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庄：我在汪伪军中的见闻
2018-11-05 14:46:33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和汪精卫勾结，不少人落水做汉奸，投身汪伪政权或汪伪军队。蒋介石用许多美妙的名词，包庇他们，说他们是去“策反”，是“建立敌后武装”，“配合反攻”等等来欺骗人。当时广东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敌伪汉奸联系，建立所谓“配合反攻的敌后武装”。我也曾经参加了这项丑剧。

　　1942年夏，我在澳门适遇旧日燕塘军校的同事高汉宗，相谈之下，知他已得到汪精卫的爪牙李讴一(李启颐)的推荐，陈耀祖特派高汉宗的胞兄高作梁到澳门“劝驾”。高作梁以后曾和我谈过，当时李讴一介绍陈海华、邓彦华、高汉宗、×××(姓名忘记)等四人，除高汉宗外，其他三人均不愿去，他怂恿我一同前往。他说：在去沦陷区以前，先密函余汉谋，请余转告重庆中央批准。这做法是先行挂号，预留后路，因为向他们“挂号”以后，将来如日本战胜，我们有功劳，万一失败，因我们是蒋介石、余汉谋同意派去的，也有功劳。脚踏两条船，万无一失。不久，高派其连襟陈朴公携密函往韶关见余汉谋。当时我真佩服高汉宗的“老谋深算”，决定跟他前往。接着，我们也就一同到了沦陷区。

　　二、日军控制汪伪军的手法

　　日军及伪军和所谓游击队的关系1942年秋，我们到了沦陷区，高汉宗被汪伪“重用”，叫他做伪第20师参谋长，援引我做该师78团中校团副。因该团团长李家勤到南京受训，我代理了他的团长。20师师长方颐。该师辖39和40两个旅。39旅旅长张本，是直接走日酋路线的，但该旅辖下的77团团长伍光(即伍廷耀，驻顺德大良鸡洲一带)和78团团长李家勤(驻顺德勒流羊额一带)都是方颐的人。

　　第40旅旅长李辅群(即李塱鸡)。这个旅名义上属于第20师，实际上李直接受命于敌酋，方颐不能指挥。方颐虽是20师师长，但能够指挥的只有两个团，故郁郁不得志。他看到张本与日酋有较深的关系，李辅群又为日酋所信任，心中十分嫉忌，只得装作也是日军所信任的人，用来表示自己也有有力的后台。常常佩带日酋矢崎赠他的军刀向部下讲话，不用时，把它挂在当眼的壁上，故作炫耀。但这未能掩盖其内心的烦闷，有时也向人发泄牢骚。我和他是老友，有一次他感慨地对我说：“我是大汉奸了!”这是奴才得不到主子信任时所发出的哀鸣，也是他看到末日即将到来的恐怖。他很嫉忌李塱鸡，但又奈何他不得。有一晚，李塱鸡部在大良一个村庄进行劫掠，枪声频作，方颐知道了，佯为“误会”，向他们开了两炮，杀伤了李部一些人，用以泄愤。事后，日酋得知，亦不过问。这是日酋利用伪军的矛盾，互相牵制的作用。

　　日军控制第20师的方法是很多的。一、兵器弹药要20师自筹自给，遇到残杀中国同胞时，才肯补给，这是给20师平时劫掠老百姓的机会。二、不把该师摆到“前方”，怕接近抗战“前方”时，部队会散回到老家，让他们当兵不打仗，“吃太平粮”，使能苟安下去。三、在汪伪军中，布置地下情报网，派许多特务，用配给布或纸烟等引诱下级军官佐属，替他们刺探各级官佐士兵的言行。这些特务都装成外表恭顺，故意说日方坏话，来试探他们对于日军的真正态度。四、日军对汪伪军，表面上只派去联络官(师、旅、团)，也并不是每个团都派去，如78团就没有日军联络官，见面时礼貌甚周，口蜜腹剑，后边另有对付伪军的一套。五、日军与师部来往公文，用“通牒”，不用命令，使人误认为伪军能独立自主，与日军平等。实则有什么事情，下命令给陈耀祖，再由陈来下命令(不依命令，就借口解决)。另外还有其他临时的各种方式的软化政策。这样，汪伪军在这种周密的控制下，有些人就以为汪军与日军是同盟而不是从属。

