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仲棻：抗日战争时期的西江航运
2018-11-24 09:09:43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广州沦陷时的航业大撤退

　　1938年10月，日寇南侵，广州弃守，绝大部分的轮船、电船和渡船纷纷向各江撤退。浅水电船多撤向东、北两江，吃水深的电船、轮船和渡船多撤向西江，部分则撤向江门和三埠各地，也有自行放沉于偏僻的河汊。

　　撤退东、北江的电船继续航行于河源、老隆、清远、英德、琶江口等处，撤退西江的轮船、渡船、电船最后集结于梧州，组织成立交通部广州航政局西江航业战时服务社，联合经营，维持西江的战时交通。撤退至江门、三埠一带的轮渡，继续经营三埠——澳门、江门——容奇和容奇——澳门等航线。1939年初，江门沦陷，航行这些航线的和记、民族、民权、民生等轮渡、均逃避至澳门。后来，这几艘花尾渡为维持员工的生活和其自身的保养计，有以之经营水上酒楼茶室或旅店的，直至日本投降后，始驶回广州恢复营运。至于受理航政的广州航政局，在广州失陷前，早已由局长卢逢泰率领该局员工溜到广西柳州去了。

　　二、交通部广州航政局西江航业战时服务社成立经过

　　向西江撤退的轮渡电船，因日机沿江侦察、轰炸和扫射，除都省线(广州——都城)的广兴、广利、利发和均益等四艘渡船继续航行肇庆——都城外，均沿途流落躲蔽于肇庆、悦城、德庆、南江口、都城等处的 河汊，船上员工均登岸四散，各自打算，抵留下三两个人就近照管船只。“广宽”和“西南”两艘客货大轮和“新金山”、“新泰山”两艘大型电船早已在梧州由船东留下三两个看船人之外，其余员工均被遣散了。

　　广州失陷前夕，轮渡已不敢开入长堤河面，都在南石头靠岸。堤岸上早就挤满候船逃难的惶急的人群。当时返航广州的客渡电船，都是空载的，船一靠岸，人便争先抢登，转眼间就载满搭客，不得不马上开船，以免被挤沉。搭船逃奔西江的难民，大多麇集于肇庆，其余则分别在悦城、德庆、都城等地暂时棲止。而徒步从广州经佛山、三水、西南奔来肇庆的又源源接踵而来。肇庆的居民过半已疏散落四乡，市面一片萧条景象，这大堆越来越多的难民在食住向题上对肇庆是个重压，在心理上更是影响人心惶惶不安，当时设置于肇庆的广东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早已处于整装待发准备随时撤退的紧急状态中。专员兼保安司令李磊夫在形势紧急时即临时成立船舶队，以专员公署职员邓某为主任，以暂时棲肇庆——河口线的端江渡所属的明安航业公司负责人冯明甫为副主任。并派出保安队及稽查员驻守都省线四艘轮渡，随船保护，以便确实掌握着他们实行撤退时载运公私物资和人员的工具。广州沦陷后，河道上已是水静河飞，但“广兴”等四舰被“保护”着的渡船，仍是每日黄昏后轮流对开一艘，航行肇庆——都城，以维持交通，疏散难民。肇庆至都城的水程，一夜可达，故白天渡船隐蔽，晚上行船，以避空袭。

