增公路两侧，趁机经商，护运货物出入口图利，或收取税捐，走私者亦大有其人。至于对收集敌占、敌扰区的地方武装，免为敌伪利用，转而增强抗战声势，还起到了某些作用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01 15: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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