　　伪78团辖3个营，第一营驻羊额，第二营驻勒流，第三营驻勒流对岸，团部在勒流墟。兵器照旧制配备，军官多由地方杂牌军人充当，士兵多沦陷区饥民。当时军粮奇缺，每名士兵每日发米三两，故每连士兵，只八九十名。病饿而死者不少。

　　驻地是“大天二”世界。勒流是老牌廖子尽(是国民党游击队第二支队司令官，我的老友)之侄“大金忠”地盘。烟、赌、杂捐、码头费是他的给养来源。他又联合各地大天二组“八大公司”，把持交通、运输。所谓的“游击队”和伪军是一家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分别，共同压迫抢劫、残杀平民的。廖子尽的通讯电话所(外表是乡公所电话所)，就在我团部的楼上。我团驻地和游击队错杂地住在一起，相安无事，伪军和“游击队”在街上经常见面，不打招呼。伪军士兵通常不携枪，“游击队”则全都带手枪。伪军官携手枪上茶楼和“游击队”队员在茶楼同桌共食，各人都放下武器，和平相处。当时人称：“游艺(伪)大杂会”。伪军武器差、人数少，成为游击队的附庸，互相结纳。那些所谓游击队，虽然随时可纠合个把人，挑枪百余挺，但对日军则不敢抵抗，每逢九江日军出巡，便闻风先遁，日军走后，又复出现。有一次“大天二”某结婚，各帮来贺，开机关枪作爆竹为贺礼，彻夜鸣放，耗费弹药很多。

　　日军只在九江驻一个大队，大良驻有一部分，因“游击队”从不攻打日军，日军对他们采取怀柔手法。有一次夜间，一队日军路过勒流墟，“游击队”已走避一空，日军大队长在廖子尽大门板上写“廖子尽先生，不别(必)逃走”八个大字。是揶揄，也是实情。

　　1943年初。我团接师命令移驻新会睦州、三江一带，一部驻三江，主力驻睦州，但没有什么任务。这里北面是真空地带，国民党“游击队”帮大小多至20个，都在那里压迫剥削平民，但看不到他们的武装官兵，我不认识他们的帮首。有几个大帮，如三江赵苦、大鳌、苏广等，我趁农历新年，派一个心腹副营长，穿便衣携我名片到这些大帮老巢拜年，用以联络，他们设盛宴招待这个副营长，杯盘交错，谈笑极欢。

　　这地区的“游击队”颇为复杂，其中有同时受渝方、日方、汪方的委任，日、蒋、汪一家，在这里看得最清楚。

　　三、汪伪军44师

　　1943年，高汉宗接任伪军第44师师长，带队驻潮汕，要我一同前去。是年八月，我交代完毕，便到潮汕高汉宗师部。

　　伪军第44师是在广州组成，是“前汉”时期(汪精卫成立伪政权以前时期)的130团、131团、132团三个团及一些直属队改编的。130团团长汪中，原是“前汉”黄礼的底子，兵器劣，有步枪八九百支，其中废坏的二百余支，没有机枪。军官中的营、连、排长，均“前汉”地痞、流氓和游勇，士兵系随时抓来的流民乞丐，体质极坏。131团原是驻中山之“前汉”陈瑞祥团，兵器兵员接近旧制水平。每连有兵七八十名。132团来历不明，兵器兵员与131团差不多，新派的团长叫黄清泉。

　　高汉宗到潮汕后，他所辖的131团团长陈瑞祥，与日军有较深的关系，没有更动，但也放一个高要人去当副团长。132团团长黄清泉系伪绥署参谋长黄克明的兄弟，高也不敢更动。只有130团汪中，没有凭借，于是把他拉下，团长便落在我手里了。但兵器不足，屡请补充，均无结果。

　　潮汕沦陷区不大，只有潮阳、潮安、澄海一大部。这些地区，国民党军队远远离开日军驻地，中间有极大的地方是没有人管的地带，这些就是所谓国民党的“游击地区”。日军在沦陷地区，驻有较大兵力，采取军事统治，手段极端残酷。伪汕头市政府，潮阳、澄海各个伪县政府，直接秉承日本军方的意旨，处理一切事务。汕头市的“密探”、“特高”无孔不入，时常听到捉人砍头之事。伪汕头市府收发室门房曾发现炸药，伪市长诬指老百姓所为，因此牵连40余人，被捉去杀头，这些都是无辜被杀的。此外各县的老百姓因其他事故被枉杀的也不知其数。经济和交通公共事业，完全由日本人及台湾人把持。晚上实行宵禁，由附和日军的台湾人检查行人。在和伪军的关系虽是用“通牒”。但师、团以上单位均有日军联络官到来，控制极为严密，凡事都要通过他们才敢执行，伪军军官没有丝毫的权力。