　　日寇到达三水后即停止前进，没有继续进犯西江的意图，情势便缓和下来，形成苟安之局。

　　各江航线的航商在陈济棠垮台之后，深感于过去相互杀价竞争，斗至两败俱伤，造成整个航业陷于筋疲力竭的情况，乃接受航政局长姚伯龙的整理办法，办理船舶登记，组织各航线的联营，成立各线联营处以主其事。航业界都认为从此有了美好的前景，因联营后，各照规定运价收费，都大有盈利。岂料不到一年多，广州失陷，他们的理想又幻灭了。当时都省线联营处主任谢仲箎、副主任林仲武和他们的一班骨干很快就先后到达都城，集中一起，故组织上尚保持完整，继续主持原有的“广兴”、“广利”、“利发”、“均益”等四艘渡船联营肇庆——都城这条航线。西江局势稳定后，“端江”和“利高”两渡船又集合员工回船开航，其他领有西江航线船牌各渡船亦蠢蠢欲动，醖酿复航。航线压缩到肇庆——都城这样短短的一程，略容纳十几艘渡船互相落价竞争，结果是大家估计到的，但员工生活迫待解决，又都有饥不择食之概。谢仲箎、林仲武等为免蹈过去覆辙，同冯明甫协商后，由冯明甫走谒李磊夫，商得李磊夫的支持，实行所谓“六线联营”，即都省线、肇(肇庆)省线、江(江门)梧(梧州)线、都梧线和肇河(河口)线，一面敞开大门，但一面又只限于西江航线，无非利用航章规定船舶只能在所领船牌载明的航线内航行而实行垄断。六条航线的轮渡，除都省线外，多已同它们公司的负责人或它们的船东失去联系，他们或走避港澳，或躲避四乡，故实际上六线联营仍是以都省线联营处的原班人马作骨干，也就是仍然为谢仲箎、林仲武所掌握操纵，借着李磊夫的撑腰而巩固他们的地位。

　　1938年，卢逢泰亦带领航政局的员工返抵梧州，临时租用紫洞艇办公。未得参加联营的轮、渡、電、民等船舶纷向卢逢泰投诉，请求统一组织起来，以维持员工的生活。卢乃亲赴肇庆向李磊夫洽商接管西江六线轮渡联营。谢仲箎、林仲武等以过去在专署幌子下组织联营，系一时权宜之计，今航政局归来，自乐於归还建制统系，故主动靠拢卢逢泰。当时全国海河行政系设置四个港口，划分地区范围，各设航政局来管理。管理广州港的广州航政局辖属粤、桂、闽三省河海行政的管理范围，但李磊夫不知其内容，竟误以为广州航政局只系管辖广州一寓之地的航政。广州既失陷，其职权便根本消失，又认为卢临难不负责指挥船舶撤退，事先远遁柳州，实属有失职守，今见局势安定，便来搀夺权利，竟当面向卢抢白，使卢至为难堪，倖然而去。嗣后经谢仲箎、林仲武、冯明甫等向李磊夫解释，从中斡旋转圜。李磊夫了解广卅航政局职权范围后，并获悉卢系孙中山先生元配卢夫人的侄儿，有孙科作后台，自知理短势弱，同时又接到广东省政府改组，李汉魂接充主席的消息，正是“泥菩萨过海，自身难保”，个人禄位，已成问题，更促使他“弃权”，不再与卢争夺了。

　　卢逢泰乃在肇庆召开航商会议。由于谢仲箎、林仲武、冯明甫等的操纵，并得到卢逢泰的支持，决议成立“西江航业战时服务合作社”。仍是以领有西江航线牌照的定期班轮渡为限，其他客货轮、拖轮、电船、渡船、民船及紫洞艇等，均须受该合作社的管制，或编为军运船舶，或给予救济费，以维持员工的生活。社址设在梧州河面的“永发筏”(原系两广航业公司梧州分公司的办公处及货仓)楼上，于1939年1月16日正式成立。临时设址在紫洞艇的广州航政局亦迁至筏上正式办公。梧州当局初时认为紫洞艇上的航政局系属临时流亡性质的，今见其正式设址，亦误认为它的职权范围只局限于广州一隅，乃竟然吃过省界，有拒止之意，又经过一番解释乃罢。

　　西江航业战时服务合作社成立后，报由航政局转请交通部备案，随接批复，着删去“合作”二字，余准备案。他们为避免再会引起误会起见，便在招牌上戴上一顶大帽子，冠以交通部字样，全衔是：“交通部广州航政局西江航业战时服务社”(以下简称服务社)。

　　服务社的组织是以领有西江线航行牌照的十四艘定期班渡(广兴、均益、利发、广利、粤利、桂利、东安、西安、肇昌、鸿记、利航、公益、利商、端江)为基本船，每艘渡船各派出一个代表为理事，在理事中推选五人(后增至九人)为常务理事，推选二人(后陆续增至五人)为监事。每渡可提名九人为工作人员(包括理、监事在内)，除留原渡工作外，由服务社分配在社内或派在各轮渡工作。社内设经理副经理各一人，主持全社业务，均由理事中选任，下设船务股、营运股、总务股和会计室，并设办事处于肇庆，各按其事务的繁简设置工作人员。

　　服务社成立后，即选出谢仲箎为经理，林仲武为副经理，屈必伸和黄韻笙两人为监事，其余各股负责人记得的有吴国基负责总务股，李新球负责会计室，冯明甫为肇庆办事处主任。

　　当时开航的梧州——肇庆和肇庆——都城两条航线均系每日对开一艘渡船。开航的轮渡十足支薪，停船入坞修理的五折支薪。编入这两条航线轮流开航的只限于上述的十四艘基本渡和它的拖轮。至于领有西江航线牌照的“广宽”、“西南”两艘客货大轮和“新金山”、“新泰山”两艘大型电船原不适用于这两条航线，且早已遗散了员工，只留下三两个看船人，除每天发给伙食外，另给每天零用费一角，其余非西江线渡如“顺昌”、“顺民”及航行新造、市桥的渡船，以及一些“花生壳”(由民船改装的小型渡船)、散拖的轮船、民船、紫洞艇等的员工和只身逃难而来的船员有千余人，均每日发给救济费两角半，以维持他们的生活。1939年7月26日，日机大炸梧州，服务社的基本船广兴、端江、利商等三渡和社外的顺昌渡均被炸毁，不少民船被炸沉，但广兴等三艘基本船的员工仍十足支薪，其余亦照旧发给救济费。

　　服务社组织的核心，初期仍是同六线联营时一样，以林仲武为主脑。他在广州内河航业中被认为是一个运筹帷幄的有数人物。谢仲箎虽坐第一把交椅，只是个“出官”(应酬场面人物)而已，实际上是由林策划布置的。卢逢泰虽对人说：“林仲武有办法，谢仲箎有胆。”这是卢心目中对他两人的鉴定。所以在筹组服务社及主持服务社业务这一阶段里，林仲武同航政局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初期，林仲武等经营的珠江航业公司就是聘用当时航政局科长余履坦为经理，随后卢逢泰再度接任为航政局长，余履坦又再回任该局科长，珠江公司就更得到种种方便了，这是后话，但关系都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

　　服务社成立之初，西江的防务只有35集团军64军的155师和156师两个师，在四会、高要、高明、鹤山、新会等县的沿江布防，兵力是相当单薄的。苟安之局初定，又地处前线，人心多存观望，商场惨淡，货客运稀疏，服务社形同“瘦田”。编入班期航行的轮渡，都是抱着暂时“维持两餐”之想;未编入航行的虽是诸多不满，但都是“骑牛揾马”，各谋出路，有的则志图别业，出卖船只来作本钱，甚至有将船舶拆卖的。至员工方面，虽不愿安于每天两角半钱的救济，但轮渡工会没有恢复组织，无人为他们出头作主。后来负责人伍驹虽在肇庆恢复了轮渡工会，而人事不健全，伍驹的声望不大，到会登记的不多，规模很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伍驹只求借工会之名，解决他个人和他几个亲信的生活，轮渡工会等同虚设，故这些员工亦只好暂时借救济存活，相机另谋出路。

　　服务社成立时，林仲武、谢仲箎等便将眼光放在战后复员。他们眼见船舶遭受到很大的伤残破坏，认为战争终有结束的一天，因而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想，他们成立服务社，固然是为了维持目前生活，而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工具，故通过决议，规定所有纯益均作为修缮船舶之用，不作盈利分配。

　　服务社在成立过程中就存在很多矛盾，特别是规定以领有西江航线牌照的轮渡为主体，以服务之名，行垄断之实。又规定纯利不分配，专作修船之用。这两项规定正如两枚定时炸弹，为尔后纠纷的根源，且如治丝益纷，越搞越乱越扩大而无可收拾。直至1944年8月间，日寇进犯西江，梧州沦陷，服务社人员星散，无形解体，纠纷始告结束。

　　但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如地处前线、客货运量不大、人心惨淡、工人无领导、船东或公司负责人逃避港澳或回乡等，故服务社成立初期，尚相安无事，进行顺利。除编定班期轮流航行外，随后再将非西江线的轮渡另行编为军运组，以轮船一艘，渡船一艘，配搭民船二艘为一个小组，照规定的军运给与，供应军运差遣，并照军运开支。