　　伪军的使用和分驻，表面上是高汉宗的命令，实是出自日军的主意。他们怕伪军“作反”。将我团分割开来驻防，初时团部和一个营驻澄海外砂，其余由师直属使用，后来进驻澄海莲阳，团部附一个营，另由132团拨一个营归我指挥，这样分散开来，互相牵制。

　　日军用尽各种手段收买伪军人心。我记得我驻莲阳时，前方日军阵地是樟林、东陇，接成纵深野堡防守，兵力约五个中队，每中队200人，武器充足，由西村联队长负责。一日，西村来访，携酒十斤作礼物。又 一次他请我吃饭，盛宴招待，席间着新从日本士官毕业派来当见习官的20余人，对我行“谒见礼”，仪式是逐名经过席前垫板上叩三个响头。又一次，我到他处回拜，恰巧又有几个中队长回部向他请示，西村叫他们来和我相见，并说：“你们后辈，在前方要听张团长教训”等等。他又介绍日特务机关人员唐生中佐和我做朋友。这种拉拢手法，做得若有其事，对我们尚且如此，对高汉宗更是“优礼”有加了。高汉宗到了汕头，将全部家眷带去，除了分肥各项苛捐杂税外，还经常广播“大东亚共荣圈”的鬼话。他对日本人是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的。所谓“在敌后建立武装”，“所谓策”，只是个骗人的鬼话而已。

　　四、所谓和战区及内地的联系

　　1943年冬，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派出少校参谋杨鹤棠，会同高汉宗派去的陈朴公，两个持余密函由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协助，化装成贩黄豆商人，到达高汉宗师部。高派马弁告知，我派副官接他们到团部，我和他们密谈。据他们说：所带的余汉谋密函已在临近日军阵地前因怕检查焚毁了，内容写的是：“掌握你的部队，静候反攻。”他们在我团部住了两天，我当时看到日军败象已露，形势要使我“策反”立功，才可以交代。我请求他们转请余汉谋多派下级军官潜入，以便更换、掌握部队，并请将联络任务转到前线边区办理。供给信号，以便随时俟机行动。

　　第三日，我叫副团长郑万把他们送往汕头高汉宗住宅四楼居住。住了四个月，由高设法，经由防范稍疏的王一中营地，掩护送回韶关。

　　我和高汉宗投敌，是在1942年秋的事，行前，由高汉宗派人和余汉谋联系的。事隔一年，直到1943年冬，余才派人来接头，人虽来了，却没有具体指示，高汉宗答复余汉谋的密函只有“沉机观变”几个字(这密函由高对我说的)。

　　我驻连阳时期，团部驻在涂城。一日，忽有一高大汉子来访，我的中校副团长郑万(高的妻舅)，带来见我。取出高的亲函，信内说：“宋君有事奉商。”我即屏退旁人密谈。宋说：“这边(指国民党统治区)派我来此捉大汉奸，已有数十便衣潜入，请你协助。”他指定某乡(乡名忘)要我派兵戒严，我只能照办。是夜，他们有30余人到一家大榨油工场抢油，携铁桶二百余个，整夜抢油装运。将天明时，下艇即去，并没有捉到什么汉奸。

　　不久，该乡王乡长来见我，面述油场被抢经过，请求缉匪追赃。我在该乡长去后，问郑万如何处理，郑笑着说：“可批示商人，枪匪已拿到，解上级法办，赃款追得20000元，着商人来团领取就是。”这时，我才知道高汉宗是给特务发一次财，将来可以买特务的情而作自己后路，丢去20000元，是很值得的。