　　三、服务社内部矛盾和对外斗争

　　1939年1月，原35集团军回防西江，集团军总司令部坐镇于德庆的香山，所属64军军部驻肇庆七星岩。以156师防守四会、清远之线，师司令部设置四会县城;以155师防守高要、高明、鹤山、新会之线，师司令部设置高要白土圩。沿江布防，并由江防司令部水雷队敷设水雷封锁肇庆峡。日寇除在新会的江门市驻有军队并在外围附近山地撑开一个据点外，其余沿江一带，由伪军团队防守。是年春夏间，155师虽发动向江门进攻过一次，未获成功，以后便形成隔河对峙的局势。不久，159师归还64军建制，张君嵩的暂编第八师亦增防四会，防务加强了。虽然日寇也是以小部队窜扰过高明朱六合，作试探性的进攻，随被击退。直到1944年秋，日寇大举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之前，西江一带虽地处前线，却是相当安全的，因而走帮做生意的人，不论是沦陷区或蒋管区的，都逐渐活动起来了。当时，鹤山的沙坪是突出在防线外的一个镇市，它位置最前线的河边，是通向沦陷区的一个孔道。洋纱、电油、洋什、故衣都从沦陷区运进来，以沙坪为集散地，然后经鹤山的龙口圩到达高明，沿要(高要)明(高明)公路到白土转水运到水口(肇庆斜对面)。赶时间的则仍多由白土陆运直达水口，然后转船过江集中肇庆，大部分航运梧州转运桂林、柳州、贵阳、昆明、重庆等地，小部分则经四会运销曲江、衡阳、长沙各地。由阳江运销曲江及湖南的盐，也是运至肇庆转运的。桐油、青麻、黄麻、钨沙……等禁运物品则有人凭特许运照，或则有人凭特殊势力武装押运走私，或则有人直接或间接买通关卡和防军暗中走私，均是由梧州出口，运抵肇庆后，转运水口或白土，然后雇伕子挑运，仍是沿要明公路运到沙坪入沦陷区的。因此，肇庆便形成为一个转运的枢纽。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高明公路上的货运便逐渐畅旺起来了，伕子、轿子、走帮的商贩、走私的失业军人和特殊人物都越来越多，真是熙来攘往，络绎于途。军统局的缉私处与直接税局都在沙坪设有机构，名为缉私，实则包私、放私，或串同走私。广东省银行亦设置沙坪办事处(主任麦××)来办理押汇和调拨头寸。鹤山著名“大天二”何柏(又名何老二)就是以沙坪为他的地盘，出入有“马仔”提着驳壳手枪和大枪(轻机关枪)前后拥护。顺德勒流著名“大天二”“大金钟”也在沙坪设有商号，何老二更不在话下，不少商号都与他直接间接有关系的。其余商号亦多是同一些特殊人物或特殊势力直接间接有关的。贴连沙坪的山坡摆满故衣什架摊，多是从沦陷区来的走帮商贩所摆设，供应内地走帮商贩采购的，时常是整批交易的。这些山坡无形中成为一个市集，摊当密密麻麻，互相衔接，趁市的人，摩肩擦背。笔者巡礼过几次，确有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之感。沙坪为蒋管区与沦陷区的货物往来集散地，即连鸦片烟土也不例外。1943年由宪兵从曲江押来沙坪“外销”的一批“特货”(云南贵州烟士)，其主要承销人就是何老二和“大金钟”，一些特殊势力的人物也承销了一小部分。“特货”是在沙坪前头的一条山村的祠堂内交收的。这条山村(村名已忘记)是临时决定的，交货的时间是在入黑以后，而山村没有电灯，所以临时向村内的人家购火把来照明。何老二和“大金钟”都派有大枪来接货。“大金钟”的人马收货后立即过江而去，何老二的货则运回沙坪屯存，其余部分则在特殊势力或买通防军的庇护下回流肇庆。当时沙坪的酒楼、茶室和旅店有好几间，规模都相当大，营业很旺，特别是旅业，经常是客满的。还有一间演粤剧的临时性质的戏院。沙坪有电灯，每晚灯火辉煌，笙歌聒耳，茶市几无虚坐，每至午夜始散，形同一个太平无事的繁盛市镇，置身此间，几乎忘却是敌我对垒的中间阵地。沙坪的图景，正是蒋介石假抗战的写真。

　　肇庆的市面比沙坪更旺，它不单止是由梧州和沙坪来的货物的一个转运枢纽，同时是个军事政治重点，所以，肇庆——梧州和肇庆——都城这两条航线的营业越来越兴盛，真是货客两旺，出乎初时意料之外。服务社这块初时被看“淡”的“瘦田”逐渐肥起来了。眼见心谋的人便多，隐伏着的矛盾便日益浮露到表面上来，前述那两枚埋藏着的定时炸弹已临触发的时刻了。

　　一些未得到安插的人，见货运日有起色，便组合受救济的轮船和民船，进行接载货运，揽夺服务社的生意。其中给服务社最大威胁的有熊瑞生和曾强两人所组织的货渡。他们两人是西江航线轮渡的老司理，在这条线上人面熟，同沿线埠站各商店的行街都有很好的联系，不少货物都给他们的货渡抢去了，卒使谢仲箎、林仲武不得不将他们两人收买回来，安插在肇庆都城线的班期渡上当司理。

　　服务社规定将盈余专作修理船舶之用，有其长远之眼光。但谁都要先修好自己的渡船，当权派近水楼台，自然占了上风，争修船的偏私问题便严重地存在着，有的应修而延搁不修，不应修的反先修了，有的应大修的只得到小修，而只应小修的却大修。汤博文原是谢仲箎派专人赴澳门催请他来梧州协助的，但汤因他的“利航 ”渡渗漏得很利害，时常是边行船边戽仓底水的，却未得到修理，使汤至为愤懑，因此，反面相向，在会议上向谢、林提出质问，严予谴责。被敌机炸毁的“广兴”、“端江”、“利商”三艘渡船，其中“利商”渡的船底还是比较完备的，是理应修复的，但却不予置理，而“均益”渡在鸡笼洲(梧州口)附近因汽灯失火致全船焚毁，反得到修复。总之，争修船问题是服务社内部矛盾的一个焦点，这里所举的只是两个例子而已。

　　由于货运趋好，非西江线的轮渡又上控到交通部，指为少数人垄断战时交通航运，请予一视同仁，饬令服务社一律编入班期轮流航行。

　　那些逃难港澳或躲避返乡的商船或公司负责人得悉船已复航，西江安定，服务社业务蒸蒸日上，便都返回梧州。权利地位的争夺日趋尖锐。两广公司老板苏耀宸回来后即唆使其轮渡代表黄锦康和仇北旺二人串同其他一些轮渡代表酝酿进行倒谢仲箎、林仲武的台，因任期未满，隐忍以待。迨一年任期届满，例应改选，黄锦康、仇北旺为加紧进行，推出大航商潘月樵和资望较深的汤博文来与谢、林抗衡。由于修船的偏私问题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形成苏耀宸一方的优势，卢逢泰对谢、林也爱莫能助了。结果选出潘月樵为正经理，汤博文为副经理，另增加副经理一人，选出两广公司的轮渡代表陈文耀充任。又成立理事会，采用理事长制，选出梁炳浩(两广公司的轮渡代表，苏耀宸的代表人)为理事长。监事二人，仍旧为屈必伸和黄韻笙二人当选。

　　新任登场后，潘月樵的“广宽”、“西南”两艘客货大轮和“新金山”、“新泰山”两艘大型电船的客船员工均照班期轮渡停船的规定：五折支薪。汤博文的“利船”渡自然也得到优先修理。但雷竹池因他的“鸿记”渡的修复问题认为不公，又同汤博文吵起来了。争修船的问题依然严重地存在，且愈演愈烈，意见愈多，分歧愈大，竟至召开代表会而屡次流会，甚至无人出席。

　　服务社改选后，潘月樵为巩固其地位起见，与35集团军兵站分监夏秀峰深相结纳，借以撑自己的腰。潘时常在抚河的妓艇上同夏饮宴酬酢。广州航政局以服务社经常发生争修船纠纷为名，派林仲武为局派的监事来监督服务社。夏秀峰因以前曾伸过手向服务社借钱垫支军运费用，林仲武认为是一种变相敲诈，婉词拒绝，为夏所怀恨，今潘月樵主动向自己靠拢，自然乐于给以支持而压制谢、林这一派了。