　　五、国民党特务利用我串演一幕丑剧

　　1943年以后，日军在中国力量已蹙，惶惶不安。在44师中岑嘉言营和王一中营都脱离汪伪。敌人认为高汉宗不能尽其职责，要陈耀祖下令将伪第44师易长。1944年春，由伪绥署派李少庭来接充44师师长。我因和高的关系，一同解职，返汕头居住。我看到形势这样急迫。自己并没有策什么反，将来如何交代，心中焦急不堪，只有想到设法和44师各连长接触，企图有机会时，搞个“反正”。我这样决定后，就设法找一些蒋介石的所谓地下人员联系。不久，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名叫李诚。为了接近他，我才搬到他家中居住，由他介绍一个常由内地来汕头的张道南和我认识。李诚说：张是第七战区少将参议。我和张多次密谈，请求张向闽粤赣边区副司令欧阳驹给予联络讯号及派人来汕协助。但张道南每次回来时都说：“欧阳副座对你嘉慰”。最后一次 竟说：欧阳叫你拟出“反攻计划”。我揭穿他说的是假话，他才说明他是蒋介石的中统特务“粤东监视网”潮汕组组长，来汕头收集日伪的动态情报。他常与边区接触，保证俟机向欧阳驹牵线，先要我对伪军有把握，有若干兵员枪械可以反正才能请边区接应。当时由张给我一个机关通讯的地址：“兴宁信箱四三九号”。说明我有行动而张又不在时可以借此取得联系。

　　1945年8月12日，日军无条件投降，15日，我仍匿居浮洋，是夜忽接潮安县府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有中央大员到来，要我立即去见，并说县府派兵来接。当时是凌晨两点钟，我立即前往。到了潮安县府，见到一个近视眼的汉子，给我一封信说：“我们知你辛苦，现专员有函慰劳你。”我看信的内容是：“张道南、张家庄潜伏敌区，不避艰险，殊堪嘉许”等语，却未有陈积中签名，这使我摸不着头脑。这个近视佬自称郭晋，系由专员密派来工作的，并说“专员”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潮汕视察专员”(当时他没有说是调查统计局，后来是张道南对我说的)，他约我明天到汕头同陈孝天(李少庭伪44师132团团长)到44团工作。这时我才知道我已被卖断七战区和边区的关系，被架到“中统”方面去了。

　　翌日，郭晋和陈孝天到44师去，我因与该师参谋长冯剑虹有过私人意见，不便同去。后来听说：由中统出头，冒称伪44师是由中统“策反”的，改名“自新44师”，并取去该师花名册，兵器册等材料，作为向他们上级领功的证据。

　　不久，闽粤赣边区司令部移驻汕头，我私自去见欧阳驹，说明过去情况，并请求安置我的工作，欧阳驹说：“暂时随他们工作也好，候伪军改编完毕，再替我想办法。”不久，伪军第44师改名为自新44师，调驻江东区。那时特务要利用我吸收伪军，方便他们“劫收”，所以先在伪军中宣传我是“中央大员”，派给我“自新44师督导”名义，尅日往江东区安抚听候整编，并要我同边区参议陈伯×(忘记一个字)一同前往。于是伪军派出汽车，准备山轿，由一连兵作护卫，吹起军号，把我装扮成“中央大员”样子，到达东江区。一路贴着欢迎我的标语。我被人摆布，啼笑皆非，又未卜吉凶，心情十分黯淡，但又不能不强作欢笑。在此逗留了一个月，不少人都来依附，座客常满，陈伯×也意气消沉。他说：“我们不久失业了!有敌有我，无敌无我。”到达后两天，他先走了。约在9月中旬，陈积中和我谈缴械事，我没有什么意见。不久，由边区派兵一营，到江东区下令缴械改编。缴械后，将士兵拨186师张泽深部及其他团队作补充。营长以下，每员发20多元作旅费遣散。团长以上，均集中汕头，由“中统”包庇。看到有钱的，进行迫勒，叫他们交出金钱财物，钱迫得差不多了，或者没有油水了，送入监狱。送入监狱的有伪44师师长李少庭、伪参谋长冯剑虹、伪130团团长李元忝、伪131代理团长何从(原团长陈光辉在逃)、伪132团团长江孝天、伪汕头市公安局长陈利民等6名。(以后如何结果，不详。)

　　我扮演这幕丑剧完毕以后，没有什么可做了，他们便叫我回到汕头，只有候船返广州。一日郭晋电话通知“外面‘军统’要捉你，立即来‘东山’”(陈积中住地)“保护”。我即跑到东山。郭晋见了我，立即把我禁闭起来，责我曾私自拜见欧阳驹，是违背中统的纪律，叫我住在地下小房间，外边派兵看守。这时，他们用“东山”管伙食的人来问我，“闻你任督导时，收受很多金钱财物，现在公家伙食困难，你可取出归公。”我向陈积中表示我没有弄到钱，除交回四支手枪以外，什么也没有，并说：“上不愧于屋漏”，陈积中听后也没有再追了。

　　不久，房门卫兵撤走了，有人示意我，可以走了。我便化装从东江回到广州。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05 14: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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