　　潘月樵和汤博文的任期届满，而代表会又因修船纠纷而屡开不成，服务社陷入无政府状态。广州航政局乃令饬组织整理委员会，派谢仲箎和黄韻笙两人为正、副主任委员，负责整理服务社，因谢、黄两人被认为是折衷两派比较适当的人选。谢仲箎同黄韻笙支撑了约半年，潘月樵、苏耀宸等又通过夏秀峰勾通了35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德庆香山总司令部内召开航商代表会议，由副官处长梁奠基和兵站分监夏秀峰主持，在军事压力下，选出潘月樵为经理，苏耀宸的骨干唐志雄和梁炳浩两人为副经理，并扩大了军运组，直隶总司令部，仍以服务社编余的船舶组成。该组的船舶员工的工资仍由服务社负责，另由服务社补助军运组每月经费三千元(一说五千元)。唐志雄并取得了35集团军总司令参议的名义，穿上军服，挂上横直带进出服务社办公。

　　这时梧州上河各地的货运也逐渐旺畅起来，民船也有了出路，江防司令部设置的引水管理委员会亦将失业的引水员集中管理训练，受服务社救济的员工便越来越少，但直至梧州失陷以前，仍有少数失业，领取救济费的员工。

　　1942年间，服务社接广东省政府命令饬将船舶移交西江驿运处接管。服务社以本身纯属私营企业性质，且经报准交通部备案，所有船舶均属私人物业，正式领有船牌证照，省府实无理由接管，故未予置理。由连山县长调升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王仁宇，来肇庆接任不久，以服务社抗拒省府命令，乃传讯当时湾泊肇庆的班期渡肇昌渡司理陈珠、均益渡司理陈其骧、利发渡司理梁清泉，随即扣留，押候办理。同时，西江驿运处主任杨子强亦率带官兵接管了这三艘渡船及其拖轮。潘月樵接到肇庆办事处急电报知消息后，即临时停止梧州的渡船开航，随偕同谢仲箎乘专轮到肇庆设法转圜，见情势不佳，马上又原船溜回梧州。

　　肇昌渡是余汉谋之兄余吉娴所经营，同苏耀宸的穗昌渡(余吉娴亦加入有股份)从陈济棠统治时期开始就一直借势垄断了肇庆——广州这条航线。广州沦陷时，余吉娴避居罗定。西江局势虽告安定，余亦只间中回肇庆老家一行。这时肇昌渡赶派专人到罗定找余吉娴设法，余即返肇庆，在家里用电话大骂王仁宇，要他即时放船放人。王仁宇惟有唯唯而已。三艘渡船的司理已扣押了三天，这时才被释放出来，恢复自由。杨子强虽曾强迫开过一班船往都城，但不敢强迫开往梧州，因梧州非势力范围，船抵梧州后便无法控制了，而停航下去，便影响交通，形势对已大不利，只好撤走各船的官兵，放还船只，仍着服务社正式移交。这时，服务社内部又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一面电请交通部制止广东省政府的不法行为，一面推派谢仲箎、潘月樵二人前往重庆谒见交通部长俞飞鹏陈述经过，吁请支持。交通部据情电请广东省政府制止西江驿运处的违法行为，以保护民营企业，维持西江战时交通。服务社认为虽有交通部及航政局撑腰，但“不怕官，最怕管”，为应付西江驿运处计，乃将轮船八艘，渡船三艘，民船三十余艘拨给西江驿运处成立船舶大队，所有该队经费由服务社补助。西江驿运处接管服务社的一幕始告结束。(一说广东省政府要接管服务社与朱克勤有关，并由其爪牙骆光出面活动云。朱克勤事前留在肇庆露过面，但具体情况不详，留待知者补充)

　　客货运的畅旺又造成服务社的轮渡回复过去的种种陋弊。船上员工个别的和集体的走私与舞弊继续出现，越来越利害，甚至短报部分运费或全部侵吞中途货、客运费都有了。陈珠曾告诉我，他原不想同流合污的，但大伙这样干，声言不加入就挤出去，被迫得无法，只好落水。船商亦多利用自己的船进行走私活动和营运。常因抢先赶市，将客商应在当日付运的货物推迟至后一班期载运。监察院监察使刘侯武巡视到梧州时，即有客商以此事件向刘控诉。刘派人到社向汤博文查询，汤说并无此事以对。随后潘月樵返社，汤以刘监察使派人来查相告。潘说事无佐证，由他查去好了。因落货先后，并无严格规定，渡船亦有种种理由推迟载运的。刘侯武因找不到确证，亦未作处理而罢。在服务社后期中被同行认为走私舞弊最突出的是肇昌渡代表梁炳浩。因他以副经理身份兼渡上司理(肇昌渡原日司理陈珠已调修理好的广兴渡当司理)，故更受人指责。但服务社内部矛盾的主流仍在修船问题。当权派每将盈余先修理自己的船舶，固然同在野派发生很大的争执，而当权派中也是互不相让的，因而多以利害关系形成小集团，互相攻讦，上控至交通部。交通部认为服务社有整理之必要，派唐应华为整理服务社的特派员，设立“交通部整理西江航业战时服务社特派员公署”，归航政局领导。唐应华到梧州后，特派员公署所用骨干全部派委他在招商局任经理时的班底，并将各渡船的代表都纳入理事会，一切事权均掌握在特派员之手，因而与航政局长卢逢泰发生磨擦。卢、唐之间在职权与人事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航商为了抢先修理自己的船，纷纷奔走于特派员门下，服务社内部意见不仅未因唐来整理而得到解决，反而权利之争日趋扩大。整理服务社乃为治丝益梦，愈整愈乱。唐应华与卢逢泰各行其是，互相告到交通部。交通部乃派周演明为广州航政局长兼整理服务社的特派员以统一事权，唐、卢遂一拍两散。

　　周演明虽独揽事权，但服务社已形成无法收拾之局。1944年西江沦陷前，沙坪和三埠的货运已不通，航运业务因此不振，而以前盈余的钱又都争夺了去修船，不仅无法周转，且陷于不能维持的处境，卒至将所购置的船坞(系浮坞，可修小型花尾渡)出卖来发工资，维持员工生活，直至梧州沦陷。

　　1944年8月，日寇进犯西江。梧州沦陷前夕，航政局仓皇撤退。周演明领着少数随从坐电船逃向上游，服务社无形解体，正、副经理及社内职员各自逃难。轮渡有的逃向上游，有的避匿附近河汊，有的自行放沉，有的则跟着周演明的电船尾随至桂平。服务社会计室的一部分人追到桂平寻着周演明。他们问周这样无目的地逃跑，究竟逃到何处为止。周演明遑然无以答。会计室人员乃要求发给疏散费，使各自逃生。周恐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及航商继续追上来请求处理办法，将无法应付，为急求脱身之计，乃每人发给疏散费三千元，随即驶船直奔南宁而遁，丢下了各轮船、渡船、电船和民船，任其沿途流落，自生自灭。其时，桂平、滕县、大湟江三处尚未发现敌踪，日寇尚远在后面，国民党的飞机来盘旋并低飞侦察，躲在老滩掩蔽部的会计室九个人员连飞行员的面孔都看得清楚，却瞪眼看着这架青天白日徽的飞机竟向逃至桂平上老滩的粤昌渡轰炸和扫射，以致该渡着火燃烧，渡上员工十六人，死了九个。嗣后又得悉逃至滕县的天行轮船和逃至大湟岗口的江州轮船也同样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扫射。李君忆述时犹有余愤。

　　四、骑在轮渡上的三个瘟神

　　广州沦陷后，余下来的西江水路交通完全在35集团军势力之下。该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梁奠基、兵站分监夏秀峰(分监部设在都城)和肇庆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范雨生(是由64军派充的)便成为骑在当时西江轮渡的三个瘟神。梁奠基的打人，夏秀峰的好色，更是渡船中无人有晓的。

　　渡船上的司理和账房人员，一见梁奠基来搭船就如见了老虎，都提心吊胆，得打醒十二分精神来侍候他，稍不小心就会捱他的“士的”的。甚至有时为了讨好他，反而惹祸的也有。例如有一次梁奠基由肇庆返回德庆，船抵德庆时，因是逆风上行，照例是放慢航速让小艇靠拢渡船接载乘客过艇上岸。渡船司理(忘其名)以船距岸较远，叫梢公打钟(指挥拖轮的讯号)“圈头”靠近岸边一些，但“圈头”就必须绕一个大圈，要花多一些时间，梁奠基嫌阻慢他上岸，兜头就打了那个司理几“士的”。梁奠基的淫威且干预到服务社的行政。1941年，日寇攻占香港前夕，在香港的国民党军政委员都由蒋介石紧急派出飞机接返大陆，连孔二小姐的爱狗也坐上了飞机回到重庆了，但留下不少失势的“过气老官”。陈济棠也是未能逃出来的一个。约在1942年初，他乔装成一个堪舆师，偕同伴二人(据说一个是随从，一个是姓蔡的盐商)间道通过沦陷区进入沙坪，经高明到达肇庆，由其随从往告临时设置肇庆的海关关卡，说有位要人赴梧州 ，请海关代向渡船定三个客位。渡船为应付过往军政的恶人计，原就经常控制有一定的客位的，凑巧那天班期的桂利渡已告客满，所控制的餐楼客位亦只剩得两个。接海关通知后，见陈济棠相貌不扬，又穿一件旧布长衫，更显得猥琐，同来的两个人又都是常人服装，绝无“要人”的样相，乃不予重视，只临时摆多一张竹椅在他们客位之前，便算了事。开航后，账房人员用膳时，又要将那张竹椅取去应用，致引起争吵。陈济棠不愿暴露身份，在旁默不作声。但争吵越来越激烈，助理员梁兴为息事宁人起见，自动让出自己的睡铺给陈济棠歇息，并与陈攀谈。陈得悉64军军长陈公侠同船上德庆，请梁邀陈公侠来见。梁以陈偌大口气，一时也摸不着头脑，走告陈公侠，说有位客人邀他下去相见。陈公侠问悉客人神貌后，即叫梁引见，陈见陈济棠即立正行礼口称总司令，并即让出自己歇息的司理房给陈济棠。这时慌煞了司理林绍南，赶忙来赔罪。事后，梁奠基要服务社撤林绍南之职，并罚他捐工资三个月赠给方便医院。但服务社是轮渡联营的组织，各渡内部人事是各渡自理，服务社无权过问，但在势力压迫之下，更糟的是碰在梁奠基手上。服务社为应付梁奠基计，表面上答应遵办，实际上只是林绍南改名林有，撤换林绍南，以林有接充司理。因渡船是轮流值航，梁奠基又不是经常来往的，如果真正那么凑巧碰上他来搭桂利渡，即推委司理“竭水”，由副司理出面接待就是了。至于罚薪一事，则以林绍南名义照捐，由服务社在公款项下拨付。

　　梧州是一向禁米出口的，米价比广东平。兵站分监设兵站于梧州，夏秀峰利用其职权，借运军米来搭运走私出口，获取差价。所用船舶，均由服务社军运组供应。分监部及所属站库的官员搭渡都是搭“霸王”船(不给水脚)的，中上级官员还得招呼晚餐和宵夜。夏秀峰经常来往梧州、德庆和肇庆，司理和账房的人员每见夏分监来搭渡就皱眉头，并不是因为司理要让出睡房和特别为他加菜吃晚饭及宵夜，而是要替他找女人为他搥骨按摩。因常有流娼搭船上落，问题还是得到解决;没有时，便要在沿途埠站想办法找来应付他。

　　渡船上的票房都是要控制着十多个最好的客位不卖出的，主要是用来应付肇庆军警督察处。35集团军总司令部和64军的官员来往搭渡 ，都是由督察处通知渡上账房留位的。这些人不但无须给水脚(船费)，晚饭及宵夜时账房还得来邀请上座。如果是范雨生或督察长亲来渡上交带的话，司理房就得让出来并加意招待了。海关和专员公署也经常通知渡船留位，也同样要请吃饭和宵夜，但另眼相看的还是督察处的条子，比较起来，是优先对待的。

　　总而言之，渡船在这三个瘟神的淫威下是无法免疫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4 09: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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